人参与)当1999年全面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时，地方政府再无异议，积极组织实施，甚至动用警力。
早报记者 徐益平
“为什么温州出了这么多企业家，他却成不了银行家？”时至今日，黄正瑞仍为自己的苍南县老乡方培林“抱不平”。
两年前从温州苍南县总工会主
“姓社姓资”、私营经济、温州模式……这些温州改革史上一度异常敏感的话题如今都已尘埃落定。然而，还有若干项探索至今如坠雾中，“民间金融”便是最引人关注的一个。
几个月前，一场惊动朝野的民间债务危机使温州民间金融旧话重提。学者冀望倒逼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使地下金融阳光化；官方也已上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
然而，早报记者注意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民间金融发展史上，类似的契机已出现多次，结局却无一例外。国家出于风险防范和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的考虑，仍实行管制政策，且市场感受到的管制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严密，最后的“输家”始终是民间力量，尽管民间资本急剧膨胀，民间金融依然以“灰色”的状态在体制外徘徊。
“银行业改革开放的路径，在制度选择上基本走了一条排斥民间资本的道路，迫使部分民间金融在地下野蛮生长。”长期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说。
思考良久，黄正瑞也似乎找到了答案：成不了银行家，是因为方培林从事的是改革最落后的领域。
缝隙中成长
疯狂的游戏持续了一年多，“抬会”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迹象，恐慌在各乡镇飞散。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极度亢奋转为极度恐慌。整个秋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冲进会主的家。在这场“抬会大灾难”中，短短3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温州模式有几个特点，民间金融是其中之一。”温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说，“在浙江，温州一直是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地区按理说，金融生态良好，应该有民间金融的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
温州的民间金融滥觞于互助性质的“会”。作为古老的民间信用形式，俗称“抬会”、“标会”的“资金互助会”最初并不具有营利性：亲友聚在一起筹集资金，轮流使用，主要是为了盖房、办婚丧事或买大宗物件。互助会蜕变为民间借贷组织，发生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
1970年代末，家庭工商业在温州起步，农民购销员“十万大军”走南闯北，但在传统金融体制下无法从银行、信用社得到贷款，资金需求只能求助于民间信用，许多互助会转而为家庭工商业筹集资金。由此，会金的用途由消费转入生产、流通领域，不能生利的货币变成经营性的生利资金。同时，民间会数量激增，规模也扩大许多，有的地方几乎家家入会，不少家庭同时入几个会。
经数年经营，家庭工商业收获第一桶金，反过来为民间资金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来源。另一方面，家庭工业迅速扩张、专业市场涌现，对资金的需求急剧增加。到1986年底，温州个体工商户13.8万户，从业人员约35万；全市农村贸易市场近400个，其中规模最大的10个专业市场年成交额10多亿元以一年周转四次计，周转金在2.5亿以上。方培林所在的苍南钱库镇，其综合商品市场就是十大市场之一，全镇每四人就有一人经商。
如此相互作用，民间资金市场成为初步发育的金融市场，专门从事货币经营的金融专业户出现，并达到一定规模。这种专业户有两类：专门从事各种民间会的大会主，仅乐清柳市镇就有大小会主100多个；私人钱庄，如方培林的“方兴钱庄”。
此时的银行信用也有很大发展，但囿于信贷管理体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银行体系缺乏动力和活力，民间借贷在温州始终占主导。到1980年代中期，以抬会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3亿元。民间资金市场已成为温州家庭工商业运行的齿轮，并推动温州模式的诞生。
“大量分散、沉淀在民间的闲置资金按市场导向配置，对创业、成长阶段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诸葛隽认为。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管理，也没有法规和制度保证，自发的、处于半明半暗境地的民间资金市场注定埋下风险基因，成为投机者的狂欢场。
常规的借贷收益毕竟太低，马上有人想到高息融资，抬会开始异化。在滚滚的金钱与滚滚的欲望之间，一种新游戏启幕，玩法是以超高利率为饵吸引大量资金，转手出借获利，资金完全脱离生产、流通空转。1985年，仅温州乐清一地，会款总发生额就有近12亿元，入会5万多户，占全县总户数的23%。
疯狂的游戏持续了一年多，“抬会”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迹象，恐慌在各乡镇飞散。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极度亢奋转为极度恐慌。整个秋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冲进会主的家。在这场“抬会大灾难”中，短短3个月，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机构化”亮相
