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作品的市场及价格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在其后200多年的明代历史中，多位帝王都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即着手文治，诏求四方善书之士充实宫廷，以写诏令文书。明代帝王诸如仁宗、宣宗，喜欢临摹“兰亭”。明神宗则自幼学习书法，左右不离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米芾的《文赋》等名作。在众多帝王的影响下，当时书坛名家辈出。明朝中期，在苏州地区出现了吴门派书法，其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他们的书法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讲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影响甚广。

　　至明朝晚期，书坛还出现了许多风格独特和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如徐渭、张瑞图、董其昌、陈道复、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这些名家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大都参与书法市场，因此明代的书法市场十分兴旺。其时除一般专职的书法的商人以外，在苏州、杭州、嘉兴、南京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开始出现了一些独立经营书法的商店。那么，当时书法市场的状况如何？书法其价又为几何？

　　古代书法市场的历史

　　中国的字画市场在汉代已见雏形，即佣书取资。如《后汉书》记载：“刘梁字曼山……卖书于市以自资。”六朝佛教盛行，抄写经书成为佣书市场的重要形式，抄经者按量写经收费。当时有位名叫刘芳的人常为各僧写经论，其“笔迹称善，卷值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可知他已把书写变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唐宋书法继续发展，开始出现润书市场，即书法作品已按润例收费。据《新唐书·柳公权传》说：“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不孝……凡公卿以书贶遗，盖巨万。”看来润书市场在唐代已具规模。大名家书法已有明码标价，如《圣朝名帖记》中就详细记录了许多书法名家作品的价格，褚遂良、颜真卿等大家墨宝的市价每书一通碑值黄金200两，少者100两。到宋代，苏东坡书法广受欢迎，“东坡翰墨，在崇宁大观，则时禁太严，尽行焚毁。至宣和间，上自内府搜访，一纸直(值)至万钱。”元代书法市场日趋成熟，元人写字卖钱已相当常见。赵孟的书法绘画价位均很高，人称其“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

　　明代是书法市场的鼎盛期。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书法市场发展迅速。明代中叶以后，私家艺术品典藏一跃而超过了内府收藏。其中以江南最为活跃，其地人文荟萃，不仅有大批艺术造诣深厚的书法家，亦有众多的富商巨贾等消费群体，尤其是嘉兴的收藏巨子项元汴收藏的书画作品数不胜数，显著东南。加上大批专营书法与裱字的书画商人在市场上游走穿梭，起到了市场中间人的作用。在这些因素促成下，明代书法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明代的书法市场

　　在明代社会，赏字藏画成为一种时尚。家中无藏字，不是旧人家。一幅名家真迹挂壁，家中主人身价倍增。书法艺术品的交易普遍由专职书法商人经手，市肆操作，价格层次清晰，上升趋势亦较明显。明中叶以后，大批职业书法家涌入市场以卖书法作品为生，市场首重者为“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唐寅长期靠卖字画为生，即使为童年好友刘嘉作墓志时，也得到相当的文润。至文徵明(图1)时代的苏州，经济异常繁荣，社会对书法作品的需求增大，“四方乞诗文字画者，踵接于道”，使得文徵明作品的交易价格比沈周在世时还要高，特别是其晚年，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仿文徵明伪作，可谓“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赝纵横”。这一时期书画作伪现象异常突出，临摹当代名家作品的作伪者收益不菲，所谓“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一时砚食之士，沾脂泡香，往往自润”。

　　除了江南地区，京城的书法艺术品市场亦相当兴盛，有些书家甚至自己亲自在京城开店卖字。

　　明代书法的价格与波动

　　由于文人耻于言利，古代书法的价格也难见史籍记载。项元汴喜欢在书画作品后面标明价格，孙承泽就在《庚子消夏记》中如此取笑道：“项墨林(元汴)收藏之印太多，后又载所买价值。俗甚。”在明代私家著作中，公开大谈书法价格的文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但是翻阅史料，还是能够找到些蛛丝马迹。如写于1621年的《长物志·书画价》论及书法定价：“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抵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书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记以字数。”可见当时书法是以字数论价，并以正楷价最高。

