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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派二十年

2012年07月09日14:4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辞官从商

  在传统中国,“领导力”依附于体制,他们的人生价值和角色是由体制内的价值和角色定义的,“领导力”只能在体制单轨道上实现,邓小平1992 年的南方讲话,是在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领导力”和“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新轨。一帮传统“士大夫”自觉离开体制,在市场中实现价值,成就“新士大夫”

  特约记者 陈海 傅小永

  逃离体制

  1980年,中央机关到北大挑人,一下子就看中了黄怒波。那时的黄怒波,有才气,写一手好诗。短短几年间,青年黄怒波经历了王任重、胡耀邦、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等几任领导,29岁至正处级,还是中直机关优秀党员,他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

  中央机关是最前沿的阵地,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拉锯,起起伏伏,青年黄怒波静看潮涨潮落,在政治上收获不少心得。

  1989 年的风波过后,天安门组织大联欢,黄怒波作为部机关党委委员,分管青年工作,联欢活动的组织工作自然就交给了他。后来中直机关各种活动都找他,各个部门都找他,他也有点烦了:“就变成人家都有问题,就我是优秀的,我也不说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想,能不能过远离政治的生活。”

  后来调到干部局,黄怒波有机会看到很多老同志的档案,从抗战时期、延安时期、“文革”,到现在,有的厚厚四五本,在各种运动中被整、被撤、写检查的经历,阅后悲鸣不已,“有的人所谓革命的人生其实是自我批判的一生。”各种反省、检讨、批判,让黄怒波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意识到这个,我就难以接受。”

  青年黄怒波忽然觉得人生真是不可思议,眼看着这些生命从年轻到老,越活越拘谨,越活越谨慎,在政治斗争中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不能叫幻灭吧,但是起码我对这个体制已经毫无兴趣了,出去吧,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想过下海,因为自己也决不认为自己能下海做企业,反正不想继续呆下去了,去哪儿呢?”

  这时,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又把他惊出一身冷汗。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黄怒波真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在权势面前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人格分裂。

  他给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一个革命家庭的敬意,也倾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陶斯亮正参与创办中国市长协会,觉得这位意欲从部里出来的年轻处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欣然邀请。部里不放人,“那时候大家都在‘玩捷径’,没有人真正愿意离开,混到一定年岁,或可派到××日报混个总编社长什么的。”折腾了快一年,黄怒波写了数次请调报告,都被驳回。最后急了,黄怒波写道:我是一名中共党员,走到哪儿都是给党工作,为什么非要留我,留住人留不住心……领导最后批了3个字,“让他走”。

  机关10年,黄怒波说学到了两个最重要的学问:其一,大体知道中国政治体制是怎么运转的;其二,学到了体制的严谨,“严谨”里包含了正派、谨慎、坚毅等正向品格——“因为那一批人是延安时期过来的,一辈子虽然谨小慎微,但在政治上也还是很正派的,不管左派右派,那时干部真没有什么腐败可言,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延安作风还在深深影响着他们。我在部里工作10年,几乎没有迟到过一次,也没人打考勤,全靠自觉。我带出来的处,也保持同样的作风,私底下即便送个茶叶什么的,拿了脸就会红,坚持不要。”

  黄怒波一直认为机关10年是他一生的财富,虽然最美好的青春留给了体制,但一生获益无穷。这10年他从没停止过写诗,他的同事们不知道身边隐藏着一位诗人——这也成了他离开的原因,因为“诗中是另外一个我”,实在憋得难受了,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即使出了诗集,他也从不示人,诗人骆英跟官员黄怒波,他刻意地让二者截然分开。

  1990年,黄怒波被派到市长协会下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当常务副社长,刚准备大干一场,现实情况却令他瞠目结舌——出版社原来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主管,靠卖书号为生,人员素质差,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团伙,工经所派了六届社长,“都被这帮人赶走了”。黄怒波初来乍到,就碰到棘手的纠纷,事涉书号买卖。河南省检察院来调查,称图书《茶余饭后》是河南一书商从城市出版社买来的,书商已招供,河南省检已列为大案查处。

