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中国发展质量有问题 财政用于民生极少

　　搜狐财经讯 4月2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在海南举行，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论坛“收入分配与经济转型”上讲到，中国不光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还有发展质量的问题。中国财政2003年的四项占财政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到美国2001年至2011年，四项支出占52%，日本是63%，台湾是53%，北欧更高。说明我们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例偏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搜狐财经图 唐怡民摄)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中国发展质量有问题 财政用于民生极少

　　秦晓：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围绕中国来讲，中国的问题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就是收入分配和经济转型问题，说明中国不光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还有发展质量的问题。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事情，我们先把一些概念梳理一下，把数字提供一下供大家为下面讨论提供基础，我也会提出看法。什么叫收入分配问题？有几个数据，一个是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关系，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中，财政收入增长是20.4%，居民收入增长是13.7%，但居民收入增长的口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这可以看出来差距比较大。我们看看美国什么情况，美国同样时间中，财政平均增长1.86%，居民增长3.95%，韩国在同样时间财政是6.6%，居民是6.4%，我觉得这个数字说明中国的问题确实比较突出。原因一个是因为政府主导，是大政府，本身开支很大。另外很多支出也不倾向于二次分配，使得收入差异减少。还有税务比较重，三是一次分配有一些问题。

　　二是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比例也能够反应收入分配很重要的概念。民生概念比较大，我们选择可比的、比较基础的东西。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项，中国财政2003年的四项占财政收入的20%，2011年达到30.6%。到美国2001年至2011年，四项支出占52%，日本是63%，台湾是53%，北欧更高。说明我们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例偏低，而且不是一般的低，这跟政府的转型，从政府需求，从公众资源做投资还是提供公共产品好，这也反映出问题。

　　接下来我要讲收入差距的另外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指数，官方没有公布这个指数，公布的是农村经济指数和城市经济指数，而不是全国的。据国际机构测试，中国将近0.48，高于0.4的警戒线数字，欧盟0.3，日本0.37，美国0.45，俄国0.24，中国是比较高的。除了一般经济指数再看行业对比，我们以低端行业为100，我们的行业差距，其他行业有餐饮业、酒店是137，建筑有162，IT134，科技是130。日本低端资源是100，高端医生是282，教授是227。这有结构问题，还有结构性减税，需要政府的支持，还有要素价格的管制政策。

　　劳动报酬和国民收入比。1998年是52，2007年是41，2011年是45，同期日本是60，台湾是55，美国是60，一次分配的劳动报酬比例也是偏低的。原因我想有要素价格的问题，有产业政策的问题，我们在工业化初期认为劳动率和土地不是稀缺的，资本是稀缺的，所以一系列的产业倾斜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和土地。同时我们认为重化工是工业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财政倾向于重化工，而不倾向于服务业。服务业会提供就业，就业多了就会改善报酬中劳动收入。

　　经济转型不能靠政府号召专家评说 要靠市场

　　主持人：在中国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其实财政每年收入都在不断地增加，但财政支出存在很多问题，我想请教秦晓先生对财政支出效率问题怎么看？怎么可以使得财政支出发挥它的效益？第二个问题，我们采访的时候和地方政府交流，他们讲无论从地方到中央政府到高度重视经济转型，但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之下，和地方官员的GDP考核之下，他们有心做转型也无力转变，似乎缺乏转型的动力，秦晓先生对这两个问题怎么看？

　　秦晓：我们的财政没有达到民众期待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现在有一些进步，三项费用慢慢公开了。效率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是避免逆向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税收和财政本来是二次分配，是改善公平，补偿低收入者。如果用于投资，因为现在资本替代了劳动，资本价格压得比较低，这不仅没有缩小差距，还扩大差距了，这是财政最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讲到效率必须公开、必须透明，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接受大家的监督，这样效率才高，如果不监督效率就不会高。

　　第二个问题有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中国还有人口红利，工作的人多于不工作的人，或者说抚养的人。在这个时期投资是主导，或者说投资占的比例不是太失衡就是一个正常现象。等到人口老化以后变成消费是主导的。我们还不考虑全球化、世界工厂的概念，单从中国结构来讲，我们不能越过人口结构来看投资和消费主导，有一个周期概念。但如何投得好，投资和消费比例不能拉大了，这是一个基础性原因，我们在基础性原因之上才改善它。二是要素价格管制，主要指的是资本利率和汇率，土地利用、矿产资源、能源、公共产品、水电气，都都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不是市场均衡价格，而是管制价格。这提供了投资几率，提供了转型的障碍。我本来转型应该更多注意服务业、更多注意中小企业，更多注意民生，但这些价格都被管制，都很低，使得市场机制与转型方向是反的。所以转型不能仅仅靠政府号召、动员、舆论、经济学家说，而是靠市场几率解决。

