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不保真”乱象如何治

　　拍卖乱象，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市场的整体乱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当整个行业在行规、市场竞争和法律监督的三重作用下有一个有效的惩罚、赔偿机制的时候，才是市场真正成熟、消费者真正放心的时候。

　　面对国内拍卖市场不保真带来的诸多问题，收藏家刘益谦就认为，私人之间交易如有造假行为可以报案追索，但经过拍卖会因为有《拍卖法》的免责条款，使得造假合法化。他觉得《拍卖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显的冲突，应该作适当修改。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明确表示，“古董、艺术品‘拍卖不保真’是对法律的误读”，此语让我们颇有些“为之一振”。

　　我国艺术品市场近年来的火热行情带动了拍卖市场的迅速兴起，但市场上充斥的赝品、假货也随之大量流入，使得收藏投资者都连连摇头，感叹艺术品收藏“水深不可测”。面对如此的困境，各方都在呼吁变革。如果说国外靠的是良好的历史积淀和诚信机制，那么国内为什么要死认着所谓的“国际惯例”而不能率先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合理的调整呢？应该讲，对于我们如今的拍卖市场，创新变革实可谓正当其时！

　　真与假，到底谁说了算

　　据了解，目前文物局、法院、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术界均可进行文物鉴定，但都是分散的，没有统一起来。同时，学术界往往还提倡“百家争鸣”、“鉴而不定”，各种不同的标准和判断实在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华东师范大学拍卖研究所所长秦春荣举例说：“比较著名的是多年前的一起公案，当时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被收藏者疑似伪作而诉诸公堂，法院受理之后特地请了南北两派的专家，结果堪称国宝级的鉴定大家谢稚柳说真，徐邦达则说假，一时成了悬案。后来谢稚柳过世，以启功为组长的多名专家又集体鉴定一致说假，实在是让人难以定夺，最后就不了了之了。”还有像前文提到的“230万拍吴冠中假画案”，吴冠中本人认定为赝品都没能获得赔偿，可见艺术品真假判定的困境。

　　有趣的是，就在近日，当代艺术家祁志龙发微博称，上个月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一幅标明祁志龙作品的《消费形象37号》画作绝非出自己手，是赝品，业界一时哗然。没想到“靠谱”的苏富比之后却在自己微博上公开发表声明称，这幅作品为真，并带有香港少励画廊的保证书。没多久，祁志龙便发微博证实了该作品确实不是赝品，是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并公开进行了致歉。值得借鉴的是，这一事件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个人证词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流传有序、保证书等鉴定措施的有效性。

　　利益驱使下的鉴定之惑

　　不过，在国内的拍卖界就不限于这样一些“不痛不痒”的小故事了。就说关于“徐悲鸿油画造假”的质疑公开信，秦春荣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这幅《人体蒋碧微女士》的“徐悲鸿油画”当时是徐悲鸿的儿子出面证实，还称画中的确是自己的母亲，直到有二十多人“实在看不下去”，联名写信指出这幅画只是当年他们研修班的习作之一，这才在一年多之后翻了案。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利益驱使，竟然使得儿子都不认得妈妈了呢？

　　而国宝级的“金缕玉衣”就更是让人称奇了。包括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在内的5位文物界“泰斗”的鉴定书让银行一口气被骗去贷款24亿元。这样的“专家鉴定”还拿什么让人去信服呢？无怪乎会有拍卖行堂而皇之地宣称“不可能保真”、“全靠自己眼力和本事”。

　　暴露出来的事件是这些，但我们总不免担忧，如此鱼龙混杂的拍卖市场上，到底有多少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呢？原佳士得公司的石先生苦笑着摇摇头说：“基本都是假的咯，或者说大部分。要变革？难！”真是不可谓不让人寒心。而实际上，虽然近年来这样那样的事件和案子也有不少，但“没听到过有什么胜诉的例子”。一方面，法院方面也需要请专家来鉴定，而另一方面，“专家也是要花钱去请的嘛，难道随随便便就给你看了”。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上海市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委员胡志祥就告诉记者：“一般人根本也没地方去申诉，就只能认栽呗。”

　　拍卖行乱象丛生

　　就是在这样鉴定缺失的窘境下，迅速活跃的市场滋长了许多不正之风，不少小拍卖行完全不顾自身及行业的形象，用秦春荣的话来说，全是一派“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做法。

　　除了骗取大量图录费的“捞一笔是一笔”的做法之外，拍卖行与收藏者签订的拍卖合同有时候也千奇百怪，充满霸王条款。曾在司法局任职的陈越骏因为平时爱好收藏，经常跑拍卖行，也接触了不少收藏界的朋友。“很多朋友也知道我以前的法律背景，就来问我这方面的问题。”陈越骏颇为严肃地说，“我感到光是拍卖合同当中的一些霸王条款就很值得规范。”他解释说，按一些拍卖行的合约，即使拍品流拍了，拍卖行依然按照标的费来抽取10%的佣金，同时拍卖行还会故意“忽悠”卖家评估一个很高的起价，这甚至就有点明着抢钱的味道了。

　　对于这样的行为和极高的流拍率，胡志祥也告诉记者，有些拍卖行或为了名气，或纯为了快速捞钱，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假拍”。不但有流拍的，还有实际没成交却说拍了天价、卖家自己拍下的等等怪现象。

