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租车陷死局：打车难开车赔 只有公司稳赚

　　“打车！打车！”4月18日晚，肖宇和几个同事在北京国贸站地铁口拦车，但半小时无人理会，拨打叫车电话也一直忙音，奇怪的是，接连几辆亮着“空车”牌的出租车都在瓢泼大雨中激起一路水花，飞驰而去。

　　5米外， 同样被滞留在地铁口的数百人集体目睹了这一幕，人们愤怒了，有人扔出了易拉罐，大声地骂着脏话，有人开始打电话投诉拒载，有人直接走出来站在路中央。

　　对于这一切，坐在出租车里的的哥顾师傅毫不在意，他正在跟搭档老陈通电话，商量着是否要跑晚班。

　　每天早8点和晚7点，是顾师傅与老陈交班的时间这也是上下班高峰时间段。交班时间是顾师傅定下的，理由很简单：“高峰时间经常堵车，一堵就赔钱，还不如用来交班和休息。”

　　顾师傅的选择并非特例。“一半以上的司机都猫着呢，尤其是下雨天，大家都收工了，万一在路上堵了、熄火了，3天赚的都赔进去。”

　　的哥赚不到钱，只好罢工要求提价；为保障公共利益，政府也不免被“胁迫”；乘客拦不到车，还得为屡次涨价买单。但还有一个赢家，这就是出租车公司。在北京，“三输一赢”，是出租车行业里的畸形现实。企业垄断，出租车数量始终放不开，在许多专家和业内人士看来，这是一个悲观的、无法改变的死局。

　　5月2日，北京，一位出租车司机在位于石景山区黑石头的金建出租汽车公司的停车场上数着“份子钱”。

　　的哥：赔的算自己，赚的归公司

　　北京的哥（单班）的“份子钱”为每月5157元，并且承担交通违规、车辆修理和保养等各种风险费用，加上油钱成本，“一个月出去的钱在9000元左右，所以每天我一睁眼就欠着300元钱了，拉够了300元钱的活，才能保本儿，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高峰时段：走一次赔一天

　　晚高峰是最可怕的，“每天都是一场战争。”肖宇很诧异，“白天出租车也不少，怎么高峰时间段都消失了？”

　　就在距离肖宇300米外的国贸商城区内，30余辆出租车首尾相接，停靠在路边，司机师傅们扎堆围在一起抽烟聊天，遇上前来打车的，司机头也不回，“只去通州和大兴，100块以内的活儿不拉。”

　　这只是北京数百个聚集点之一，在京顺路、马甸、六里桥等地段，亮着“空车”牌子的出租车在加油站边排成了长龙，的哥们在车里打着盹儿，用顾师傅的话来说，这叫“歇点儿”。“高峰时期谁敢往城里走，走一次赔一天。”

　　“高峰必堵，堵车必赔。”顾师傅背出这笔烂熟于心的账，“车速低于15公里按时间计费，每5分钟按1公里算，每2分30秒计费一次，算下来，堵1个小时才20多块钱，可是堵1个小时我的油钱多少？”

　　顾师傅算了一笔账，开“单班”的师傅，每个月他要上交给公司的“份子钱”为5157元，并且承担交通违规、车辆修理和保养等各种风险费用，加上油钱成本，“一个月出去的钱在9000元左右，所以每天我一睁眼就欠着300元钱了，拉够了300元钱的活，才能保本儿，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顾师傅跑的是“双班”，两人“合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较“单班”短，因此，“双班”的“份子钱”总共为8280元。

　　为了保证收入，的哥们不敢在高峰期出车，又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很多人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因为休息一天就亏损一天。普遍一天干12个小时以上，个别拼命的干到15个小时以上。”顾师傅说，“所有的哥都在疲劳驾驶，拿命换钱，每天开到最后基本连红绿灯都看不懂了，彻底僵住了。”因此，对于的哥们来说，“赔钱风险大”的上下班高峰期是最佳休息时间。

　　“利润薄，工作时间长，安全隐患多，很多市区老司机都不干了，现在都是郊区新的哥。”开了9年出租车的顾师傅回忆说，2000年，北京出租车户籍限制放开，“原来必须是北京市城镇户口，现在只要求是北京市户口，所以郊区农民都来当的哥了。”

　　据北京最大的出租车公司银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建”）有关人士介绍，“2006年前，我们公司市区司机与农村司机的比例大概是2:3，现在基本都是农村司机。”

　　京郊的哥的生活要轻松多了，“大多家里都有产有地，或者有大笔的房屋拆迁款，干起活来不用很拼。”新的哥林师傅说。

　　即使如此，林师傅也打算转行，虽然他刚刚干了3个月而已。“如果不干到10小时以上是挣不了钱的，我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在他看来，“当的哥就是帮公司赚钱，累得要命，落不下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