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10月4日午后，温州市鹿城区绣山路上的警察开始多起来。路过的出租车司机略感意外，有司机称：这架势，和两个多月前温总理来温州处理动车事故善后时一样。
司机恰好言中。彼时，因为愈演愈烈的高息借贷事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在当地，听取温州市委市政府有关民
以民间借贷活跃而著称的温州，从未像当前这样引人瞩目。
就在温家宝一行抵达浙江前一个月内，超过60名温州企业老板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跑路，有的则因此跳楼，民间高利贷崩盘之说迅速蔓延。
更严重的是，已经浮现的危机，并不仅局限于民间借贷市场。历史再度重演，此次民间高利贷的疯狂，已涉及部分国有企业和正规金融机构。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恐再度将商业银行等金融“正规军”拖下水。
据温州市金融办、银监分局、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初步统计，此番老板跑路所牵扯到的银行信贷“窟窿”约200亿元。一位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随着调查的深入，信贷“窟窿”和民间借贷规模都会继续扩大。
根据官方统计，截至8月末，温州市各银行机构贷款余额6123亿元，而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且以每年14％的速度继续增长。
如果“窟窿”全部转为坏账，当地银行不良贷款率将在8月底0.37％的基础上飙升10倍，形势逼人。
根据官方媒体公开的报道，温家宝在10月4日的会议上提出四点意见：一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
而在四天前，温州市政府在9月2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已宣布一系列应急措施，第一条就是对中小企业“加大信贷资金保障力度”。
在国庆节前迅速扩散的恐慌情绪，至此略有所缓和。而对民间借贷链条的调查与艰难破解，则刚刚开始。
谁在放贷
违规揽储的大旗之下，制造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公务员、官太太、普通民众均被“招安”，有钱出钱，纷纷介入高息借贷
民间借贷各国皆存，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可对正规金融拾漏补缺。然而如果其短时间内过于活跃，则往往预示着金融动荡为期不远。
今年以来，随着宏观政策的逐步收紧，中国各地民间借贷均呈迅猛发展之势。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今年银监会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估计，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达3万亿元；中金公司9月底发布《中国民间借贷分析》报告称，2011年中期民间借贷余额 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
据统计，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共发布107份关于“委托贷款”公告，涉及52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160亿元，同比增长约38％。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其他”类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上半年为2033亿元，同比增长67.7％。
在银行信贷资金收紧的大势之下，这些逆势流动的资金来自何处？
温州市金融办估计，当地的民间资金中，来自本地企业的资金占30％，当地居民闲置资金占20％，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资金分别占20％，其中部分资金可能是通过银行个人贷款的渠道间接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但《财经》记者接触的金融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资金池支持，民间高利贷市场未必能掀起巨浪。
多位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民间借贷的资金池主要由“闲钱”组成，而国企和银行资金最为丰裕。尽管温州由于国企少而民企多，国企资金占比相对偏低，但其他地区的国企依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将资金注入温州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撰文认为，自1993年以来的民间高利贷风潮皆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作为资金的主要供应方。
他认为，经过改革后，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管理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有较大的改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企业在这一轮的高利贷热潮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商业银行花样翻新的各种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成为变相的高利贷产品，国有控股企业利用信贷优势普遍当起了资金掮客。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多来，银行表外资产暴涨，仅理财产品一项，今年上半年规模即已达8.5万亿元。在收益率上，银行理财产品回报率动辄5％－8％，而信托年利率一年来已上涨了50％，突破20％。如此高息揽来的资金唯有进军民间借贷市场，方能覆盖其财务成本。
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在信贷和资金上的反常之举，已引起监管层的重视。
