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惟彦：当今社会做好人成本和代价相当高

　　搜狐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4月1日至4月3日召开。4月3日下午，壹基金全球理事周惟彦在"慈善体制改革：透明度、专业化、公信力"论坛上表示，最大的感受是在当今的时代，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里，做好人的成本和代价相当高。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杨澜：无论是从时间的纵轴还是从全球的横轴上来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都在一个门槛上。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关于与政府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企业的竞争力，而是一个社会在价值重建的时候需要一个共识，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共识，就是社会价值的建立。其实在慈善领域说的人很重要，做得人更重要，周惟彦女士在这个领域身体力行，经过了风风雨雨，她做的很多项目有的非常成功，有的也会遇到环境的制约，其实有很多切身的感受。她现在也对中国的民间慈善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创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请。

　　周惟彦：谢谢杨澜。我在2007年之前对公益慈善一无所知，在那时候我还在商场里打拼的普通人。在2007年开始，偶然的机缘让我认识了李连杰先生，并且和他一起创办壹基金，这4年下来我感慨万千。最大的感受是在当今的时代，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里，做好人的成本和代价相当高，这是肺腑之言。可能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壹基金，关于李连杰先生，或者我本人也好，偶尔说的那点委屈是冰山一角，即使如此因为对于公益事业的信任和坚持我们走到现在。

　　周惟彦：2008年我就思考，为什么在中国做公益那么难，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这个行业更快发展？第一个注意到这个行业里的人才特别匮乏，匮乏可能因为有制度的问题，包括社会环境的问题，还有很主要的问题是一些精英层，尤其是商业背景的精英层他们没有自己进来身体力行去做，执行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听别人怎么分享，你去跟别人讨论各种想法，如果你没有做的话感受完全不同，路是走不出来的。所以2008年的时候因为《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接触到社会型企业的概念，在2008年我们发起了汶川地震之后的羌绣帮扶计划，昨天晚上我们为了这个项目做了一个项目，我也很惊讶，昨天晚上来了这么多人。这个项目我们给了200万人民币而已，但他们的销售额已经达到4000万，超过一名万羌族绣娘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乡，成为了灾后的典范工程，这就是一个社会企业的典范。

　　周惟彦：在协助成立这些组织，并且帮助他发展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作为有商业背景力量的介入，对于一个有社会性的组织多么重要。我们曾经试过帮助一些公益组织的人，试图让他们学会怎么像杨澜所说的，教他们钓鱼、卖鱼，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说能力建设，教他们学会市场化、销售、品牌管理、仓储到生产流程的控制，非常非常不容易。

　　反过来虽然现在我们说这个社会大家很多精力花在外在的事情上，但还是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人也在思考他们想去给予，他们想回馈，但他们没有方向和办法。这样一种现象让我深深感觉到，做社会型企业，做可持续性发展的创新公益模式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在2年前第二次做了妈妈，这一年多的调整期间我非常高兴，可以在大学的平台上做一个社会创新研究院，专门推动刚刚讲到的社会型企业包括公益创投方向的研究，去发现更多的社会企业家，孵化更多的社会企业。我在法国一个学校学习过社会管理专业，那时候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中国。但我非常骄傲，我觉得中国已经有很多社会企业雏形的机构。

　　当时去英国拜访布朗政府，布朗企业家，包括斯考特基金会在牛津大学的中心，我问他们怎么定义社会企业。在西方的定义也是完全不同的，但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要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为了社会价值最大化存在的企业，他要保证利润、可持续性发展。目前我也很高兴看到在英国已经有C2C的法规出台，在美国有L3C的法律出台，专门定义社会型企业。可以看到全世界慢慢摸索国际企业的标准，过了30年开始进入到法制、法规系统的标准境地。

　　周惟彦：在中国已经有那么多初步具有雏形的福利工厂等等，为了这样的目的成立的机构，完全有这种可能，有这种机会，我们能够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可以和国际接轨，也非常期待，非常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加入进来。当然，做任何一件创新的人都会被人质疑，如同4年前我们做壹基金，很多人带着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看着李连杰先生，不相信我们会把这条路走下来。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专业背景，用一句俗话乱拳打死老师傅。做社会型企业也是如此，有更多的质疑，更多的声音出来，只有我们努力、尝试就会有春天到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