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流动性泛滥不应由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解决

　　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论坛分会上表示，对于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软着陆也就意味着在2010年和2011年我们能够使过热的经济降温，使通货膨胀率降低。对于中国和其他的一些经济体而言，政策目标是逐步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也就是说实现软着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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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软着陆和硬着陆选择问题，周小川表示，不同的经济体，面临各自不同的经济形势，选择也会不同。如果国内经济问题很严重，就需要采取一些较为严厉的措施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使市场信心恢复。比如土耳其、津巴布韦、波兰和玻利维亚等国家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也例如美国在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就需要较强的政策帮助经济恢复。但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不需要如此严厉的措施。

　　周小川表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宏观政策工具，适时上调利率，同时也使用了一些数量型工具。但考虑到全球流动性过多，过多依靠利率工具也可能导致资本流入过多。所以要平衡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

　　周小川表示，为克服金融危机，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输入流动性、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复苏以及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一些新兴经济体不可避免会面临大量的资本涌入。美联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央银行，它还发行储备货币，不仅要考虑美国国内经济，同时也要考虑到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周小川表示，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完全由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升值来解决显然是不合适的。

　　关于资本流动，周小川表示，中国鼓励资本“走出去”，允许中国的企业和居民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但国内的企业和居民要逐渐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市场，所以这需要时间。（完）

　　责任编辑：NF016

　　现场实录：

　　可思梦：周行长，已经有人表扬您处理经济问题的决定了。对中国而言，如果监管企业的周期并且应对通货膨胀，中国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您是否认为利率市场化以后您的工作更轻松一点？

　　周小川：从今天的主题软着陆而言，对于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软着陆也就意味着在2010年和2011年我们能够使过热的经济下来，使通货膨胀率下来。通货膨胀率从部分上来讲是由于之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以便克服此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那么由于出现了大量的流动性，使得很多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但实际上我们也常说，通货膨胀的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对很多新兴经济体都比他们的通货膨胀目标要高一点。我想对于中国和其他的一些经济体而言，政策目标是逐步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也就是说实现软着陆。

　　周小川：但是从技术上来讲确实存在很多困难，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过强了，还是过弱了，对于软着陆好不好。在这方面可能我们不知道应该采取哪样的政策，有人会说会实现更硬的一些着陆，有些人会说可能没法实现软着陆了。但是这一点和政策工具也有关，要使用哪一个政策工具呢？对中国而言，当然我们是使用了一系列的量化政策和价格政策，自从201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开始，我们就开始提高利率，而到现在已经是增加了利率有5次，每一次大概都是0.25%。但同时我们也使用了一些量化措施，至于哪一个政策，我们对于货币机制的传导有关，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全球的形势，如果从全球来讲流动性太多的话，如果全球经济过于流动性，那么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你使用太多的利率工具，可能会导致资本向国内流动。但是确实在使用几个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之间，要进行利弊的比较和平衡。我想强调中国在这一轮软着力中使用的工具是把量化措施和价格措施结合起来了。谢谢！

　　可思梦：其实不是，我脑子里没有什么答案，因为我本身也报道印度的问题，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地区的情况，但是我不指望自己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提出问题而已。周行长，你多次提到流动性过剩在经济中的问题，您特别指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以及欧洲的一些政策。Edmund Phelps教授刚才提到在这两个地区的央行，他们面临的通货膨胀是比较低的，需求是不足的，您认为他们应该如何在量化宽松中应对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应该采取其他的措施呢？

　　周小川：谢谢，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理解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形势。我们非常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要克服目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向市场输入流动性，降低利率，同时促进经济复苏以及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认识到量化宽松是其中的一种积极的选择，是在所有货币政策中的一个积极选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期望输入美国经济的流动性，对美国经济来说，更好的使用这个政策，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来说都是一个好事。但现在很难控制好流动性的流动，我想不可避免的是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面临大量的资本涌入。我想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美联储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他们的政策中要进行考量。我们想说的是，美联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央银行，它和其他许多的银行都是不一样的，因为美联储他们是创造了美元，而美元是世界上的储备货币，在世界经济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所以美联储不仅是要考虑美国的国内经济，同时要考虑到全球经济，这也是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周小川：对于欧洲中央银行，我们认为要想应对他们主权债务的危机，中国人民银行也支持更长期的重组操作，LTRO，我们认为这样的操作可能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因为没有一个政策只会产生好的效果而没有负面的效应。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个政策是必须的，我们对此表示支持，同时我们也希望全球层面上开展什么样的政策协调，能够使得我们一起来克服危机。与此同时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企业的负面影响和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