1984年9月29日，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挂在了苍南县钱库镇横街29号的方家老宅门前，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市农业银行第二天就上门“抗议”，方不得不把招牌摘下，他自嘲：“新中国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阳光。”
“会案”爆发后，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整顿，共清退债务1.54亿元。由于当时这方面的法律近乎空白，潜逃后被抓获的会主多以“投机倒把罪”处置，多人被处极刑，在民间金融史上留下了令人警醒和带着血色的惊叹号。
在灰色金融的部分参与者向“黑色金融”畸变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尝试以机构化民间金融之姿“洗白”。
首先浮出水面的是方培林。1984年初春，30岁出头的国营医院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像往常一样，在单位看报纸打发时光。这时，报上刊载的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抓住了他的眼球：文件明确指出“鼓励农民入股”。
“既然股息是合法的，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也是合法的。”多年以后，方培林仍清晰地记得当年自己脑海里那惊险的一闪念。此前的1982年底，温州召开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的“两户大会”，宣布发展商品经济的鼓励措施。
1984年9月29日，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挂在了苍南县钱库镇横街29号的方家老宅门前，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
但这显然有悖于金融管理制度。市农业银行第二天就上门“抗议”，方不得不把招牌摘下，他自嘲：“新中国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阳光。”
尽管如此，钱庄还是生存了近5年。由于经营灵活、存贷条件优惠，“生意兴隆”。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1985年8月的调查，方兴钱庄一年累计存款990笔、金额652.7万，存款余额89.2万；累计放款1031笔、金额456.9万，贷款余额71.64万；月利差收入6000元。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1980年代中期是个奇妙的时间。1986年11月，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这都开创了全国民营金融机构的先河。1988年，经省人民银行批准，温州设立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与城信社同属股份制信用合作组织，只因设在县城，名称有所区别。1992年8月，温州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苍南成立。
至此，由城信社、农村金融服务社、农村合作基金会构成的“两社一会”掀起了温州民间办金融的浪潮。资料显示，1980、1990年代，温州存在过51家城信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8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平均每个乡镇至少一家机构，城信社数量占浙江全省的1/3。
经过七八年发展，温州较成规模的33家民营小金融的总资产已达20亿元左右，较有名的几家存款一度超亿元，股东权益逾千万。而彼时各地办了几十年的属官方的农村信用社一般仅四五千万元规模。到1995年“两社一会”发展顶峰期，这些机构占全市存贷款市场的份额达20%。
但1995年也是转折之年。当年12月，温州泰顺县金鑫城市信用社发生挤兑，最终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起金融机构倒闭事件。随后，因股东关联贷款过多、经营不善及政策不稳定诱致机会主义行为，温州民营金融机构的风险不断暴露，挤兑频发。1998年底的普查显示，22家城信社的资产不良率为7.7%，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为20.6%，33家民间融资服务部为22.4%。
宏观层面，1998年起，国家清理部分混乱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原本支持“两社一会”的温州地方政府痛下决心，从1999年起，与金融监管当局携手采取分步骤的市场退出政策。至2001年，“两社一会”全部退出。
“民营金融机构是改革中没有先例的创新实验，对‘两社一会’的政策也比较复杂、存在不稳定性，但总体趋势是管制逐步加强。”人行温州中心支行2008年的一份材料认为，“这些民营金融机构最终退出，表明当时金融的民营化、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都是不成熟的”，“对金融的严格管制，会导致金融改革倒退和金融效率损失”。
尴尬的“配角”
“1980年代，只要搞制造业就赚钱，实业利润30%，现在是1%-3%，还不如出租厂房。”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上述资料显示，当时温州家庭工商业的年资金利润率极高，一般超过100%，有的高达投资的十几倍，与此相比，民间借贷20%-40%的年利率并不高。
