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和石头》，冰冷中淌出涓涓诗意

　　摘要：“人的心有时很脆弱，易碎，就像是鸡蛋；有时也很坚硬，像是石头。”

　　南方早春，昏晦冷湿，连姚红贵身上穿的红羽绒夹克，也似饱浸着凉意。她读初中二年级，父母外出务工，因此是住在姑姑家里，平日与矿上做工的年轻人阿九要好，常为住在矿上的他送去些鸡蛋。阿九擅长刻章，拿石头刻了个“红”送给她。这是些单纯的美好，却无助于红贵心头的重负，迟迟不来的月经如醒不来的梦魇，步步紧逼地把这个14岁的少女推入绝望。

　　从荷兰鹿特丹的千人剧院，到西班牙小城拉斯帕尔马斯，乃至北京的艺术中心与大学院校，每场映后交流，先起身提问的总是男生，从不解似悬念般贯穿始终的小孩究竟是谁所为，到质疑反反复复出现的卫生纸为何不是别的什么，问题可谓千奇百怪。“女性观众则相对沉默一些，一方面这是作为禁忌而闪躲回避已久的话题，沉默是下意识的选择，另一方面她们更容易分享这样的困境。”黄骥不否认，《鸡蛋和石头》中的性别差别。

　　女性主义是最容易给出的结论，无论获奖之后的影评报道，还是现场交流时的观众感言，几乎都是从此说起，却没有更贴切的词语能表达《鸡蛋和石头》的与众不同。从剧本开始，黄骥试着完全遵照女性的身体感受去结构少女目光延伸出的时间与空间。

　　比如作为最主要室内场景的女孩居住的房间，本来这是一间有两个窗户对开的通透房间，实拍几天之后，黄骥却觉得画面色调过于明亮，先用纸箱钉住了左侧的窗户，到后来右边窗户也难逃被封堵的命运。窗口甚至成为影片中的重要道具，从红贵默默地在贴窗户纸，到她心满意足地坐在封好的窗户下印阿九给她的印章，最终窗户上的纸被姑丈收拾房间时狠狠撕掉了。

　　“因为红贵是留守儿童，发生了这样的事就面临孤立无援的处境，事实上这样的自我封闭是一个内心惶恐难安的小女孩最本能的应对，而我和大冢都希望能充分利用空间和画面去表达这个女孩的内心状态。”

　　后来红贵是被舅父掺在葡萄糖水里的药物导致流产的。黄骥便以49日（医学角度停孕药物可以起效的时间上限）为时间界点设置了一张表格。“在这49天里她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写得很详细，之后再把我们想到的故事情节合理地穿插进去，虽然在出来的片子里看不到那些内容，但是实际拍摄时是有一个很真实的时间逻辑在支撑的，我不希望留下任何戏剧性的夸张。”

　　而黄骥的丈夫、搭档，《鸡蛋和石头》的制片人、摄影、剪辑大冢龙治，在1997年日本东北新社开始成为纪录片导演，至今已十四五年，用黄骥的话来形容：“是一个善于放下自我的人，懂得如何让镜头坦坦然朝向人物内心，更重要的是教我如何用耐心换来冷静节制但意义准确的影像。”

　　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黄骥、大冢与扮演红贵的小女孩吃住在一起，熟悉，倾谈，等待。女孩红贵是黄骥奔走了四五所学校找到的，殊不知眼缘背后是和她一样的倔脾气，常常是一场戏第一天问了说没有想好，等第二天再问还是不行，到第三天黄骥肯定要发起火来。“一起生活得久了，我们连生理期都同步了，于是有几天我情绪非常差，她也情绪非常差，于是我们就吵起来，我就不理睬她了，大冢就会不由分说骂我，说她还是孩子，孩子是做事可以不考虑后果的，但我不行，于是我只好厚着脸皮去和人家和好。”

　　大冢龙治想了很多办法让这些非职业演员不再恐惧镜头。不打光，就利用现实中存在的光源，不给他们增加一丝一毫的多余负担。甚至严格设计了一套工作方式让未经训练的演员集中精力在故事情节之内，从而去除表演本身的做作感。比如片子里的所有场景就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场景，坚持要黄骥在拍摄的空间内与演员交谈，减少排演和实拍之间的心理落差，甚至有所取舍地保证每个场景里的演员不多，保持演戏环境安静，为演员放松而专注提供充分的外部条件。

