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改革三十年 社会阶层已固化

　　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为了追寻理想和幸福的生活，人们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落后的城市迁徙到发达的城市。如此大规模的群体迁徙，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致使这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土地在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如何解决城市化大环境下的种种矛盾？户籍政策该如何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又该如何协调？人口红利还剩多少？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在2012全国两会之际推出“两会观察”特别报道——迁徙的中国：路在何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

　　农民工这个词将“农民”和“工”组合到一起，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意思：农民工里的“农民”表明的是身份；工，表明的是职业。意思是农民身份的人在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等的工作。这个奇妙的组合也就只有在中国能够存在。而要理解农民工现象，这个概念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农民工，从职业角度来说是“工”，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职业、工作等的社会流动开始出现。但是，农民工做的是工人的工作，但是仍然是农民的身份，这是种奇妙的组合。在过去一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一个组合，或者说这样一个身份，以及这个身份背后形成这个身份的制度，依然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都说现代社会里，“身份”在弱化，但至少就农民工这一块来说看不出一个明显的变化。

　　相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明显的是一种固化的趋势，一个社会定型化的过程。这个固化是人的身份在固化，它不仅仅来自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重要的在于市场也在起着一种固化的作用。例如，原来一个农民家庭的财富和一个城市家庭的财富，相差是比较有限的。原来城市居民的房子也不是私有的，也不能变现，农民的房子至少还是私有的。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城乡差距在扩大，其中最重要不是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是大，但更重要的是财富的差距。

　　财富的差距哪来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投入的不均衡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城市居民的房子动辄价值几百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投资转移渗透过来的。这样它在相对经济上形成的落差，就使得农民想爬到这个台阶上来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这样出现一个固化，或者一个定型化的趋势，这个趋势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去年六月份广州增城，发生一次很大的群体性事件。这个事件表面上看，好象是因为一个打工的孕妇被打而引发的偶然事件，但是其实这个事件背后真正原因是现在城市里逐步在定型下来的一个二元结构。城市本身就是两个世界，而且两个世界已经固化。一边是本地的，一边是外地的；一边是老板，一边是打工的；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人，而且这几个身份是高度的重合了，不仅改变不了，而且结构越来越固化。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怨恨，在与日俱增。“增城事件”发生以后，有人提出了个概念叫“城市内部的战争”，而且认为中国二十一世纪将会面临一系列城市内部战争的开端，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