与温州民间金融机构的归宿形成对比的是，与它毗邻的台州市却保留，并发展了2家民营金融机构。台州的城信社也诞生于1980年代末，很快也遇到和温州一样的问题，风险暴露，官方决定一揽子解决问题：路桥银座城市信用社2002年改建为台州市商业银行；泰隆信用社2006年经银监会批准，改建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这似乎说明，民间金融机构如能被顺利纳入体制，一样能健康成长。不过，人行温州中心支行认为，除了一些偶然因素，与台州不同的深层原因是温州的利率浮动改革、国有银行转轨、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等，使金融体系更适应市场，更与当地经济格局、社会金融需求合拍；同时，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也使温州的金融供求矛盾不像外地那么突出、体制外突破的压力不像外地那么大，“因此，在金融管制下，温州的民营金融反而没有发展起来。”
而1992年国家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后，以个私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红极一时，银行也开始对民营经济高看一眼。整个1990年代，除了1991年比1990年有所下降，温州官方金融系统对私营经济、个体户的贷款比例逐年上升。特别是1997年金融体制改革后，银行信贷服务改善，民企对银行贷款的依赖逐步加强。同时，随着民营经济跨过草莽期、企业量级增大，民间融资单笔规模难以满足需求，民企融资逐渐由以民间借贷为主转为以贷款为主。
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资料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后，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慢于银行贷款市场，虽然规模在2001年超过300亿，但与银行贷款的比值降为45%。与1980年代相比，企业资金来源中，民间借款的占比由30%下降到15%左右。民间金融正由持续、快速、活跃发展转向增长放缓、停滞和在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逐步边缘化。
这在经济学上有据可依。诸多专家通过理论推理、实践考察认为，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民间金融创新程度会随民营经济发展而上升，但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之后，则会不断下降。
至此，民间借贷的故事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事实并非如此。此轮温州的民间债务危机，再次使民间借贷成为聚焦点，人们将“恶之花”的土壤归咎于高利贷，对民间借贷的争议再度泛起。
早报记者调查发现，造成温州老板跑路的逻辑其实如下：制造业举步维艰，加之延续数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企业为追逐高利润激进扩张，进入陌生领域、房地产市场；而随着银根紧缩，银行抽资或不续贷，为填补“扩张冲动”形成的资金窟窿，企业被迫转向民间高利贷，成为民间借贷链条的一环；然而，新产业尚未见收益，实业利润难抵民间高息，加剧了企业困境换言之，主角是银行，民间借贷仅是配角。
以“老板跑路事件”代表人物、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为例，其在2008年靠银行贷款，由眼镜业转战光伏新能源产业；在货币紧缩后，被迫求贷民间，最终资金链断裂。
“依托银行融资，固然可以实现短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金融债务也会损害民企较合理的资本结构，一旦银根紧缩，就会影响长期增长。”诸葛隽说。
但在金融结构单一化的背景下，能救急的只有民间借贷。温州银监分局的资料坦承，民间借贷是当前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渠道之一。据瓯海区对105家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完全靠自有资金；其余90家均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其中32家的初始创业资金完全通过民间借贷。
“不要一味指责民间借贷，事实上，宏观调控时期，民间金融发挥着经济、就业增长的自我稳定器作用。”诸葛隽说，它尝试着种种金融创新，将区域经济增长所受宏观经济的冲击降到最低程度。
她的调查显示，2004年调控时，温州民间金融的缓冲作用明显。一是民间借贷利率应声而涨，到2008年底，加权平均月利率达2003年来的最高点；二是民间借贷总量递增，达580亿从2004年到2008年上半年，存款准备金率频频上调，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被入笼。
历史是如此相似。在步步惊心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节奏下，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也屡屡刷新纪录，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比上年劲增300亿。
“如果没有民间借贷支撑，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沿海经济增长、就业将大受影响。”诸葛隽认为，迫切需要培育民间金融资本和民间金融机构，建立更包容的金融体系，增强经济的抗震性。
此情此景容易让人联想：在民间借贷横行温州的1980年代，当遭遇此类政策变化时，又是怎样的景象？据资料记载，1985年-1986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抽紧银根，许多依赖贷款的企业受严重影响。相反，1985年，依托民间资金市场的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销售额11.36亿，同比增幅高达42%。
只不过现在和当年不同的是，“1980年代，只要搞制造业就赚钱，实业利润30%，现在是1%-3%，还不如出租厂房。”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上述资料显示，当时温州家庭工商业的年资金利润率极高，一般超过100%，有的高达投资的十几倍，与此相比，民间借贷20%-40%的年利率并不高。