7月份，银监会召开第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批评银行对于大型集团客户，特别是资金池吸引了大量贷款资金的央企客户缺少贷款流向调查，“部分银行遇难而退，甚至放弃了对去款走向和用途的调查，不提出受托支付的要求，使自己却背负了无限的责任”，“大量财务公司资金不是用在自己核心主业和主体集团的成员，（国企）财务公司变成半个银行了，成何体统”？
包括铁道部在内的部分大型央企，旗下普遍设立财务公司，对银行债务“统借统还”，银行对信贷资金流向的详尽监管因此形同虚设。在今年民间借贷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部分国企资金以种种方式，或明或暗涌入民间借贷资金池。
温州某工业部门负责人观察到，最近一年间，国企大量注册二三级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通过“融资铜”等实物贸易获得进口信用证（通常六个月）贷款，并利用信用证的期限差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利。
一位从事“融资铜”业务的温商表示，业务主要取道上海展开，操盘者主要是温商。
通过期限差套利的不仅仅是国企，各家商业银行也多有涉及。一位高端制造业企业主对《财经》记者表示，最近一年间，曾有银行高管找上门来，与他联手通过期限错配、将资金注入民间借贷资金池获利。
其操作方式为，企业主在月底替某家企业还清贷款，银行通过压贷25天的方式，将这笔资金注入民间借贷资金池。短短25天之内，企业主获得21％的回报，“如果银行不能在民间借贷市场获得50％以上的回报，怎么敢这么冒险？”这位企业主说。
最近两年，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兴起，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也在特定阶段使中小企业融资水涨船高。
尽管分管金融的国务院领导曾公开提醒城市银行守住本地业务就好，但仍然难抵中小银行的扩张。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对《财经》记者表示，去年以来，仅在温州开业的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就超过十家。
而在差异化考核背景下，中小银行贷款利率远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高，前者当前贷款利率已达年利率18％，后者仅为12％。前者每每高息揽储，客观上又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逼上了高成本揽储之路。
今年二季度末揽储大战中，银行业理财产品一度出现短期8％的超高回报率，引来银监会重拳出击。至三季度末，建行温州分行一位负责人表示，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已降至6％。
由于中间业务已经市场化，担保公司将自有资金存入银行，即可获得《担保法》允许的10倍信用额度，上述银行和企业主合谋放贷一幕，在银行与担保公司之间反复上演。
9月30日，正值三季度末，银行日均存贷比大考关口。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老板在接受采访期间当场指示手下询问一家急需存款的银行，“6.5(即短期利率)要不要”。两分钟后，手下汇报称，银行嫌高，这位老板立即发出第二道指令：“问他6.2％要不要，反正我们是5.7％融来的嘛，还有利润可赚。”
据介绍，温州众多融资性担保公司、非融资类担保公司、小额信贷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及投资公司等，只有少数诱惑公司守法经营，其余均在巨大的利润面前违规揽储。一位担保公司老板明言，很多担保公司去年一年赚了超过100％的利润。
违规揽储的大旗之下，制造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公务员、官太太、普通民众均被“招安”，有钱出钱，纷纷介入高息借贷。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二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24.5％，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温州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该行副行长周松山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数据存在一定误差，但60％的温州家庭牵涉其中是有的。
最近一年多来，不少温州公务员通过按揭等方式申请个人贷款，其中的部分贷款流入了民间资金池。
一位担保公司老板明言，“乌纱帽”是优质客户，我们必须争取，这会给公司运营以及风险控制带来潜在收益。这位担保公司老板曾在一分钟之内，与一位官员太太谈妥了资金价格：以22％的年利率吸储。
温州民间资金池的另一部分资金，则来自山西。2009年，山西煤矿改革“国进民退”，大量温州老板资金转战他乡，除了内蒙古继续炒矿、海南炒房，另有一部分资金则流回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一位与国企合作、从事“融资铜”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老板告诉《财经》记者，民间借贷资金池中，最后一部分资金来自个别慈善机构，具体的名单，他讳莫如深。
谁在接盘
在房地产开发贷收紧、民间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除了试图与中央政府在房价上打擂台的房地产企业，似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间利率
那些从银行及央企财务公司腾挪出的钱究竟流向哪里，依然是一个谜。迄今没有权威机构公开相关调查结果，而其灰色属性，亦增加了调查统计的难度。某金融集团高层研究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有关方面应对此进行深度调研。
