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金融局官员：我宁愿选择另一个时点完成改革

　　一直猜想，多年以后，当研究金融危机的人们回首往事提及2008~2009那次危机时，会用不少的笔墨来描述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如同在财政紧缩方面的风格一样，英国金融监管架构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改革。

　　如果要找一位设计和亲历这些改革的人，监管拆分前的英国金融服

务管理局（FSA）主席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 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从美国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到瑞士的达沃斯小镇，我们持之以恒地表达着深度专访的意愿，一直到德国柏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这位在演讲中极富感染力的监管者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说起FSA的拆分改革，特纳坦陈，“在一个完美世界中，我宁愿选择在另一个时点来完成这项改革。”可想而知，在金融危机的同时进行一项重大的组织结构改革，是一项怎样的重大挑战。不过，“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部分。”他说。

　　如今的改革能否让我们更加有效地应对未来的危机？这位睿智幽默的监管者风趣地应答，“这就像是军官与军队面临的危险，他们总是在为刚刚结束的战争作准备，而不是新的战争”。 正如特纳所言，金融稳定面临的真正危险在于，当看起来一切稳定但金融系统已开始酝酿危机时，监管当局却研究出一套理论来证明一切尽在掌握并安然无恙。

　　拆分不会削弱英国的监管影响力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英国金融业在过去十年的单一监管者，金融服务管理局的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终结，并实现拆分。

　　特纳：FSA的拆分一事将在明年4月最终完成，因为这一过程需要议会通过相关法律。FSA现在约有4000人，其中大约1100人会加入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成立新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简称PRA）。其余约3000人将会成为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简称FCA），这一机构将同时负责批发市场行为和零售市场行为的监管，即处理市场效率、市场滥用（market abuse）、证券市场等批发行为，同时也负责零售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

　　日报：在此过程中，FSA是否会有一些人才流失？

　　特纳：我们确实有一些人员离开。我认为这是通常在发生重大组织结构改革中总会出现的情况。人们会想知道在新的组织中他们将会担任怎样的新角色。当然也有人会决定是时候离开了，例如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桑特（Hector Sants），两年前我们就劝说他留下来帮助我们完成这次转型，现在他决定离开。因此我们确实有一些高层人员离开。我认为这是在重大组织结构改革中在所难免的。但总体的人员变动率，包括高层，目前来看是完全可接受的。我们并不担心人才流失。我们会继续在管理转型过程中保留那些拥有才干和技能的人才。

　　日报：欧债危机正愈演愈烈，如何看待如今这个改革的时机？

　　特纳：在金融危机的同时进行一项重大的组织结构改革确实是一项重大挑战。因此，在一个完美世界中，我宁愿选择在另一个时点来完成这项改革，这对于FSA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而言确实是一项重大挑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2005或2006年的时候就这么做。但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部分，因为我们在FSA内部拆分成了两个部分。因此到明年，多数人已经知道他们将会去哪一个新的机构，新的组织结构已经到位，到明年真正拆分的时候整个过程会相对顺利。我们会在法律意义上拆分，但真正将FSA在组织上拆分开来的这个艰苦任务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

　　日报：你们是如何在转型和维持金融稳定这些任务中维持平衡关系，并保持“照常营业”的状态？

　　特纳：保持平衡需要非常努力工作，我想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我们也动用了所有公司在面临这一问题时会使用的常用组织工具——通过一个专门小组来负责转型，从而保证在最重要的业务上工作的人们能够“照常营业”。这是拥有良好组织管理的公司在面临此类挑战时通常都会用到的经典方法。

　　日报：你是否担忧FSA的拆分会削弱英国在欧洲的监管影响力？

　　特纳：不会，我们会继续在欧洲保持影响力。审慎监管局将会是欧洲银行业协会的主要参与者。目前在欧洲系统里有三位英国代表，例如英格兰银行行长目前是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副主席。每个欧洲人都知道伦敦作为金融中心而言规模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的同事们正努力为整个欧洲建立一个稳定的系统。我不认为这会让英国丧失影响力。我们和欧洲大陆将会为整个行业获得有效监管而继续合作。

　　关键角色是宏观审慎委员会

　　日报：你是否相信新的监管系统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

　　特纳：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结构。这一结构有两大关键：首先，将审慎监管局纳入英格兰银行会带来一系列文化和智力共享方面的好处。但真正关键的角色是由英格兰银行建立、行长作为主席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简称FPC）。我是成员之一，我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成员之一，加上四位外部成员，一共11人。这是由英格兰银行和FSA共同支持的。我认为，金融政策委员会作为真正的宏观审慎委员会，真正思考整体经济发展的委员会，是具有最根本作用的。如果我们之前就设有这一委员会的话，就能在2004~2006年时更好地觉察到金融系统逐渐酝酿的种种问题。

