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官员谈改革：改革要稳中求进

有人认为一些利益集团不希望改革，认为官员不愿意改革。实际上，大家都主张“改变”，但对到底怎么改，难有统一认识。

　　一个管财政资金分配的官员下去了，你怎么可能让他自己到餐馆就餐？如果这个体制不改变，谁带头抵制三公消费谁吃亏。

　　“改革要稳中求进，不能稳中有稳，更不能稳中有退。”

　　2012年3月6日下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的一番话别有深意。当天是本次全国人代会江西代表团的开放日，苏荣正面对一群中外媒体记者。

　　那天上午，列席人大开幕式的贵州省政协主席王正福，则对媒体重复着“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的话。类似的表态，今年两会期间，多次在省部级干部的话语中体现。

　　北京，两名武警守卫着中南海。作为最接近中南海的群体，省部级干部对改革的态度备受关注。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他们是能接近中国核心决策层的一个群体，因此，他们对改革的态度，一直受到媒体关注。

　　两会期间，南方周末记者就改革的话题，采访了十多位省部级干部，发现他们对改革的认识存在不少分歧，如对于下一步的改革路线，亦各有主张，而对是否存有改革的“中国模式”，他们也持不同观点。

　　但同时，他们也更多地表现了对改革的认识趋同的一面。十多位省部官员都认为改革必须推进，对改革前景都抱有乐观的态度。

　　“高层明显意识到了压力”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3月5日下午，人代会广东团开放日，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说，广东有决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现场，一位记者小声嘟囔：“过瘾，少有听到行政长官这样说自身改革。”

　　朱小丹引用了人民日报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说，在回顾以往的经验教训，审批过多过滥，加上审批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就必然产生腐败。以往的权钱交易，有相当部分是政府审批权和金钱的交易。

　　审批权滥用的现实，官员们显然已有共识。在贵州，行政“审批权”的滥用被视为毒瘤，需要改革“攻坚”。贵州副省长穆德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该省将今年定为改革攻坚年，有两个主要方向，一个是国企改革，另一个是行政审批制度。

　　3月4日下午，和南方周末记者说起改革的现状，参加政协小组讨论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显得有些担心。他用了一个“危机四伏”的词，说目前的局势“有很多危机和陷阱摆在我们前面”，如“中等收入陷阱”、“低质民主陷阱”，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去。

　　不过，叶小文也表示，“高层明显意识到了压力”，基层也有危机感。因此，他对改革的前景很乐观，“中国悲观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乐观”，是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这些部级官员对改革的普遍心态，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认为自己是一个“审慎的乐观者”。3月5日下午，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对改革的未来充满信心。”而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乐观的理由是，“我们这个国家很成熟了，改对了坚持下去，改错了进行调整。以我们现在的把握能力，错也错不到哪里去。”

　　乐观的省部级官员们，都认为改革在深入。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认为，目前在司法、财税、国企等领域，改革都在逐步深入进行。

　　“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虽然对前景乐观，谈及当前的改革局面，叶小文不止一次地表示，进一步改革的紧迫感不够。

　　原中华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习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他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两次奇迹，一次是解放战争，一次是改革开放。第一次奇迹，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第二次奇迹，虽然大部分老百姓得益，但是利益集团也得益，垄断企业也得益，而且那些通过官商勾结获取财富的人也得益。

　　在一些省部级官员看来，这个局面的形成，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3月4日，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参加政协分组讨论时就提出，改革开放初期基本是放权，所以经济放活了。现在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垄断集团的利益越来越得到保障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很多人的就业面临挑战。话音刚落，满场掌声。

　　拥有这种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3月5日，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公开对上百家中外媒体说，“我个人理解，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自身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

　　现实中，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也让一些部级官员深受其苦。像现在的财政分灶、分级管理体制，令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跑部钱进”现象。

　　在穆德贵看来，尽管对三公消费的骂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跑部钱进”体制不变，三公消费难以改变，“一个财政部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去了，你怎么可能让他自己到餐馆就餐？”