但有一点几成业界共识，当前民间资金大多已脱离实业。而当众人皆希望自己成为食利者时，企业实体发展一旦无法支撑过高的资金成本，崩盘是注定的结局。而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恰处于国内外宏观环境不利的时局下，利润前景堪忧。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提供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民间借贷资金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占比仅35％；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的占比则达20％。
而即便上述35％的实业投资比例也不乏水分。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一位负责人表示，在日常贷款中，近来发现大量制造业企业的虚假需求。实际上，由于逾七成中小企业参与民间放贷，中小企业与房地产企业早已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换言之，房地产项目占比远不止20％。
多位国有和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民间资金池闸门开启之后，地产项目是最主要的流向。在房地产开发贷收紧、民间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除了试图与中央政府在房价上打擂台的房地产企业，似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间利率。
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房地产企业并非都拿60％—72％的超高年利率，“这谁也承受不了，关键要靠资金组合”，这位负责人说，“例如理财产品的价格对于房地产企业就不算高。”
通常情况下，房企融资组合分为房地产开发贷、理财产品、房地产信托、民间高利贷四种。
前述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表示：“房地产开发贷尽管已经收紧，但存量仍然很大。”同时，不少理财产品背后实际上就是房企在操盘，其部分资金定向流往房企；房地产信托利率更高，年息已经超过20％；而动辄月息三五分的民间借贷已经大量存在于房企的资金组合中，不少资金链紧张的房企甚至不得不承受月息6分的短期高利贷（折合年利率72％）。
“资金链相对丰裕的房企，前两种资金组合更多；反之则是后两者占比更大。”前述房企负责人说。
一位担保公司老板告诉《财经》记者，把钱放给房地产也很不放心，每个季度末，特别是春节前“钱紧”的时候，一定得亲自去看看那些项目。
9月底，标准普尔称，其对中国房地产公司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多数地产商能承受2012年销售降低10％的冲击，部分房地产商则无法承受。标普点了沿海家园、绿城中国、合生创展、上海证大、盛高置地、上置集团等六家企业的名，认为如果市场继续疲软，这些企业的偿债风险将加大。
在民间高利贷市场刚刚出现崩盘先兆之时的7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已作出预测：“从今年4月份出现负增长以后，大中型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同比上涨，从正变成负，估计还有三个月到五个月（即今年四季度）的时间就顶不住了。”
全国范围内，往年“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在今年变得惨淡，而老板纷纷跑路之后，温州高端楼盘绿城广场售价在9月急挫30％，跌至9月底的5.1万元/平方米。
尽管如此，仍不乏房地产企业自信地认为，政府迟早要施以援手。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不少呆账坏账，主要依靠未来地价来覆盖之前的财务成本，因此，地方政府不能让房企大量死亡。
而在当前紧缩的信贷政策下，制造业中小企业必然率先倒闭，然后就轮到了资金次丰裕的民间金融机构，而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最为丰厚，一定是最后一个死”。
他相信，房地产企业能扛到政府救助的那一刻。
谁在接盘
在房地产开发贷收紧、民间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除了试图与中央政府在房价上打擂台的房地产企业，似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间利率
那些从银行及央企财务公司腾挪出的钱究竟流向哪里，依然是一个谜。迄今没有权威机构公开相关调查结果，而其灰色属性，亦增加了调查统计的难度。某金融集团高层研究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有关方面应对此进行深度调研。
但有一点几成业界共识，当前民间资金大多已脱离实业。而当众人皆希望自己成为食利者时，企业实体发展一旦无法支撑过高的资金成本，崩盘是注定的结局。而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恰处于国内外宏观环境不利的时局下，利润前景堪忧。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提供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民间借贷资金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占比仅35％；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的占比则达20％。
而即便上述35％的实业投资比例也不乏水分。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一位负责人表示，在日常贷款中，近来发现大量制造业企业的虚假需求。实际上，由于逾七成中小企业参与民间放贷，中小企业与房地产企业早已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换言之，房地产项目占比远不止20％。
多位国有和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民间资金池闸门开启之后，地产项目是最主要的流向。在房地产开发贷收紧、民间利率飙升的背景下，除了试图与中央政府在房价上打擂台的房地产企业，似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承受超高的民间利率。
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房地产企业并非都拿60％—72％的超高年利率，“这谁也承受不了，关键要靠资金组合”，这位负责人说，“例如理财产品的价格对于房地产企业就不算高。”
