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深度开放推动深度改革

　　2012年5月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落下帷幕，其中经济对话取得突破性进展，如美方放松对民用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市场准入取代汇率等。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在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诸多热点与难点上达成了共识。

　　汇率是开放经济体系中各国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阀门，而利率市场化、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等则是“内政”问题，为何中国愿意在这些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与对话？

　　此现象昭示出，在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内改革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开放形成倒逼已经是改革前行的可选择模式。

　　在中美对话之前，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旧金山加州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剑指中国国有企业所享受的垄断红利，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优惠贷款，从而形成了对中小企业和外企的优势。盖特纳呼吁中国国企应该更加市场化、商业化，唯有如此，在国际竞争中人们才会以商业企业对待之。必须指出，盖特纳的发言并非为中国的中小企业鸣冤，而是为美国企业争取更加平等的竞争机会。如其所言，中国经济应该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国内市场的培育，而不是依靠国企的产能扩张与出口。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喉中刺，未来中国改革的目标在于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市场，从贸易大国转向金融强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度开放的过程。

　　过去30年来，尤其是1994年汇改以来，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引擎，在最近十年中，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对于一个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而言，外汇储备是对冲经济风险的工具，也是引进资本品实现工业化的必需品。出口、外汇意味着国内福利的流失，当下中国需要告别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路径依赖，因此，提高上市国企上缴红利，充实社保基金，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逻辑要求。

　　比照世界历史经验，今日中国社会已经从增长驱动到了分配驱动的阶段。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已经进入自我维持增长的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不再单纯是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是公平正义分配带来的国内市场发育，形成强劲有力的体内循环。中国中产阶级只占人口的12%，但是中国市场已经为美国所关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私人财富的积累，如何实现个人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成为新富阶层面临的难题。国企垄断、银行独大所塑造的畸形资本市场无法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许多中国家庭迷失于影子银行和地产泡沫之中。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指出，中美已经达成共识，利率与汇率的价格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基础。换言之，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改变“金融抑制”给国企央企带来的优惠贷款，实现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的真谛在于公平交易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多重失衡：政府与市场的失衡、城乡失衡、央企与民企失衡……中国改革的任务在于再平衡。改革之难在于突破路径依赖的陷阱，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议价能力，甚至垄断了改革的话语。开放带来的压力反倒成为突破陷阱的动力，本轮中美经济对话中没有出现“阴谋论”的魅影。这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以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以更大的开放推动深度改革。

　　此前中美汇率之争一直存在“阴谋论”的猜度，事实证明，汇率低估不仅给美国造成困扰，也给中国带来不少麻烦。基于中国生产率水平之上的均衡汇率才是值得追求的，人民币升值不过是汇率再平衡的必由之路。中国自邓小平南巡讲话才确立起市场经济话语的合法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美国的药方即便未必对症，依然值得倾听。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也是一个消费型经济体。当一个国家步入消费型经济之时，不仅既有的生产模式需要作出调整，而且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改革也要与时俱进。国内消费群体的崛起增强了公民对企业、政府的博弈能力，消费者的选择本身就是对企业的“投票”，无法想象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的社会中，企业会生产毒奶粉、毒胶囊。消费主导带来的必然是经济宪政，垄断、造假都是难以容忍的。

　　或许这也是中美两国之所以在培育中国国内市场、刺激消费这一议题上没有分歧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