　　可思梦：您刚才提到中国是不是应该人民币兑美元进一步的升值呢？

　　周小川：谢谢，我们经常的表态是我们理解美国联邦储备有必要执行现在的货币政策，同时我们也表示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让美国在保持目前的流动性，美国很难留住这样的流动性。所以不可避免的这些钱会流到其他的国家。全球层面上的政策协调意味着在G20国集团的平台上讨论这些政策，但是如果你说美国创造大量的流动性，而且你还问所有的这些责任都应该是由其他的国家，让他们进行货币的升值，也就是说不论美联储印多少钱，结果总是让其他国家的央行决定让他们的货币升值。我想许多的经济体都不同意这种方法，一方面我们对增加流动性表示理解，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中间点，能够使得我们进行政策的协调，能够达成一种妥协，使得我们能够一起走出危机，而不是说你有困难那是你的问题。我希望避免这种指责或者讨论。

　　可思梦：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措施是俄罗斯人允许资本的外流，减轻汇率的压力，中国也允许资本外流更多一点。周行长，您认为这对于中国的战略有多大的重要性？

　　周小川：我想说中国也鼓励资本的外流，特别是使资本“走出去”的战略，企业和其他的一些商业机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或许还可以进一步的放松管制，允许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居民能够更方便的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我们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经济体，虽然我们的贸易额非常大，与很多国家都有双边贸易。但是国内的企业、国内的居民仍然没办法进行海外的投资。他们没有充分的知识，不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市场，所以这需要时间。但总的来说，我们会鼓励他们在海外进行投资的。

　　周小川：那么从某个阶段而言，我们可能仍然会看到资本输入和资本外流之间的不平衡，我们还会看到某种形式的贸易盈余以及收支账户的盈余，我们会看到资本的流入超过资本的流出，那么我们也仍然要考虑这些对于你们货币政策的影响。对我们而言，减少这种不平衡的负面影响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近年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利用了这些工具进行调整。但是对于中期和长期而言，我们试图能够实现更好的平衡，避免不平衡。做法是通过金融市场改革，还有您所提到的我们依赖一些结构性政策来减少这种不平衡。

　　可思梦：所以美国更需要一个开发银行是吗？周行长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是不是软着陆总是好的？

　　周小川：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和在某个国家遇到了具体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你就有必要采取一些软着陆的措施。比如有些国家的通货膨胀非常高，比如在几年以前，在土耳其他们的通货膨胀就很高。比如最近几年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的通货膨胀很高，在90年代波兰的通货膨胀率也很高。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你经常就会说我希望实现软着陆，但可是最糟糕的是根本就没有着陆，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根本就没有，所以你需要采取一些非常严厉的措施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你的货币信心能够重建起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不是软着陆的问题，所以软着陆也就不是好的选择。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的美国经济正处在大衰退的阶段，就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们现在做得对不对，以后才能知道。

　　周小川：要想彻底摆脱现在的危机，对于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我们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通货膨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6%，有些国家去年超过了10%。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在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还有许多新的因素可能使得世界经济重新回到衰退的轨道上。比如很多人谈到了二次衰退的问题，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软着陆的政策就是一个好的政策。

　　提问：我的问题是给周行长的，我想问一下从您个人的观点来说，您比较同意南南合作开发银行是一个正确方面的合作还是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形式？第二，张教授说竞争有助于提高效率，在亚洲金融合作方面有一个亚洲开发银行ADB，您是否认为在亚洲还需要建立一个其他的金融便利设施，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帮助亚洲国家进行发展。谢谢！