  黄怒波全力配合查案,他决心藉此整顿出版社,清除毒瘤。全社上下紧张,人人自危,不知道黄怒波接下来要唱哪出戏。“我的人生特戏剧化,根本不知深浅,就一步踩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每个人都拿着刀子等你的迷局,自己还不知晓内情,很冲,也很愣。”黄怒波说。

  身处绝境,“毒瘤”们不得不与黄怒波短兵相接,告状、色诱、泼妇骂街……

  案子还在查处中,新闻出版署突然下文说,中国城市出版社倒卖书号,勒令停办,人员遣散。不久北京的大小报刊发布了中国城市出版社停办的消息。“法官还没见到当事人,死刑却已宣判了。”黄怒波目瞪口呆。对此,建设部也不满,加急电报打到新闻出版署,称你们不能这么做,希望一查到底。

  出版社社长看风声不对,也不来上班了,一时人心惶惶。领导找黄怒波谈话,说关键时刻,别也撂了挑子。领导的谈话一下子激起了黄怒波的斗志,他回社里发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出版署不给书号,我们继续用剩余书号出书。为谋生存,经建设部许可,黄怒波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为了给大家留条后路,希望藉此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也是中坤公司的前身。

  安排好后路,黄怒波找到北京市一中院,把新闻出版署告上法庭,这也是新中国有案可查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这时机关的关系也派上了用场,领导说出版署做得不对,建设部党组也支持黄怒波。官司还在打着,黄怒波就开始了内部整顿,“‘毒瘤’纷纷清除,一个不留”。

  判决书下达的时候,黄怒波在外地出差,部里领导给他打电话说,怒波,官司赢了,出版社恢复,到此为止吧。黄怒波理解领导苦衷,部委之间不希望事情闹得太难堪。但他有一口气咽不下,关停出版社时,所有媒体都发了通稿,“这次不能轻饶了你们。”他把判决书寄给了中新社的朋友。余下几天,全国重要媒体都转发报道,震动极大。

  “你看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是有个性的,就是都不能融入体制的这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只能在体制里面呆着,或者做一个坏人,或者做一个窝囊人,做好人没有用,只给你留了一条缝隙生存。我知道我不能再呆下去了。”1995年,黄怒波把此前注册的那个咨询公司进行了改制,后来逐步做成了中坤集团,而市长协会的日常工作他也慢慢淡出,只是协会会长助理的职务一直保留至今。

  逃离体制,出来以后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但什么是不能做的黄怒波心里很清醒:第一不做跟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产业,比如不碰煤炭、石油、粮食;第二不做文化出版;第三不碰饮料和食品行业,风险太大,一次投毒也许就要了老命。

  那就尝试实业吧。黄怒波于是在河北易县投资了一个铜管拉丝厂,很快就被骗了两百万;他又卖茶叶,在湖北宜昌也被人给忽悠了,买来了一吨,根本不知道如何卖出去。这时候的黄怒波,办企业还停留在大队会计(黄是知青出身)的阶段,只有简单的成本和账目的概念,却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商最看人性。

  如今的黄怒波,手中捏着不少稀缺的资源,50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古村落为主),1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两个国家级5A景区,4A景区若干。很难估量这些资源未来的商业价值,但黄怒波自信中坤集团会成为一个百年老店,“因为它有着最好的商业模式。”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评价黄怒波:“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它玩得很好。真的是奉公守法,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红顶商人?

  1991 年,如今享誉商界的地产大佬冯仑也被迫离开了体制。坐上南下的火车,去了海南。早两年,他参与创办并曾任常务副所长的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也回不去了,突然成了无业人员。当时在北京经朋友推荐,冯仑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找到了一份按日计酬的零工。他一家借住在西北大学同学张维迎的北京青年公寓里,后者同样离开了体改所去往牛津大学。

  冯仑的创业方式是“92派”企业家里最草根的——他和合作者借钱凑了3万多,这些钱大都花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拿到执照时,就剩下几百块了。公司注册资本却是1000万人民币,典型的“皮包”公司。1991年9月13日,一个有着奇怪名号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成立。

  冯仑说:“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他们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积累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

  无论是冯仑,还是黄怒波,回顾中国当代企业家的成长史可以发现,1992年之前,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此前,企业都是按所有制成分划分,只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简单定性,股权单一,且不清晰,尚未形成现代企业的制度框架。