　　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随着金融系统在新生力量下不断变异，始终都将危机四伏。人们常说，这就像是军官与军队面临的危险，他们总是在为刚刚结束的战争作准备，而不是新的战争。当然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从这场金融危机中得到了教训，但新的危机也许正在悄悄来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智力、需要分析并持续密切关注整个金融系统如何变异。

　　例如说到影子银行，我们会想到一系列概念、方式和活动，但具体发生这些活动的金融机构，事实上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影子银行可能会发生在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机构经纪(Prime Brokerage)和零售市场。同样的活动在十年后也可能会发生在完全不同名称的机构中。所以我们不得不看到整个系统的行为本质，而不是只盯着一个现有的具体市场，或现有的具体机构。

　　日报：所以你必须对整个行业了如指掌。

　　特纳：是的，因此我们需要拥有很强分析能力的人，但我们也需要很好的内部机制，让人们畅所欲言，我们也需要给予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一定力量，在其他人都认为一切很好的时候对一些潜在问题提出警告。因为我认为，金融稳定面临的真正危险是，如果在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危机，金融系统本身开始酝酿危机，但监管当局却开始研究一套理论来表明一切安然无恙。

　　日报：就像是伯南克所说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

　　特纳：对，就是“大稳健”，人们相信“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人们非常容易受到一种论调的影响，那就是“如果稳定了，那么稳定总是有理由的”。所有造成过去问题的原因都抛到脑后，我们只要牢牢守住眼下的稳定就可以了。我的预测是，我们会在20年时间内维持金融稳定，然后当经历这场危机的每个人都退休以后，新的一群人将会忘记这一切，然后大概在25年后的某个时候重蹈覆辙。如果我们能够保证20年内的安全，我们就已经做得很棒了。

　　日报：所以你必须将这一切写成书，让人们不要遗忘。

　　特纳：是啊，但人们也要读才行。

　　日报：你提到了监管结构的问题，但美国的结构与英国又完全不同，因为美国的金融行为也不同。在中国，我们也在思考宏观审慎监管的方式，但目前还没有落实具体措施。你认为监管结构很重要吗？

　　特纳：结构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你拥有分立的结构，还是能够取得协调。例如中国央行和银监会之间，就存在很多协调，组织了很多高层联合会议。所以，如果在FSA和英国央行之间以金融政策委员会作为桥梁的话，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过于强调组织结构，因为总能在任何现有的组织结构中建立互相协调的工具。

　　我认为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显然拥有分散化的结构，而每个人都知道那样是不可行的。如果不是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渊源完全不同，参议院委员会完全不同，没有人会把SEC和CFTC区别开来。农业委员会负责CFTC，因为CFTC起源于农产品商品交易。这些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重新开始，也不会这样设计了。所以美国面临的挑战是，监管机构很迷茫，没有人知道谁在监管美国国际集团(AIG)。AIG由三个监督机构在监管，但这些机构又要监管小型储蓄和贷款机构。所以他们正试图协调不同监管机构，大力强调填补监管机构之间的鸿沟。而我们的挑战是央行在宏观经济和监管之间的分割，监管机构缺乏宏观大局的思维方式。

　　日报：关于“宏观审慎”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印度或中国看来，这个所谓的宏观审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类似所谓宏观管理。

　　特纳：重要的一点是，所谓宏观审慎，我们不会到印度那样的程度。印度将这一用具用到具体的行业——我猜测中国也是这么做的——不仅控制金融系统，几乎直接引导资金到各个行业。

　　我们不会回到产业规划的方式，而是相信由私人部门主导的资本配置。我们所做的是改变资本对广泛经济的作用力。例如，当商业地产相对经济其他产业来说增长过快的时候，将其适度放缓。因此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宏观审慎措施。我认为认清宏观审慎与产业规划之间的区别很重要。我们并不会说航运业资本运作方式应该是这样的，零售业是那样的。宏观审慎只是为了确保我们拥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系统。其核心显然是房地产融资的角色，因为一旦对房地产部门放松信贷，人们会更多借款，银行业会更多放贷，房价很容易上涨。房地产部门拥有很强的“顺周期”趋势，而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