通常情况下，房企融资组合分为房地产开发贷、理财产品、房地产信托、民间高利贷四种。
前述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表示：“房地产开发贷尽管已经收紧，但存量仍然很大。”同时，不少理财产品背后实际上就是房企在操盘，其部分资金定向流往房企；房地产信托利率更高，年息已经超过20％；而动辄月息三五分的民间借贷已经大量存在于房企的资金组合中，不少资金链紧张的房企甚至不得不承受月息6分的短期高利贷（折合年利率72％）。
“资金链相对丰裕的房企，前两种资金组合更多；反之则是后两者占比更大。”前述房企负责人说。
一位担保公司老板告诉《财经》记者，把钱放给房地产也很不放心，每个季度末，特别是春节前“钱紧”的时候，一定得亲自去看看那些项目。
9月底，标准普尔称，其对中国房地产公司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多数地产商能承受2012年销售降低10％的冲击，部分房地产商则无法承受。标普点了沿海家园、绿城中国、合生创展、上海证大、盛高置地、上置集团等六家企业的名，认为如果市场继续疲软，这些企业的偿债风险将加大。
在民间高利贷市场刚刚出现崩盘先兆之时的7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已作出预测：“从今年4月份出现负增长以后，大中型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的同比上涨，从正变成负，估计还有三个月到五个月（即今年四季度）的时间就顶不住了。”
全国范围内，往年“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在今年变得惨淡，而老板纷纷跑路之后，温州高端楼盘绿城广场售价在9月急挫30％，跌至9月底的5.1万元/平方米。
尽管如此，仍不乏房地产企业自信地认为，政府迟早要施以援手。某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不少呆账坏账，主要依靠未来地价来覆盖之前的财务成本，因此，地方政府不能让房企大量死亡。
而在当前紧缩的信贷政策下，制造业中小企业必然率先倒闭，然后就轮到了资金次丰裕的民间金融机构，而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最为丰厚，一定是最后一个死”。
他相信，房地产企业能扛到政府救助的那一刻。
政策转向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
针对事实上存在的民间高利贷与商业银行间的灰色交易，温州金融监管当局曾一度出手，试图斩断其通道。
自7月初王晓东的资金传销崩盘之后，温州各家银行一方面收到金融监管机构的指令，一方面为己身的信贷安全，对王晓东的投资公司所在地——龙湾区永强镇展开排查。
无论是彼时还是今日，永强始终是高利贷最为猖獗之地。
排查之后，不少银行停掉了龙湾区、瑞安市的对公贷款，特别是对永强镇的贷款请求，全部予以驳回。
建行温州分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对公业务是此番资金链断裂的重灾区。由于贷款流向监管薄弱，银行考虑到高利贷风险，为避免对公贷款窟窿越来越大，不得已而拒贷。
截至8月，温州市银行业机构小企业贷款比7月份减少373亿元。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这表明部分企业的融资状况不乐观，但同时，部分企业的关停倒闭已经影响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安全，而且“潜伏的风险在增大”。
随着老板资金断裂而纷纷跑路，温州金融监管者的态度遂产生180度的转变。
在9月29日出台救急措施的同时，温州市政府要求“各银行业机构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贷款规模，确保实现年初确定的新增贷款1000亿元的目标”“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对中小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从现在起，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实行利率优惠政策，贷款利率上浮最高不得超过30％，同时，不得强制贷款企业购买理财产品，不得与企业贷款挂钩，不得变相收取企业手续费”。
按照当前一年期贷款利率6.56％计算，最高上浮30％意味着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利率上限被锁定在8.52％。而在温州市政府对银行业的“禁令”出台之前的一年内，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被银行业的各种“苛捐杂税”所迫，付出实际利率在12％－18％之间。其中，贷款利率普遍上浮50％。
9月30日下午，邮储银行温州分行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温州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行长陈光龙表示，将积极向上级行进行规模申请，已向省行提出在现有信贷规划的基础上，年底再增加5亿元的信贷规模。
换言之，9月下旬之后，温州银行业机构将一改过去21个月内“以价补量”的思路，转为“以量补量”。
而温州市政府已派出25个工作组进驻银行，实地督导银行运作。
制度解药
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
尽管救急措施频出，但民间高利贷崩盘的根本解药仍在制度层面。
9月29日凌晨，张震宇在一份起草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利率双轨制的存在和商业银行本身对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上存在监管缺失，使一部分信贷资金没有直接进入经济实体，而是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7月7日，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提升为3.5％和6.56％，同时，活期存款利率被确定为0.5％。7月当月的CPI涨幅则为6.5％，实际负利率利差仍高达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一路飙升。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从年初的23.01％猛增至9月25.44％的阶段性高位。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远不止此。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利率为月息1分至1分5厘（即年利率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不等）贷款利率普遍已上涨至月息2分5厘至3分（即年利率30％－36％），无抵押贷款月息已高达月息5分至6分（即年利率60％－72％）。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
