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开放市场才是最大的“经济安全”

　　冯兴元 著名经济学家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在参加政协经济组讨论时认为，在资源性领域、军事工业乃至涉及国家战略的领域，应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但其他已经逐步成熟的领域，应该更多引进市场机制，政府应该退出并对经济的干预。

　　回望中国古代哲人，也有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政府避免自身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参与者，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中最为基本的常识。

　　银行业也不例外。根据金融界人士的分析，如果去年的通货膨胀按6%算，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我们国家的存款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从存户存款中实际转移走了大概2.5%。说白了就是被掠夺走了这么多。由于资金的用途是可替换的，买国债本来也是一种选择。国债一般被视为无风险债券，实际年利率一般大约要到2%。也就是说不存银行，国债发行若要吸收到资金，要求提供实际2%的年收益。这一部分没有获得的收益，也是存户存款的机会成本损失。去年我国年均存款余额大约有76万亿元。相比较于开放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金额乘以4.5%，为3.4万亿元。这个匡算的金额就是存户实际损失的财富总额。即便打完半折，损失额已远远超过去年一整年银行的利润（去年银行的利润是1万亿），可见老百姓对金融业的“奉献”至巨。

　　所以，银行业也应允许其他资本与国有资本平等竞争。此外，存贷款利率需要市场化。政府的职责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利率市场化恰恰就是前提之一。利率是内生的，是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政府没有权力搞通货膨胀，更没有权力搞了通货膨胀以后，还把耳光扇在房地产脸上，应该首先惩罚自己，最起码得遵守货币规则。

　　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讲到应该开放市场，除了矿业等资源性领域。这一观点中，有一点是有问题的。开放市场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矿业根据现代的技术与制度，不再需要政府垄断，也是需要私人开放，政府只拍卖开矿权和收取资源税更好。政府还是不应与民争利。美国、澳大利亚等等，很多国家都有成功的经验。

　　在中国，政府采矿，经常是圈一大块地，无论对土地还是矿产资源的使用效率都极低，浪费严重。私人开发矿产，更能做大做强。只需要对它们提出市场准入的最低条件，并推行一套保护环境和劳动的最低要求。只要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私人集资掏钱搞资源类上市公司，都能搞得特别大。并不存在资源必须控制在政府手里这样的合理逻辑。恰恰相反，资源控制在政府手里，还会催生另一大问题。由于行政垄断性企业大都是资源性行业，位于产业链的高位，它的垄断是行政垄断定价，而非市场垄断定价。行政定价是高位定价，此种情形下，下游的民企和全体消费者势必要花费巨额来埋单，这是不公正的。行政垄断部门缴的税费多，实际归根结底是说民企和百姓的贡献。

　　天则经济研究所有个报告，2001-2009年，国有企业整体是亏损的。尽管其账面利润很高，但却是在少支付利率、少纳税（上市公司中国企税率远远低于民企）、少支付或不支付资源和土地费用、享受高额补贴的情形下取得，把这些多拿和少付（含不付）的钱加起来，远远超过其利润，所以国有企业是亏损的。由是观之，中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结构的问题都很大。但是，为什么我国还能支撑下去呢？这里民企和个人的牺牲很大，环境的牺牲也很大。根据不同来源的数据，我国环境污染的成本占GDP的6%-10%。

　　因此，要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归根结底需要有一种竞争秩序。这一秩序的核心原则是六条：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责任（你干什么、投入什么，就要担当什么）、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美国、德国的成功，与这六条密切相关。中国改革30年能够成功，也与此有关。中国与美、德的差别在于，美、德是普适性地遵循这样一套普适用原则，中国则是选择性地推进了一些，为私人部门提供了更大一点的运作空间。

　　国企包括这些垄断企业在内，总体上是亏损的。国有银行和整个银行业事实上也是亏损。既然是亏损的，何以将其作为维护所谓“经济安全”或者“金融安全”的支柱来维护呢？像德国的德意志银行都是私人的，没必要国家控股。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至少要退出控股地位。以亏损的面目来维持这个国家所谓的“经济安全”或者“金融安全”，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实际上，通过开放市场，让民营企业有运作空间，让它们能够通过市场运作和优胜劣汰机制做大，让市场经济这种自生自发秩序发挥作用，那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只要建立诺奖得主诺思意义上的开放进路的秩序，就能总体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这才是最大的国是，最大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像华为这样的优质民企多一点，才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

　　（特约记者翁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