  市场经济里,企业是独立法人和独立的利益集团,而1992年之前的中国,政企不分成为顽症,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的一个附庸存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价格改革带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双轨制”——相当一部分资源依旧被国家掌控,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定价、运作,导致交易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于是“寻租”丛生。

  这个时期,一批高干子弟或有丰富社会核心资源的人通过“批条子”按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紧缺的生产生活资料,然后按照市场价格卖掉,获取丰厚利润,这是“倒爷”背后的权力腐败。

  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社会中也出现了一股“下海”浪潮,一些眼光独到、不满于现状的小公务员、知识分子、精明农民,愿意与命运一博,或走南闯北经商做贸易,或立足于本地资源,开始了艰苦创业。如四川刘永好、刘永行四兄弟,放弃公职,从养鹌鹑、卖小鸡开始,很快成为万元户、千万元户,最终成为亿万富翁,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王国。

  放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下去观察,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法制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1992年国家体改委出台的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被认为是中国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从此,创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在法律上有规可循。

  在此之前,“红帽子企业”泛滥——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清一色的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没有私人企业。改革开放开辟了市场化进程,私人资本被允许进入某些经营性领域。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企业都被要求有一个“主管单位”,于是私人企业被迫挂靠到某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下,甚至挂靠到机关单位名下。还有一些经营性领域因私人资本禁入,民营企业被迫戴上一顶公有的红帽子,绕开政治阻碍而得偿所愿。

  这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表现。“红顶企业”的产生,不仅扭曲了正常的市场行为,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而且引发了很多悲剧。

  黄怒波、冯仑、陈东升、田源、毛振华等“92派”企业家曾被一些评论指责为“红顶商人”,他们无一承认,但也从不否认体制便利对他们创业多有助益,用毛振华的话说:“92派”企业家有超强的“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这其中多有深意。

  1991 年,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访学归来、后来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的田源找到物资部部长柳随年,想去物资部的下属公司工作。赏识他的部长看出他的意图,对他说:“你的新职务是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搞对外开放工作。”田源回答:“我不干!”部长火了:“不干也得干!你回国前党组就定了!”

  田源只好答应。但这位39岁的新司长已经心不在焉。半年美国访学期间,他的办公室就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38楼。他是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也可能是当时最了解西方期货市场的中国人。1986年访问纽约期货交易所,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的他便着迷于建立中国期货市场并寻求在其中的角色。

  1992 年,物资部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公司,官员下海潮涌动。田源再次找到柳随年:“中国需要一家国家级期货经纪公司!”部长再次回绝了他:“部里办了太多公司, 没钱了!”田源说:“给钱我能办,不给钱我也能办,只要部里批准办期货公司,股本金我自己去找。”田源知道国家已经颁布了允许成立股份制公司的文件,这次部长也被说服了。柳随年欣赏这个年轻人,让物资部财务司投资两百万。这是物资部当时投资数额最少的公司。与此同时,田源找13家股东募集了两千多万,最初的股东包括中农信、中银信托、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等,还包括一家私营公司。

  1992年12月28日,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国内首家大型股份制期货经纪公司,在国家工商局注册,开了期货业的先河。

  一年后的5月18日,中国嘉德正式营业。但到1994年3月27日,将近一年,中国嘉德颗粒无收,董事长陈东升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大家说人一紧张身上就会冒冷汗,错了,我当时是心在冒冷汗,胸疼、透不过气。员工后来告诉我,每天上班进办公室看见我笑,他们才敢笑,如果我阴着脸,他们就不敢抬头。我自己没本事,就使劲怪员工,好像周扒皮,拿着鞭子抽他们:出去干活,出去干活!”

  公司是“中”字打头,又从事拍卖行业,拿到正式批文后陈东升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租个有脸面的办公室。“全北京哪儿最牛?建国路上的长城饭店啊!我就到长城饭店去租了4间房。拿美元支付,汇率是8.5比1,一天要付 85美金。说起来是笑话,我就知道索斯比,就知道拍完后向双方各收10%佣金,其他的都不知道了,我是个碰巧进入拍卖行当的农民,每天坐在长城饭店里看着美金白花花地流走。”

  那一年给陈东升的压力是他永世难忘的:“就像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但不知道最后老天爷给不给你面子,会不会有收成。所以我经常说,给你第一笔生意的人,不是一般的顾客,是你的救命恩人。”

  同样,泰康人寿在经营7年后才开始赚钱。在泰康的办公室里,挂着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这幅作品是对陈东升艰难创业过往的纪念,也是他个人气质的写照。陈东升说这一气质是一以贯之的。经济学出身的他创业之初就计算好了“下海”的机会成本——“当部长”。为挽回这一机会成本,他的人生目标是要创办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近二十年的创业帮助陈东升完成了自我认知,他对自己的概括是:“我从来都敢跟别人交锋,真实的陈东升,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还加上革命的现实主义!”