而此轮宏观政策调整，被外界视为加剧中国金融痼疾的催化剂。
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银行信贷规模在2009年同比增长三成，达9.7万亿元，次年再增两成，“合计五成的新增信贷资金也要寻找出口”。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表示。
在那场信贷盛宴中，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国企获得天量贷款，以政企不分的铁道部为例，其所获2万亿元信贷利率普遍被下浮10％。
就在铁道部获得天量信贷的关口，有抵押的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约为10％，无抵押年利率则在30％－40％，而国企信贷资金价格尚不足年利率5％，近乎百分百的回报率开始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进一步放大。
紧接着央行启动新一轮总量紧缩的调控，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创纪录的21.5％；同期，央行还5次加息，通过价格控制产能扩张。银行放贷规模明显缩减。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温州等地出现的高利贷乱局，是货币困局下的畸胎，市场扭曲下的金融乱象。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撰文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急剧调整，令银行的借贷业务萎缩，并向大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受害颇深。
另外，基准利率未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做出适当的调整，导致资金的价格信号失效，民间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体系外融资活动剧增，说到底是银行中介功能弱化的结果。当然，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和不规范，带来了需求方的问题。而民间借贷的灰色性质，又导致了监管上的盲点。
张震宇表示，温州市政府初步决定设立市县二级“地方金融监管中心”，将寄售行、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公司纳入监管范围。此前，这些实际上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长期“独立”于“一行三会”之外。
除了监管扩容，温州还建议中央要“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开展民间金融组织试点”，以求将民间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轨道、降低市场利率和风险，其核心要义是开放目前仍属垄断的金融服务市场，措施包括扩大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组建温州金融资产交易所等。
此前，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创新——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工作正在进行中，“分管经信委的副主任已经跑了五六趟北京，但一直没批下来”。
而包括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在内的民间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胃口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他们认为，应放松金融管制，给予民间资金合理合法的出口，并逐步消除利率双轨。为此他们呼吁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允许符合条件的私人办理银行业务。
张茉楠认为，消弭二元分割的落脚点应该将其置于推动金融改革、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盘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
去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向总行递交报告，要求批准在温州施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然而，报告呈上之后，尚无回音。
温州人行副行长周松山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难关重重，远非央行可自行决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企的超低利率、国有商业银行高达3个百分点的存贷利差是幕后阻力。
但当地人行坚持认为：温州国企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转相对良好，民间资本雄厚，正是拆除利率双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有利因素。
有人甚至建议，处于危机之中的温州，或许可以借试点利率并轨而逐步走出困境，进而为更大范围拆除利率双轨探路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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