　　更为让人吃惊的是，还有些小拍卖行专门就是做“知假拍假”买卖的。上海一位各处跑拍卖行的藏家吕先生告诉记者，他知道的有些小拍卖行只要两三个人就可以开起来。比如拍100件作品，其中八九十件都是自己推出的，全是低价收进来的赝品，翻十倍就往外拍。另外又会找一些外面卖家的作品进来“撑场面”，这些少量的作品则反而会把关严格，力求真品，以保证自己其余赝品的高额利润，实在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诚信缺失：乱的还不只是拍卖行

　　不过，让吕先生更为担忧的是，拍卖乱象，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市场的整体乱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也不能就说是拍卖行的甩手不管让市场一乱至此。”吕先生一边摇头一边显得非常无奈地说，“我们的藏家——不管是卖家还是买家——有时候都是不讲原则的，跟拍卖行串通一气的自然有，让拍卖行难做的也有。”

　　吕先生告诉记者，一些拍卖行对于大客户都比较客气，于是个别大客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先拍下一件作品，然后拖着拒绝付款提货，等待下一次拍卖会又委托拍卖行继续拍卖。如果价格高了，那他就完成交易获取差价；如果价格低了，他东西也许就不要了，让拍卖行自己吃进。拍卖行对于这样的大客户也没什么办法。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傅鼎生就指出，如果单方面让拍卖行承担责任，那会不会以后所有的问题都让拍卖行背黑锅了呢？也有拍卖行哭诉说，只要有一件赝品自己赔偿了就直接破产了，那会不会到时候卖家和买家又串通了反过来敲诈拍卖行呢？

　　在记者采访的各方学者和专业人士的意见中，唯有对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意见是最为统一的。反观国外市场，假货首先就没有人要买，也没有对艺术品领域缺乏认识、贪图利益、容易上当的门外汉大量出现在市场上。上海市消费者保护协会的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一般他们这儿是接不到拍卖行的维权投诉的。实际上《拍卖法》才是最主要的依据，其他的《合同法》等相关法律都不是专门针对拍卖的，都只能像“擦边球”一般权当参考。而诚信又是看不见摸不着、需要逐步建立的，这就让整个市场亟待变革，却又显得困难重重。

　　法治：先从小处抓起

　　应当说，正是因为面临着重重困难，正是因为有着和国外市场不一样的环境和发展阶段，国内的拍卖行业更应该寻求一种创新的变革，应该率先找出适合自身良性发展的道路，来规范、完善整个行业，让这样一种行业越走越好。

　　而即使国际惯例、国外经验不能在法律法规上获得很多借鉴，但我们又为何不能自己走出一条真正好的、对的路，而要有样学样呢？胡志祥认为，没有监管、没有惩罚机制的行业一定是会有问题的，这就需要从法治和市场两方面对拍卖行业有所制约。即使一开始的制约力度不够大、制约面不够广，也要一步步地走起来。

　　徐汇区人民法院就曾审理过这方面的案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意见指出，应制订相应的行规行约，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可参考合同法、物权法等规定制订相应的行业规则，督促拍卖人员将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损失计算方式、赔偿责任的承担等纳入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中，约定出现此类情况的处理办法，以期为今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提供依据。

　　从小处抓起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一条道路。胡志祥举例说，对于像“汉代玉凳”这样最后发现没有成交的天价假拍，或者是那种拍了一个价格但故意夸大成另一个价格的，可以从税收上加强监管。“你虚报多少我就按多少收税，看你还敢虚报不”？按照胡志祥的思路，通过一些实施条例、细则的修改和制订，可以先针对一些实际问题，改变拍卖行甚至相关人员做假、弄假、不诚信的“零风险”状态。

　　行业：带动市场风气

　　而更重要的是，就像秦春荣所呼吁的，市场、社会和行业的联动作用才是长期良性发展的一种必需。媒体的评论力量、对于不公平交易的追踪、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行业行规的完善和系统化，都是可以逐渐显示出效果的做法。

　　比如，为什么儿子会不认识母亲呢？为什么专家会信口雌黄呢？对这样的事件应该抓典型，作深究，同时也要制订更为统一规范的鉴定认证模式，培养相关的单位和人员。胡志祥还提议说，同行的监督、市场规则的制订是可以着重考虑的。比如建立与诚信、信用等商业品质相挂钩的年度考核、打分机制。有时候行业内会有类似写了是某某人“款”的就是仿品、就可以“不保真”的约定，还会有名家作品卖很低价格那肯定就是赝品的“潜台词”，但这些却蒙蔽了很多大众，对于这样一些模糊的行为，就给予低评价。而对于现如今一些打着“保真”、“专家鉴定”旗号的拍卖行应予以关注和考察，如果真的做到了诚信经营的话就给予高评价。总之，有意识地去鼓励行业的正向发展和步入正轨，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就像陈波所言，时间终究会淘汰这些不长久的拍卖公司，逐渐留下被世人所熟知、所认可的诚信企业。当有一天拍卖行不再靠卖赝品谋求利益、当卖家和买家也都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当整个行业在行规、市场竞争和法律监督的三重作用下有一个有效的惩罚、赔偿机制的时候，才是市场真正成熟、消费者真正放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