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声浪震荡博鳌

　　减税声浪震荡博鳌

　　“不怕书记，不怕市长，最怕税务员”

　　从两会到博鳌亚洲论坛，从会场内到会场外，企业家毫不隐讳地陈述着他们心中最大的诉求——减税，减负。在宏观经济呈现疲软的当下，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格外容易引起共鸣。

　　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批评，目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税收只有两项，压在企业和职工身上的其他20多项税，是权定而非法定。“未经法律批准的税，是非法的！”他说。

　　经营企业多年的企业家们纷纷向本报记者感叹，根本闹不清一年要交多少税，只得聘请专门的税务咨询师核算。清理、减少税种，简化税收计算方法的呼声震荡博鳌亚洲论坛。

　　高税率挫伤竞争力

　　在今年两会上，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一句“国外买联想电脑便宜，因为中国税收高”的言论曾惊动各方。

　　在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上，身为民营企业代言人的保育钧呼应说，国人买联想电脑贵，是因为要承担17%的增值税。“我到迪拜发现，大量中国企业在那边卖中国货，太便宜了，因为税收负担小。”

　　“前几年公司利润高，再加上高科技企业有税收优惠，没感觉税负的压力，这两年明显感觉税负比较重。”尚德电力控股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施正荣表示，当前他的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内部劳动力短缺，原材料成本上升，销售价格下降，外部则有人民币升值，税负增加。

　　尚德电力2005年登陆美国纽交所后，曾创下接近90美元的天价，而目前一直在3美元以下运行，稍早还传出破产传闻。

　　江苏知名企业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也指出，企业对于税收的反映，主要集中在税种多、税率高、征收监管环节不规范等方面。相较于国外，国内企业担负的增值税、所得税高很多，尽管高新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和某些鼓励政策，但总体来说还是高。

　　蒋锡培认为，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其他国家企业贷款利率低，而中国企业低则要承担5%、10%的利息，高时甚至达到15%，令中国企业压力沉重。他说，对刚刚创业、没有资本的企业主来说，这种压力是巨大的，一些企业的负债率达到50%甚至超过70%，财务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很高。此外，一些地方政府收费名目繁多，算下来甚至超过交税总额。这些税费直接影响产品价格，导致价格失去竞争力。

　　在论坛上，蒋锡培表示，在中国，企业税费成本比美国、日本、欧洲都高了许多，如其所在企业税费现在占到销售收入的5%-10%。中国企业税费负担比人家高很多，如何参加全球竞争？

　　仅两三成企业纳税

　　为什么中国企业税负水平高？在诸多企业家中，来自浙江的新秀集团董事长施纪鸿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大量的企业以“盈亏基本平衡”为由，回避掉企业所得税。事实上，这些企业涉嫌逃税。但这些企业真的不盈利吗？不盈利怎么会一直经营？施纪鸿估计，目前被征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占应征数量的20%到30%，使得政府将税率定成当前这样高的水平，这对守法经营、纳税的企业不公平。

　　“我认为政府应调降税负。”他说，如果规范、严格执行税收政策，地方政府完全具备降税条件，而且降税后不会影响财政收入稳定。他解释，规范、严格征税，就是要对违法逃税的企业予以严惩，让现在很多没收上来的税依法进入国库，这部分潜力很大，足以支撑税率大幅调降。

　　施纪鸿还批评当前税收存在不规范情形。“今天收一个城市建设税，明天又以其他名义收另一种税，完全打乱企业的成本预算。一家企业按现有税费水平核算其税负占销售收入的25%，最后实际占到销售收入的40%，企业守法经营，到头来发现辛苦赚的钱都交给政府了。”他认为，政府应当尽量减少甚至杜绝行政性收费。

　　保育钧指出，未经人大授权，政府发个文件就收费的行为是非法的。国务院最近一次会议上，温总理要求，没有经过法律手续的税和费一律要予以取消。

　　他说，纳税人通过交税，使得每年的财政支出保障了政府部门的办公费用，后者为什么还要另外收费？“这些年企业税负压力重，政府压力轻，大家都想当公务员，这很不正常。”

　　地方税制五花八门

　　浙江新秀集团是以生产箱包为主的制造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很多地方都有工厂和零售终端。董事长施纪鸿说，对比发现，总体而言境外税制结构比较清晰，很容易根据支出做预算，而国内则非常复杂，企业不得不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应对。

　　据介绍，一些企业聘请从税务业务部门退休的人担任税务咨询，催生出一个新兴群体——税务咨询师。不过，有企业家透露，即便是曾在税务业务部门工作过的税务咨询师，没几年他们也落伍了，因为地方税费政策变动频繁。

　　“我感觉十年前税制比较简单，再加上企业规模小，所以还算容易弄明白，现在就不行了，而且各地税收政策也是五花八门。”施纪鸿说，经营企业肯定要先掌握年产值、销售收入、税收占比等数据，这样才能确定卖价高低，但现在似乎计算难度很大，企业不得不设置CFO，其工作不仅仅是税务预算，还包括收集各地税收政策和收费规定。真正经过国家权力机关批准征收的税还是比较简单的，但那些行政性收费则藏在某一个政府部门某一年发的文件里，甚至连汇总都没有。“我猜测，在一些地方，如果要求地税局把地方政府的税费清单列出来，估计他们都列不出来，甚至连财政局都不一定知道。任何一项收费，企业都必须交，否则可能会被找麻烦。”

　　谈到税制复杂的恶果，保育钧提及他到宁波考察时的一段对话。他问几位大企业老板最怕什么？他们说不怕市长，不怕书记，最怕的是税务员。当地很多税不是法定，而是权定，地方政府随时出政策，企业一不小心就踩了红线。地方政府日子好过时，税收部门可以放你一马；日子不好过了，税务干部就上门来了。此外，税务干部握有罚款权力，可处以1-5倍的罚款，其间差别很大。

　　施纪鸿建议，站在替企业着想又为自己着想的角度，政府应该简化税费结构，力求计算容易，方便企业缴纳税费，也方便监督部门核查监督，避免企业逃税。“如果企业在税费问题上投入的研究成本太多，证明国家的税费体制确实有待完善。”施纪鸿希望有一天，复杂的税收能由“方程函数”变成简单的“加减运算”。

　　在保育钧看来，减税只是具体的表现，根本还是正本清源，须从改革财税体制上入手。

　　他主张，财税体制改革首先要明确中央、地方关系，哪些属于中央政府，哪些属于地方政府。这样，地方政府则会对扶持的产业和相关企业予以减税。

　　“民营企业家要敢于发声，争取早日推动改革。”保育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