　　他说，如果各种专项资金在年初就按一个标准分配给各省了，谁还跑部？中央部委管理的项目可以年初就按标准分给各省。如果这个体制不改变，谁带头抵制三公消费谁吃亏。

　　张维庆提到的垄断问题，官员们的认识并不一样。国家民航局局长李家祥3月5日下午说，民航不存在垄断，已经很开放了，包括总理报告都没有提民航。他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对改革阻力等问题的采访：“你到会场多听听吧。”

　　“事实上，大家都想改。”学者型官员周洪宇说，有人认为一些利益集团不希望改革，认为官员不愿意改革。实际上，大家都主张“改变”，但对到底怎么改，难有统一认识，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方向，导致改革进展缓慢。

　　每个部级官员都有一个自己的改革路线图

　　每个部级官员都有一个自己的改革路线图。贵州省政协王正福认为，目前应该立即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这是一个非启动不可的问题，再不改革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了。

　　不过，穆德贵却认为，“其实不一定要一下子启动什么轰动性改革”。3月6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这在现有阶段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还是要循序渐进。

　　他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连续出台了很多政策，需要进一步强化。另外，要推行公共财政政策，财政要发挥公共性、基础性职能，加大转移支付的权重，让财政在保障公平抑制绝对贫困中发挥更大作用。

　　改革千头万绪，应该以什么顺序推进？学者气质的叶小文认为，对群众，要多讲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这个顺序。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急，中产阶级起来了，理性的思考多了，这样的民主才有质量。但上层还真要有紧迫感，得看远一点，应该多讲党内民主、政治建设。

　　“站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吧。”叶小文用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来形容他的复杂心境。“是进亦忧，退亦忧。”他说，这就是改革意识。

　　中国模式，有没有？

　　中国改革30年，一直不断有人试图做些总结，较多的说法要数“中国模式”。

　　在穆德贵的心中，是存有这种模式的。他说，改革的“中国模式”现在上升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了。中国是渐进式改革，往前走，也不会引起社会动荡。

　　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赞同“中国模式”的说法。他说，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与上述两位理工科背景的副省级官员不一样，历史学博士周洪宇，并不主张用“中国模式”的说法。他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但中国改革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只是有些基本的内容和要素。其特征是国家主导，是一种追赶式的现代化，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渐进式改革，增量改革。

　　具有人文学科背景的叶小文也说，我们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很多东西没看明白，过早说模式就要让别人学，太早了。他说中国当然要走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中国模式”在形成，但说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走上了坦途，太早了。

　　这些部级官员中意见不一致的，还包括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进行。

　　周洪宇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双向互动，这得到叶小文的赞同。叶还认为，上面要有一个顶层设计，但真正的改革创造性和改革动力，一定是来自基层。那是设计不出来的。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自上而下的主要是一些顶层设计。任何一个行业改革要成功，设计要好。有些行业改革不彻底，中途有反复导致改革不成功，就是没有设计好。而自下而上的，是一些需要突破的领域，比如政治民主和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文化领域的改革文化单位本身要按照改革思路，创新机制来发展自己。

　　但“结合论”之外，也有其他的看法。穆德贵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历来是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不可能的。贵州省政协主席王正福也觉得，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让上面来引导下面。

　　在宁夏团驻地，南方周末记者先后两次遇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他也表示，改革的话题太敏感。他再三强调，如何深化改革，是中央考虑的问题，地方只是执行。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由顶层设计，基层执行。

　　海南省副省长林方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个规划，下面按照国家的规划部署抓实施，否则无所适从。就像大部制，下面把部门都集合起来，结果上面部门的精神在下面贯彻得不顺畅，逼得有些地方又恢复设立迎合中央有关部门的条块部门。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省部级官员中，只有重庆副市长谭栖伟认为，改革应该先是自下而上，各地可以创造一些适合自己的改革方法，然后上层博采众长，再自上而下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