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之“囚” 南勇

　　带着微笑，南勇踏上警车。警车呼啸着驶出法院，消失在雨幕中。不知此时的南勇是否会想起，当初他执着要选择体育时，家人对他的劝阻。“如果听了我们的话，你们今天就不会看到他在法庭上受审。”南勇的大姐南芬说

　　2002年，韩日世界杯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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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南勇对记者说：中国队已尽力了，作为一个足球人，比赛永远不会结束，因为球迷们还在等着中国队的下一届世界杯，我不能站住。

　　8年后，中国没能等到下一届世界杯，却等来了南勇倒下的消息——2010年1月15日，南勇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此时距他上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刚好一周年。上任之初，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假、赌、黑是中国足球的毒瘤，必须彻底根除。”

　　最终，这位足坛掌门人没能铲除毒瘤，却成为现行体制下的一名囚徒——公诉书显示，从1998年到2009年5月，南勇共涉嫌17项指控，总金额为148.9962万元，其中现金119万余元，实物合计29万余元中，包括手表、酒、保健品和加油卡等。

　　“历史选择了我，责任就由我来担”

　　4月25日，连续放晴多日的铁岭下起大雨，气温骤降十度。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侧门旁，几个警察无精打采地拉着警戒线，试图把早早来到法院门口的全国各地近百名记者隔离出去——这一天的上午8点30分，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在这里开庭受审。

　　糟糕的天气让拉警戒线的警察变得不耐烦，他们对试图接近法院门口的记者说：谁愿意来这里，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互相理解一下！此前两天，本刊记者试图向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旁听，未获准。

　　少数“球迷”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拿到了旁听证，在经过严格的身份审核后，在众多记者的围观中，走了进去。

　　与谢亚龙在丹东受审时不同，铁岭中院的门口没有武警站岗，连押解南勇的警车也无任何车辆开道。8点05分，戴着手烤、身着红色囚服的南勇走下警车，在两名警察的架护下，低着头，快速进入法庭。

　　近距离观察到他的人说，南勇有些紧张，脸上的肌肉都快僵硬了。“除了名字没变，已经看不出被抓之前的长相，像大病一场，都脱相了。”

　　这次庭审一直持续到18点30分左右，未当庭宣判。

　　一位获准进入法庭旁听的当地球迷告诉本刊记者，庭审过程中，南勇对检方的17项指控始终没有提出明确的异议，只是不承认那是犯罪行为。“他的状态不算很差，但不怎么说话，都是有问才有答，大多数时间都是他的律师在说。”

　　庭审结束前，作最后的陈述，南勇对某些证人的证词，感到委屈和心寒，他表示，不想再去过多追究这种情义上的事情，他只是希望，法院能够根据事实依法判决。同时，他也表示，足球是体育职业化失败的实验品，足球职业化的条件不是很成熟。

　　“在这种体制下，衍生出了很多的潜规则，让我们都深陷其中。我负责足球工作后，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但没有做好，球迷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所有的人都不满意，出了这个问题，我又在这个位置上，既然历史选择了我，责任就由我来担。”最后，南勇突然提高声音说，“我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案件，让中国足球体制内的一些怪现象发生改变，促进中国足球尽快与国际接轨。”

　　获准旁听的球迷说，在听完南勇的陈述后，他觉得整个法庭内顿时被一种悲凉的情绪所笼罩，他差一点就哭了。“南勇觉得朋友做了伪证，在他落难时，朋友还要落井下石，且他是一个对足球有功的人，但足球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罪过却要由他来承担，大家的情感一下子就被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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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勇是微笑着走出法庭的，这个细节被许多媒体捕捉到。未获准进入庭审现场的南勇大姐南芬（化名）说，上一次见到他这样的微笑还是在两年半前。庭审结束后，她和另外几名亲属获得了和南勇见面的机会。

　　2009年末，时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南勇回到老家延吉。此时，中国足坛已经刮起打黑风暴。外界盛传，作为中国足协最高指挥官，南勇不可能置身事外——被捕后，在看守所接受采访时，南勇说，他当时已经想到了自己被捕的可能性。

　　“感觉有些不对劲，或许要出事，我觉得不论是谁，都应该付出代价，这对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彼时的南勇，并没有把这种忧虑告诉家人，家人也未从他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察觉到他有什么变化。而且，当家人为这些传闻向他求证时，他还安慰他们说：没事，我跟这些人没有关联。

　　这是南勇上任足球中心主任后，为数不多的回老家。南芬说，南勇回家后，跟家人有说有笑的，他回北京时，还跟家人说，以后要多抽时间回家看看，毕竟老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以前。

　　南勇是出了名的孝子，因为工作忙，很少回老家，总觉得亏欠80高龄的老父亲。因此，每次回家，他或多或少会带一些礼物，送给父亲。这其中，就包括白川2005年送给他的一块劳力士蚝式机械男表。

　　比利时籍华人白川，与南勇相识于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时任国足主教练米卢下课，为中国在世界杯的失利埋单。此后，由南勇担任男足选帅组团长，在世界范围内物色合适的男足主教练。

　　作为阿里汉的经纪人，白川通过中间人将阿里汉的个人资料递给南勇，向中国足协推荐阿里汉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在随后的两次考察会谈中，南勇让时任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董铮通过白川联系，和阿里汉接头。

　　当年12月，中国足协与阿里汉在北京昆仑饭店正式签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会后，白川为感谢南勇，送给他4000美元。

　　此次选帅的暗箱操作，在南勇从老家回京不久，被人以公开信的方式曝光于网络——在南勇被捕前一个月，网上先后出现两封举报南勇涉嫌受贿的公开信，其中一封就提到了选帅事件。

　　阿里汉在执掌国家队期间并无大的建树，但这并不影响白川与南勇结下友谊。白川是个商人，他需要中国这个超级大市场，而南勇是中国足协掌门人，同时又是中超公司董事长，两人一拍即合。

　　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西门子移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冠名，中超不得不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否则只能裸奔。这是继百事可乐、飞利浦退出之后，中国足球第三次面临主冠名资本撤退的危机。

　　2006年初，在中超联赛“裸奔”一年后，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只身一人飞赴欧洲，与白川商谈中超联赛的冠名赞助事宜。白川向南勇推荐了爱福克斯公司，不久，他们签署了爱福克斯、白川、中超公司的三方框架协议。而白川作为中超公司的全权代理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

　　就在南勇回国向足协汇报寻求赞助情况时，此事被媒体曝光，并质疑里面存在腐败问题。当时南勇的回应是：“我可以以我的党性担保，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辞职。”随后，风波暂息。

　　然而，爱福克斯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将6000万冠名款汇入中超公司，即使是在两年后，也只汇入了白川扣掉代理费后的600万。在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的授意下，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和白川告上法庭。

　　中超公司赢了官司，却再也追不回剩余的五千多万余款——在此之前，爱福克斯的代理公司ACE和白川的BCD公司早已破产。2009年1月14日，谢亚龙离任，南勇接替其出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此事便不了了之。

　　中超联赛冠名风波后，白川打起了德国世界杯门票的主意。

　　本刊独家调查得知，当年4月，白川找到南勇，希望他帮忙购买官方价格的世界杯球票。南勇应承下来后，找到时任中国足协外事部主任王彬，让外事部帮忙安排。具体是如何操作的，王彬称已经想不起来。

　　事成之后，白川为了感谢南勇的帮忙，在北京市二体校体育馆外，向他送了5000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