金融改革“棋局”
1986年，杨嘉兴向鹿城区政府申请开办城信社，却被金融监管部门拒绝。尽管如此，杨还是拿到了营业执照，准备开业。这时，人行温州分行发通知：“不准开业”。杨找到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得到了他的支持。“但人行行长仍反对，说银行是他管的。董朝才‘威胁’他：你的党委书记是我管的。”马津龙回忆。
2011年的民间债务危机后，官方冀望加快推进地方金融改革，补齐“改革落后于发展”的短板。2011年10月，温州出台“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此前，当地已上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举措与“行动方案”大同小异。按工作计划，争取在年内获得国务院试点批准。
“关键是看国家能给温州什么试点内容。”温州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一力说，“批给你又能怎么样？”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则认为，金融改革靠自下而上、自发完成已无可能，只能从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应该是供给导向型，而不是需求诱致型。”
显然，未来的金融改革博弈中，角力者仍是民间力量与官方金融制度及其背后的管制力量，地方政府很难插足。然而，纵观30多年温州民间金融史，却不尽然。当新生事物以“改革”之名出现时，地方当局并不愿意站在对立面，或默许、或鼓励，甚至公开支持，出现金融权威部门、地方政府、民间金融三方博弈的局面。
这样的故事俯拾即是。方培林回忆，办方兴钱庄是“歪打正着”，“根本没想到小钱庄会惊动朝野，幸好温州领导很开明。”
最初，方培林只想办股份制金融服务社。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时，没想到镇委书记黄德余更开放：“还是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办吧，也不要叫‘金融服务社’，就叫‘方兴钱庄’。”稳妥起见，黄决定由镇里发文件：为了改革经济体制，适应我镇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1986年初，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私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方兴钱庄面临关停，营业执照也被收回。但恰在当年，温州决定申请“温州试验区”，方培林给县委书记周方权打报告，要求批准钱庄公开营业。周向市里请示将钱庄作为试验区的试验项目，获同意。于是，方培林打出“中国温州试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
而事实上，方兴钱庄自始至终未能领到“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换言之，属“非法经营”。
1986年，杨嘉兴向鹿城区政府申请开办城信社，却被金融监管部门拒绝。尽管如此，杨还是拿到了营业执照，准备开业。这时，人行温州分行发通知：“不准开业”。杨找到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得到了他的支持。“但人行行长仍反对，说银行是他管的。董朝才‘威胁’他：你的党委书记是我管的。”马津龙回忆。
在“两社一会”野蛮生长的年代，地方政府寄予其“金融突围”的厚望，甚至站到监管当局的“对立面”。1993年5月，浙江省人民银行提出取缔、撤销、规范、改组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要求，但温州地方政府仍在批设，至1994年底审批80家。
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说，地方政府要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扶持民营经济；扶持民营经济，又必须合乎逻辑地扶持民间金融组织，鼓励其更多地提供资金支持。
但分水岭出现在“两社一会”风险爆发后。1995年金鑫城信社事件后，地方政府不得不处置善后，逐渐意识到，政府对地方金融安全几乎负有完全责任，必须“兜底”。当1999年全面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时，地方政府再无异议，积极组织实施，甚至动用警力。
此后，温州民间金融创新试验的背后几乎再无政府身影，包括“财团”民营经济组织的出现、民营银行申请、金融港建设、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等，甚至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也严格执行浙江省政府规定：发起人须是实力雄厚、信用优良的民营骨干企业，而将国家规定的自然人排除。
对此次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当地人士认为，方案试图吸纳民间资金，但整体感觉缺少“抓手”，思路集中在增加金融机构数量上，缺乏创意深度与厚度。
2000年重新出山、开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的方培林，如今仍四处推销他钻研《担保法》后创新的两项业务：存单质押履约担保、房产抵押履约担保。但因该业务挤占银行贷款额度，已越做越难。业务虽被允许试点，但监管部门曾找他谈话，要求“不鼓励、不推广、不做大规模宣传”。
闲暇时，他会向外人“炫耀”自己又发现一个“政策瑕疵”，“金融关系国计民生，被严格监管，不能乱来。我要确保我的任何举措都有法律依据，符合金融法规。”
稍顷，他说：“因为我怕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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