　　周小川：您认为新的金砖国家运行可以在没有国家主权担保的情况下可以开展运营吗？刚才说到开发银行，如果说需要建立一家新的银行，首先看供求关系，有没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机会，有很多需求。另一方面有没有资金供给？大家一看确实有资金供给，我主张也不只是去看是不是外汇储备多，资金供给还是要看新兴市场国家里的储蓄率，如果高的话就能够想办法弄到钱，有供给，又有需求。然后是不是现有的金融机构不能起中介桥梁的作用？如果现有的机构能够起的话，那就让现有的机构去做就行了，如果现有机构不够，所以就考虑新的机构。我认为金砖国家在讨论中，当然这个讨论还不够详细。大家觉得现有机构有些不够，其中指的就是世界银行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它现在的资金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实际上它已经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另外，它把研究工作、政策建议、发展战略和资金的桥梁作用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做得很好的。

　　周小川：有一些地区性开发银行，他们历史上形成的都有几个大股东，这些大股东如果当前说我暂时拿不出钱来，也就妨碍了其他的增资。有的国家觉得能拿出钱，有的国家觉得拿不出钱，又不愿意自己被摊薄。在本次危机中，G20的讨论范围多次建议地区性开发银行，也就是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这些都应该起到更好的作用。还有西非开发银行、东南非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这些都应该起到更好的作用，除了基础项目建设以外，也要防止世界贸易在受损害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提供贸易融资的便利。所以这些任务都提出来了。但是看来这些银行也在发挥作用，不如大家的期望值。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提出这种可能性，从大的方面看是有可行性的。是不是说和其他银行有竞争关系呢？这要看这个开发性银行究竟是不是要做完全是基础性的基础设施的，或者是强调发展但不见得有商业性收益的这些项目，如果做这些项目的话，理论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竞争性的领域。所以不一定是说构成一种竞争机制有利于发展，这是不一定的事。同时，如果你侧重这些项目的话，现在的区域性开发银行的实践，多数情况还是有政府提供保证的。但其实它是有灵活性的，如果新成立一家开发性银行，它覆盖的面究竟是哪些？现在还正在讨论之中，讨论完之后也许覆盖的面大一些，既包括那些需要政府给予保证的项目，同时也有一些可能是不需要的。如果是这种运作方式，它不一定事先就有一个明确的规则。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事还有待金砖国家新设想的开发银行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论证。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周行长，一个是今年以来一直强调扩大内需，货币政策走向是否要调整呢？第二，我们看到您近日的一篇文章，利率市场化程度已成熟，您觉得何时会推出？

　　周小川：扩大内需已经提了很多年，在我印象中，金融危机以前中央政府就已经提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减少对外贸易顺差，大力发展服务业，已经是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方针，应该说这是多年需要做到的事情。当然在每个阶段还会有不同新的情况，比如金融危机发生了会有新的情况，如果通货膨胀高了也算是新的情况，不管怎么条件，这是一个中期的方针。

　　至于你说的存款保险制度，如果您能够回去查一查的话，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已经明确了要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如果再追溯往前，从90年代就开始研究论证中国建立存款保险机制。但是2007年是明确提出来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快马加鞭的都在做筹备，但是在筹备过程中突然间一下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秋天以来，这个变化很急剧，所以基本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克服危机上了。同时，也担心在危机期间，你要把主要的政策针对为解决危机，其他的政策还弄不清楚跟解决危机的政策配合协调好不好，再加上没有精力，所以就放了放。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开了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次从报道的文件上来看又提到了要建立存款保险机制。要我说的话，如果不是金融危机，2007年那一次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否则不会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定下来了。

　　周小川：我对这一块评价不一定合适。首先我表示一条，我们鼓励各种研究机构、经济学家都参与政策讨论，提出各种评价，提出各种建议，这对货币政策的形成有好处，对改革开放也有好处。至于具体的评论和考虑，我们还是以货币政策委员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决策。如果大家想讨论这个政策，教授和业界可以评论评论。

　　提问：现在有些学者提出一个建议，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下行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太高，所以提出一个建议是非对称减息，存款利率不变，贷款利率往下降，您对这个建议有什么想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