　　相对于明以前书法的高价，明代的书法价位相对较低。当然也有例外的，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项元汴买王宠的《离骚并太史公赞卷》花了20两银子；嘉靖甲子年(1564年)，项元汴买祝枝山的《急就行草怀知诗帖》也用去了20多两银子。但就整体而言，却是“厚古薄今”的，即创作时间早的价格高于创作时间晚的。这说到底是跟存世量有关，年代久远的书法作品完整地留存下来的毕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显得异常珍贵。当时的晋唐名迹价格一直居于高位，如怀素的《自叙帖》《千字文》售价达到1000两银子，可谓天价。

　　相比而言，宋代的书价仅次于晋唐，但也高得惊人。万历七年(1579年)，项元汴给宋高宗御书《真草千字文》的定价是500两银子。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项元汴从吴门黄氏手中购买黄庭坚书《法言》费了100两银子，黄庭坚的《法华经》7卷索价竟达700两银子。购买苏轼的《阳羡帖》，项元汴标明的价格是80两银子。但也有价位一般的，如石延年大字楷书《古松诗》墨迹，其定价仅为15两银子。

　　与晋唐和宋代的书法作品相比较，元代的书法价格相对较低(图2)，单件作品的价格没有超过100两银子的。项元汴给赵孟书《道德经》定价70两银子，这已经是很高的纪录了。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李日华买赵孟《临张长史秋深帖》，仅花了4两银子。

　　较之前代，明代书家的书法作品价位大都偏低，价位较高的如祝允明、王宠等人的单件作品最多也不过20两银子。嘉兴李日华在当时声名不小，可以称作名家，他为自己的书法作品定过润格，大致是：写一幅扇面取三到五文钱，单条草书每幅五文钱，卷册字多者二十文钱。除去纸价与墨价的成本外，书家所得实在有限，这也难怪唐寅会慨叹“笔砚生涯苦食艰”。就连当时名动宇内的董其昌，其书法价位也不高(图3)，他曾经想以“书素绫百幅、画金箑二百”换取一部《淳化阁帖》(时价大约1000两银子)，居然被拒绝了。当时的书家作品只能换来一些生活物品。那么，以当时的购买力，相比当今书法市场，这些书作在明代社会大概价值几何？

　　我们可以根据明代的米价，再结合现在的米价进行换算，就可大致清楚明代书法的大概价格。在明代，一两银子大致可以买到168.7斤大米，而现在市场上的米价也就是三四元人民币一斤，据此我们就可以算出在明代中晚期，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69.7元。王羲之《瞻近帖》售价是2000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人民币939400元。黄庭坚书《法语》的价格是100两银子，也就是人民币46970元。赵孟书《道德经卷》的价格是70两银子，折合人民币32879元。王宠书《离骚并太史公赞卷》的价格是20两银子，大致等同于人民币9394元。文徵明买马琬的《云山》，出价也仅为“一两之上，二两之间”。至于书家李日华的书法价格，那就相当便宜，他的一幅草书自定的润格约相当于一二公斤大米的价格。李日华本人也曾说道：“晋唐墨迹第一，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隋唐宋古帖第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手迹第四，元人画第五，鲜于(枢)虞(集)赵(孟)手迹第六，南宋马(远)夏(圭)绘事第七，国朝沈(周)文(徵明)诸妙绘第八，祝京兆(祝枝山)行草书第九，他名公杂札第十。”可知书作越古老的越值钱。

　　事实上，明代的书法价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过较大波动起伏的。如王羲之的《平安》(图4)，《何如》《奉橘》三帖，项元汴时代定价为200两银子，然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张觐宸从项元汴子项玄度处购买却花了300两银子，已是涨了100两之多。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导致书法价格波动的因素十分复杂，笔者认为主要是由商家的炒作、买家的好恶、经济的发展状况等方面决定的。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徽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喜欢收藏古玩书画艺术品以附庸风雅，常出手阔绰，吴用良有言：“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十倍。自言出百金而内千古，直将与古为徒，何不用也。”如此一来，书画作品的价格怎能不水涨船高？另一方面，买家的偏爱同样也会影响交易价格。如王羲之的《二谢帖》，按文徵明所说的定价标准一字值一两黄金，一跋值一两白银，该帖共76字，其后有跋31字，价格当为76两黄金又31两白银，但后来的成交价格仅为米120斛。这正像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中说的：“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原本是价格平平，但是由于安徽、浙江和苏州等地藏家的喜好和争夺，最终导致了“价醉悬黎矣”。此外，经济的发展状况却是书法价格得以保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假如遇逢乱世的话，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市场的运作也将难以维持，又何谈价格与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