　　国企红利纳入公共财政必须要做

　　提问：我想请教秦总，刚才他介绍的数据让人印象深刻，但讲到基本分配关系，国家、企业、个人这三者的时候，增长速度是不是过快？您长期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下一步分配改革我们探讨一个观点，重点是让财政减少收入，放权让利？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财政制度的改革？

　　秦晓：刚才我没有讲到企业的利润呢？企业的利润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这就是资本和劳动率的分配。我们讲到人为压低资本价格，使得劳动力价格比较低，投资就比较冲动，容易用资本来取代劳动力的情况。是不是一次分配中存在的优于资本、不优于劳动力？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没有国有企业的政策和垄断？我觉得这个问题太严重了，都是存在的。如果单把国企问题提出来作为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觉得力度不够，没有那么大的覆盖面，可能从财政展开比较好。

　　提问：我来自中国河南。我想问一下秦先生，目前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在每年30%的增长，但居民收入、公务员收入的增长速率都很低。税收是分税制，中央税和地方税，国税和地税，现在国家把税收已经重的部分给国税，税收比较弱的部分留给地方政府，造成地方政府想改善民生，但地方政府没有钱。中央财政每年30%的增长，地方财政收入没有达到这个数字，而且低很多。有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几乎是靠土地、买卖，地方政府勉强维持日常开销，秦先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秦晓：我不能代表国家说这个话，仅代表个人的意见。你说财政收入增长、GDP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财政和GDP口径不太一样，或者说财政占GDP20%是合理的，主要是这两者之间不协调。我们举了发达国家的比例，中国起码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十二五"规划应该做的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的，但1994年之后这么长时间了，支出责任发生了变化，地方有负担，形成土地财政问题，房地产泡沫，确实财政应该改。如果把财政分成公共财政和基金性收入财政，地方政府高于中央政府的，比如说去年10万亿，大头是地方政府的，而且中央大部分财政收入都给地方转移支付了。所以我觉得94年税制分水岭之后可以做一些修改。

　　一个是在基础上把税种和比例再调整。二是整个中国的税率太高；三是还有一些结构性减税需要做，做好这三项工作。

　　提问：现在中国收入差距非常大，有一个观点认为劳动报酬造成的收入差距不能完全解释收入差距大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包括资产利用，国有资产控制在少数人手里，从这里面得到的灰色收入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请问秦晓先生怎么看？还有前几天世行出报告要通过中国国企的私有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晓：第一个问题，关于灰色收入的问题，对中国灰色收入的分析，这也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大家过去对这一块不太重视，灰色收入比例比较高。由于这个数字是一个调查的结果，可信度高不高？到底占多大的比例？这个因素是有的，有些人有灰色收入，以及与权力相关的灰色收入，这也是我刚才讲到不太公正的问题。但现在到底有多大，经济学家没有统一的问题，但你提出的观点是对的。

　　我们一提国有企业私有化好像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们换一个说法，政府的财政资源是放到更加稀缺的公共产品身上好，还是放在民营企业里面好？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遗产留下来了，经过我们的企业改革取得很多成就，怎么把这一块资产平稳的转移到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基础问题。我觉得从国家国有资本的角度来讲，应该放在公共财政上。

　　提问：我这个问题还是问秦总，实际上在国企改革方面存在着两种分歧，一个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问题；还有一种认为应该把国有企业红利纳入公共财政。您怎么看把国企红利纳入公共财政的轨道？中国就国内来说没有真正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不是严格的公共财政，如果这样在国家收入和支出这一块，如果把红利纳入第二次分配轨道会怎么样？您怎么看？

　　 秦晓：去年国有企业向财政上缴700多亿，又要回了700多亿。所以我理解朱镕基不愿意纳入到财政，中国好不容易费了很多劲让你推到市场上了，当你亏了我还要贴钱。我觉得国企上缴红利，纳入公共财政是必须做的，要加大力度。现在讲的不是红利，而是资本、资产，把资产和收益纳入到公共产品的资源当中，我们可以设计、想办法，不光光是那点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