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我在中国央行学到什么？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李稻葵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我在2010年4月加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时，知道自己准备不足，尽管我已经在美国和香港教授经济学近20年。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做好准备：中国经济规模巨大、情况复杂，各项制度也还处在起步阶段。金融危机让我的任务更加困难，因为它暴露了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缺陷。

　　我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完成自己的任期后，得到三项根本的收获。这些收获对试图理解货币政策如何制定（尤其是在中国）的读者可能有用。

　　首先，央行的独立性是一种没有帮助的迷信。理论上，独立性是抵御面对竞选连任的政治人物的压力的有效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国务院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自主的银行职员管理，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官员会受到政治冲动的极大影响。或许如此，但中国领导人通常在任时间长达10年，他们会像长期任职的央行行长，如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那样，重视自己的政策遗产。

　　实际上，与单纯的独立模式相比，中国央行与经济机关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更强有力地抵御地方政府、股票投资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压力——这些角色都要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委员会中不仅包括央行官员，还有来自财政部，以及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的官员。

　　即便如此，当中国总理最近表示，只有腐败和通胀两个因素可能动摇他的政府时，我还是有些震惊。他对这两个因素，当然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的第二个收获是，对于价格型工具的力量，不要抱有太大的信心。价格信号在货币体系内可能不会足够快地产生效果。以贸易平衡为例，它取决于进口方和出口方之间现有的合同，这些合同不会对汇率变动快速做出反应。减少贸易顺差或许是一项政策目标，但让人民币对美元快速升值，很可能导致进一步升值的猜测，进而产生类似泡沫的汇率变动。

　　我的第三个收获是，要尊重投资者情绪，但要平稳且耐心地逆投资者情绪而动。这实际上是经济波动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对于央行官员来说不幸的是，我估计货币政策至多能影响到50%的投资。央行官员必须尊重投资者情绪，这并非因为投资者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动量特别大，就像一艘巨型油轮一样。我们应如何改变这样一艘巨轮的航向呢？要及早且平稳地转向，同时要有耐心，别指望政策立竿见影。

　　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中国投资者普遍感到悲观。当时，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降低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微妙地改变投资者的想法。然而，到了2010年年中，投资者情绪已摆向另一个极端——年产出增长率达到10%。于是，央行又追求紧缩政策，同时对银行和房地产行业实施更严格的市场监管。到2011年年中，投资者情绪终于企稳。

　　展望未来，中国央行官员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降低中国巨额的人民币广义货币存量——其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0%。其中有30%被锁定在中国央行，使其成为全球资产负债表规模最大的央行。这么多的货币是持续存在的破坏整体经济稳定的力量，且受到储户情绪的摆布。

　　中国需要进行改革，必须扩大证券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规模，以便把银行存款吸引过去。中国也必须采用银行贷款证券化，即把一些优质银行贷款转换成债券，以使银行筹集到资本，变得更为稳健。

　　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中国的资本账户不可能实现完全兑换，汇率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化，人民币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国际货币。

　　本文作者是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PBoC)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原文载于FT中文网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