  在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仅3年,毛振华连升了两级——从一般干部到副主任科员再到主任科员。1988年毛振华被提为副处时年仅24岁。

  1988 年海南建省。作为特区筹备组的一员,毛振华被派往海南,直接参与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组建,负责经济处。海南省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每一个字都出自毛振华的手笔。不久,他上调中南海,任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转眼到了1992年,谙熟宏观经济形势的毛振华认为,“机会似乎来了。”

  “那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想当个头儿。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我想有个独立舞台,自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都不会下海。”

  毛振华决定创办中国的穆迪公司。事实上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下海”——他办的是“调动手续”,即使今天,他也并未买断过工龄,也没有办理过离职手续。他不是两只脚义无反顾地跳下海去,是第一脚迈出去,第二只脚才抬起来。

  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先在一家民营教育机构教课,后创办“新东方”;

  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

  1992年,原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外贸正处级岗位,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1996年,王梓木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创办“华泰”;

  ……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科层体系里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是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继承了这一阶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这是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里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或“被离开”体制。

  这一行为通常被局限理解为“创业”,在无数创业故事里无差异的一部分。“士大夫”下海,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事。特别是对于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他们的选择是本厚厚的启示录。

  两个文件

  毛振华曾说他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创办起来这件事,对陈东升的冲击是很大的。在这之前,两位武大的同学从本科到博士一直相伴而读,他们曾经无数次交流过彼此的创业设想。有一阵,陈东升的夫人去新加坡留学了,毛振华常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地从中南海(他那时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骑到东单陈东升的家,整宿整宿地聊,夜深了就抵足而眠。

  彼时陈东升在《管理世界》做“中国500强”的评选,对国际商业的状况有更深入一些的了解,他总对田源和毛振华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商业世界哪些行业最红火、最具前景,在当下中国就最有机会。毛振华深受启发,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行业,甚至连公司带“中国”字头的意义和好处都是陈东升撺掇的。“东升是一个思想家和理想家,相比而言,我更微观一些。”

  在与同学多次碰撞协商后,毛振华决定从事信用评估,他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事实上对于毛振华,穆迪公司只是偶尔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广播上听说,但这样的表述在他脑海里却留下了深刻印象——“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

  这一年小平“南方视察”后,国家体改委随即颁发了两个规范性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毛振华至今感激这样及时的政策,他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

  陈东升对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的评价是最高的,他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甚至把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1978年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等同,“只不过是因为各种因素,没有被大家关注”。“现在人们很少纪念它,但我记得它,因为我是最敏感的,是这两个条例的受益者。当年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来投资。嘉德、泰康,都是在这两个暂行条例后成立的。对这两个文件我记忆深刻,当时天天把它们揣在怀里,办嘉德时,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按那两个文件来起草的。所以,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企业的创新。”陈东升说。

  若论在北京的背景和资源,毛振华比之陈东升、田源差多了,但他靠着一张嘴硬是跑下了一大堆政府部门的红印和启动资本金。在此过程中,他性格中的固执一面大放异彩,他认为创办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业务许可证。至于跟谁申请许可证,这个体制的“模糊人”心里也很模糊。他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跟他们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他们管,以及怎么管?”约人,吃饭,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重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到最后人民银行审批阶段,经人介绍认识了央行的领导,毛振华天天去央行“上班”,不断给他们压力,“我又来了!”从那时起,毛振华开始信奉“游说”的力量。这种信奉一直保持到现在。 如果他要做重大的决策,一定要先向所有股东游说一遍。“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就是游说的过程,游说领导推荐你干这个事儿,游说别的股东支持你,还要和你一起创业,都得靠游说,所以游说很重要的。”