　　头一两个月的时间，全用来应对一遍遍重拍，直到慢慢找到默契，彼此谅解地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很多戏确实对红贵也是很大的挑战，比如拍她洗澡，一开始我找了表弟来帮我录音，他只比红贵大四五岁的样子，红贵就会不好意思。于是我做录音，大冢拍摄，我们三个人经历了这样长时间的相处，她反而已经接受了大冢这个人。印象很深的还有红贵在医院拿石头打姑丈的那一场戏，现实里红贵平时真的不大运动，也很少表达自己的愤怒，因此是真的没有力度攻击别人，还有就是她不敢打我叔叔，但这是重要的一场戏，尤其是要求她不仅能爆发出力度，还要符合病榻的虚弱而不能演过。被我骂了几次三番，红贵噔噔噔走回家去不演了，是大冢又逼我找她回来。当我真的愿意与她分享更多心底的感受时，她的表演确实也在接近理想中的效果。”

　　美丽但沉默的14岁女孩，拿纸巾把“血盆经”包好垫在内裤里，光脚站在地上用力捶打小腹，痛得躬下身来时那片浓重的殷红，以及摄影机对手术台的寂静凝视，病床上拼尽全身力气的一击，面对红贵，黄骥想竭尽全力使影像保持在“零度”状态。而跳脱冰冷幽闭之外，是清新的山野，澄亮的阳光，清风与树影，为故人祭奠也为儿孙祈福的老婆婆，给小朋友打了针能立刻掏出糖来的医生，茶水、瓜子与麻将桌上的家长里短、世故人情。

　　有一副红贵的剪影最后用做了电影的海报，画面简单安静，只一个少女若有所思地望出窗口，却美得撼心。大冢龙治这样解释这其中的参差：“故事是压抑的、痛苦的，但是还是想拍出人物漂亮的一面，电影的内容确实是很残酷的，完全拍得很真实的话，心里留的东西就会很残酷。所以对我来说把画面拍得美一些就是一种希望。”

　　对黄骥而言，那些留在画面里的家乡，更像是一次对过往的回望。“我自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对这里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我不希望丑化，也不想夸大人性的低级部分。小时候我厌恶过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当我开始真的离开这里，真的开始接触到许多所谓知识分子阶层，我反而意识到农村人所流露出来的真实情感和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多少区别，可能他们存在知识上的差距，但在智识上的反映别无两样，就像是我的奶奶教育我们吃饭不能用筷子对着别人，这和城市里有教养的人家是一样的，都在考虑别人的感受。”

　　如此冰冷现实中淌出的涓涓诗意，或者是这样一部朴素而年轻的东方电影打动西方评审的原因所在。如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颁出金老虎奖杯时，评审委员会给出的赞誉之词：“《鸡蛋和石头》，导演通过讲述一个于不情愿中被困在边缘生活中的女孩的私密故事而受人瞩目。借由诗意的语言将影片中的禁忌话题打破。精美构图与悉心舍取的摄影于叙事高度相关，并且揭示了人性秘密。”

　　而这诗意，对于黄骥而言，更似是来之不易。“写这个剧本是因为8岁时被性骚扰的经历。那时候我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虽然亲戚对我很好，但我仍旧无处倾诉解决，以至于一边努力长大，一边自我压抑着精神上的恐慌。我自以为这件事可以烂在自己的心里，但后来每每回到家乡，我都听到类似的新闻，有老师对学生的骚扰事情，也有长辈对女孩的骚扰，有时我就去找这些女孩子们聊天，发现她们的处境和我当时的处境极其相似，都是父母不在身边的女孩子，就在经历着我所经历过的一切，那时我意识到，至少该写这样一个故事。”

　　黄骥和大冢龙治

　　一整年的时间，两个年轻人倾其所有的积蓄，《鸡蛋和石头》终于完成。黄骥深深感激当她鼓足勇气把最心底的秘密说给相守了5年的恋人时，不仅越过一道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无形沟壑，更得到的是如此慷慨的呵护与支持，至今她还会聊着聊着自己的电影，就满脸甜蜜地感慨：“我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个人的呢？”

　　“对我而言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去爬山看景，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看到树被风吹动，摇来摇去，树影婆娑，当时我们在思考如何结尾这个故事，很奇怪我们同一时间被眼前的场面感动了，觉得那就是电影的结尾，再不用想了，只是看着风静静吹过，什么难受悲伤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在我的心里曾经有个角落，再明媚的阳光也照不进来，我想那个瞬间我明白不需要再躲避什么，因为我终于明白该怎样和它共处。”

　　电影差不多完成的时候，黄骥怀孕了，7年的男友成为丈夫。黄骥说，自己从没有想过这么早成为母亲，正如她也没有想过如此个人化的一部电影竟让她走了这么多的地方，1.5万欧元的奖金，林林总总的电影节放映费，总该够安心生下小孩的。“今后就要带着宝宝在片场工作了，或许辛苦一点，但也是再好不过的支持！”

　　（实习生朱婵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