  比如,他游说股东:“美国信用评级公司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信和影响力?而且它不是美国政府的公司,一个都不是,全部是民间的私人公司,但是它最后做到了这个力量,这个力量能够独立于政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政府抗衡,它已经是一个独立体系,它的合法性依据美国宪法上第一条,言论自由。”

  就这样,4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给中诚信发了金融许可证。借岳父朋友的关系,毛振华在国家工商总局也顺利拿到了执照。

  因为体改委的两个规范性意见,融资又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对毛振华来说,相对容易了一些。毛振华给他的中诚信找了12个国资背景股东,第一期资本金2000万元,一次到账500万,余下的3年内分批到账。股东们基本都隶属于金融业,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家机关单位等。

  “当时所做成的事情,现在看来几乎完全不可能。那时候没有概念,一心就想游说他们,有机会找到他们的领导就说:这东西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不过我也不敢要太多的钱。”1992年10月8 日,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成立,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宣告诞生。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弃官从商”在1992年已成趋势,与上一代多自乡镇企业出身的企业家相比,这些放弃体制内身份的“模糊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他们对经济问题有广阔的视野,对当时中国最需要什么有良好的感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田源、武克钢、 金岩石、胡葆森,为官期间曾到国外访问,对西方市场经济有丰富认识;他们也与仍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很多关键性资源握有控制权的旧同事有更好的联络。

  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决定开始经商时,私人企业在法律上已被容许,所有这些条件使他们相较于上一代企业家有着巨大优势。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这拨来自体制内创业者的成功,重要的原因是有制度上的保障——公司可以真正私有;再者,他们起初从事的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诸如金融服务、地产、咨询,甚至高科技。“当他们开始从商时,这些部门还不发达,所以十分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在几年内积攒了一个普通乡镇企业家或许需要数十年才能积累的巨大财富。”

  中国秘密

  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形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分歧或在于,这个企业家群体的来源及其使命。不同于张维迎对企业家的代际(三代)划分,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企业家其实才走过第一代。

  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也是“92派”的一员(1985年便官至局级),1992年在美国“下海”,他甚至认为中国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始于1992年。在此之前,除了国有和集体企业,个人经商开办公司仍不合法,只有社会底层甚至刑满释放人员以“个体户”之名从事商业交易,制度安排上没有给文化人提供太多空间。 直至1992年两个“条例”颁布、1993年底《公司法》出台,国家在法律层面上终给民营经济留出舞台。

  按照金岩石的界定,中国企业家阶 层有4个来源:第一拨来自草根,上世纪80年代草根民营企业艰难成长,虽然很多遭淘汰,但如梁稳根、郑永刚,经历了一段灰色地带的积累,一路走来,成为民营经济的中坚;第二拨源自国企或集体经济的改制转型,代表人物如鲁冠球、柳传志,他们顶着“红帽子”游走在体制的边缘,后以 《公司法》为基础,完成了制度性的变革(产权);第三个来源是“士大夫下海”,这是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还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成长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第四拨为海归创业者,代表人物为张朝阳、李彦宏等。

  “所以如果仅仅把‘92派’定义为‘士大夫下海’,这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降低了1992年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意义。”在金岩石的理解里,以“四大来源”构成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与1992年脱不了关系,没有这一年及其前后几年的若干重要因素(1989年风波、小平南方视察、两个条例、《公司法》),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或许还得推后若干年。

  在我们对“92派”十多位企业家的采访中,多数企业家谈起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都认为“风险意识”(或冒险精神)是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如果把企业家的利润定义为风险财富,或可准确理解企业家事实上是一群能够主动承担风险的人,勇于挑战风险追求卓越是他们的共性,而这一人性特征也并非来自遗传。

  一旦风险财富成为社会财富的主流,任何成功,无论是政治、商业还是文化上的成功某种程度上都来源于伟大的“投机”——在普通中国人的认知里,“投机”并非善词,投机意味着“偷鸡”,但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已经为“投机”正名,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学界有极端观点认为,“士大夫下海”是政治投机失利,从而转向商业投机,所以我们有必要厘清,“92派”企业家是否成长于体制内外之间的灰色地带(包括权力的灰色地带和法律的灰色地带),“92派”是否自觉或被动地使灰色力量演化成现代商业文明和企业文明,“92派”是灰色地带向现代企业和商业文明的推动者吗?

  我们经过考察发现,“体制”是“士大夫”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是“92派”的核心特征。中信出版社今年6月出版的《92派》一书,呈现了“士大夫”企业家(主动或被动) 离开体制最后可能反哺体制的全过程。

  “士大夫下海”和“中国秘密”、“中国奇迹”之间有无本质关联?后者是当下最热门的国际话题。在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增长故事里,有两位互相依存又互相掣肘的主人公,一为政府,二为企业家。简单而言,“中国秘密”、“中国奇迹”实际上是一道“二选一”的智力题:到底谁才是中国近三十多年增长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政府还是企业家?在中国经验和人类历史中辨析这一主题,是刻画“士大夫下海”的历史坐标的必要途径。

  当然,我们的叙述仅提供了这一命题的可能答案,而不是惟一答案。

  增长,确切地说是为什么会增长以及如何才能增长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早期,经济学家相信“蛮力增长”,即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以实现增长,他们甚至认为,这如果不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也肯定是增长的最主要条件。“蛮力增长”的逻辑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维持一定的增长率,势必要不断提高投资率,这不符于人类的一般经验。更多的投资可以短期内提高产出水平,但不能提高增长速度。

  继而,经济学家相信“精明增长”,即创新和技术变革是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只有创新和技术变革才能将一个经济体从收益递减规律中解救出来,即用更好的技术和设备来装备既定的劳动力,既提高产出水平,也提高增长速度。只有持续的创新和技术变革,才有持续的增长,这已经是共识。

  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认为创新和技术革新是外生的,它能否发生取决于政府政策或运气。他们还没有发现经济体内部存在着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动力机制——企业家和利润。他们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历史时期创新是加速的而另一些时期则变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回答了到底是什么力量加速或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1980年代,经济学家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内生于经济体中的,并主要由企业家完成。创新和技术进步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而创新和技术进步率取决于最能干企业家的能力。

  企业家才能依赖于个人的“洞察力”、“决策力”、“反应力”和“想象力”,部分后天习得,部分则可能是天生的。从熊彼特的著作起,“企业家”开始回归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也拉近了自身和现实的距离,并大大增强了对现实的解释力。企业不仅仅是一条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企业家也不再是数学曲线的无差异执行者。

  其后的经济学者延续这一思路,提出一个经济体保持增长的4项建议:(1)创办企业是相对容易的,减少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批制度;(2)必须有鼓励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报酬结构,包括财产和合同法规。(3)政府一定不能有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蛋糕的行为;(4)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有持续的创新动力。

  简要而言,做对了(1)和(2),才有了“中国奇迹”;要续写中国的增长故事,还必须同时做对(3)和(4)。

  “92派”企业家的故事,是对(1)和(2)最好的证明。其中,对(2)最生动的证明,可能是1992年国家体改委颁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

  这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这之前,股份公司只是个别试点,自这两个规范文件出台起,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也初现轮廓。这两个规范文件的出台,引发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下海”潮,中国真正进入企业家时代。

  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之间的配置状况是观察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视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下海”有其独特历史含义。中国历史从来都是人才配置“单轨制”,体制通过科举、战争等形式吸纳人才,大面积的“士大夫下海”意味着人才配置出现双轨制,企业家人才罕见地由政府配置给市场。

  张维迎解释了“士大夫下海”和“中国奇迹”的逻辑关联,他说,“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

  张维迎说,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在创造财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是“中国秘密”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抹杀中国增长故事里另一个主人公“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公平的。政府主导的优越性在于动用大量资源实施增长计划,特别是当他们身处危机、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政府也展示了他们的学习能力,通过联合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共同寻觅国家发展的比较优势,并贯彻这一比较优势。

  但中国的经验表明,良性的政府是偶然的。当危机逐步减缓时,政府的其他动机将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当民间的权利意识不断苏醒时,他们不是收缩而是扩大自己的权力地盘,直到自己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描述“92派”的历史坐标和使命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五十年时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四十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 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这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囊括。“92派”可能是这些故事的中国版本。

  同时需要参考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的转轨经验:既观察在权力和民意的夹缝里的企业家群体的跌宕命运,又思考如何规避他们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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