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志官市

　　几乎未做任何自辩，刘卓志当庭认领了检方的所有指控。

　　2012年7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无期徒刑。刘卓志在法定期限内并未上诉，回到此前被羁押的秦城监狱，正式进入牢狱生涯。

　　在2003年至2010年的八年间，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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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志86次收受贿款共计817万余元，这些钱财来自21个单位及个人。“卖官”与染指矿业，成为这些贿金的两大来源。

　　细数检方的21项指控，其中13项涉及接受下属或商人“买官”的请托，此部分贿款约为453.13万元，占总受贿金额的55.4%；4项系与矿业相关的事务请托，贿款约为238.86万元，占总受贿金额的29.2%。其他贿款则与房地产项目等有关。

　　刘卓志是建国以来当地首个获刑的副省级官员。早在2001年9月，刘从乌海市调任锡林郭勒盟（下称锡盟）盟委副书记、盟长，后升任盟委书记，直至2008年1月离开锡盟改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其大部分受贿行为发生在任职锡盟期间。在刘卓志被“双规”之前，已有多位老部下落马，包括向其买官的锡林浩特市原市委书记牛志美。

　　锡盟传统的经济支柱为农牧业，但由于过度放牧破坏了草原生态，导致锡盟生态灾难频发，经济困顿。从2003年开始，锡盟提出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使工业重点项目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其中，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从而转移草原牧区的生态压力是整体思路。当地官员告诉《财经》记者，为争取央企的巨型项目落地，刘卓志在此过程中，颇有功劳。

　　在富含矿业资源的锡盟，工矿业项目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显然，不应以一宗腐败案件否定草原的转型之路，但对于主政一方的刘卓志而言，一方面，在矿业勘探、开采中衍生寻租机会，成为其权力租金的来源。另一方面，在矿业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下，环境生态问题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其离任后发生采矿者与原住民间的冲突事件。

　　政商“官市”

　　刘卓志的“卖官”分为两个层面：官员权职与商人“红顶”。两者的共性在于，都会对政商资源形成保护或二次开发。就所涉领域而言，不乏煤炭、矿业、运销业这些行政审批性较强的行业。

　　牛志美原任锡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2002年任锡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2003年起改任锡盟发改委主任一职长达四年，并于2007年获得锡盟盟委委员、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的职务。

　　2010年11月，副厅级的牛志美接受中央纪委调查，在其被抓后不到半个月，刘卓志落马。彼时，曾有锡盟官员告诉《财经》记者，牛志美的一路升迁，与刘的提拔不无关系。而受刘卓志提携的牛志美，反过来亦成为刘卓志卖官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司法材料显示，自2003年起，牛志美夫妇即开始在年节拜会刘卓志夫妇，但并未提任何要求。2006年底，锡盟盟委空缺一个委员的职位，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要求锡盟盟委推荐人选。正当锡盟组织部在酝酿人选时，刘卓志明确提出可由时任锡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牛志美担任锡盟盟委员会委员，并兼任锡林浩特市委书记职务。

　　此后，锡盟书记办公会及锡盟盟委会议通过了刘卓志的提议。2007年1月，牛志美获任锡盟盟委委员，晋升为副厅级干部；同年2月，又被任命为锡林浩特市委书记。在事前与事后，牛志美共17次给刘卓志及其妻宋巍送去42万元人民币和3万美元，总折合64.686万元人民币。

　　同样是在2003年，另一买官者贾乘麟也找到了刘卓志。这一年，锡林浩特市规划处拟升格为市城市规划局，当时在该处工作的贾乘麟为提任副局长职务，来到宋巍的办公室交给后者3万元。宋巍将贾的请托转告给刘卓志后，贾获得了刘的推荐，2004年如愿升任。

　　2007年秋，锡林浩特市城市规划局局长职位空缺，身为副局长的贾乘麟再次来到宋巍的办公室，以资助其购房为名交给她40万元人民币。刘卓志将贾推荐给了刚升任锡林浩特市委书记不久的牛志美，牛安排当时的负责人对贾乘麟进行推荐考察工作。根据牛志美的指示，组织部门最终将贾乘麟作为城市规划局局长唯一人选进行了考核，并于2008年2月予以任命。此后，为谋求进一步高升，贾乘麟于2008年至2010年间，借春节、中秋节之机，在宋巍的办公室及北京等地，多次通过宋巍给予刘卓志共计22万元人民币。

　　此外，刘卓志还为相关人员获得锡盟档案部门负责人、锡林浩特市委常委、锡林浩特市政协副主席、大型煤化工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锡盟驻京联络处主任等职务，接受请托。这部分贿金共计373.45万元。

　　不惟政界人士有仕途期许，当地企业界人士亦有捐“红顶”的意愿。2007年10月，鄂尔多斯广厦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勇，在北京一家高级大酒店找到来京体检的刘卓志夫妇，并于酒店房间内送了20万元，提出想要连任锡盟政协委员。刘卓志当场表示考虑，当年年底吕如愿以偿。吕勇还曾为购买锡林浩特市宾馆与担任锡盟工商联兼职副会长，向刘卓志行贿20万元。

　　另一名行贿者，锡盟鑫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剑平，在2004年至2009年的五年时间内，为了谋求刘卓志对他的企业的支持，先后七次利用过年、过节以及刘卓志外出开会之际来送钱，合计46万元人民币、2万美元。刘卓志委托牛志美对张的企业予以照顾，并推荐其担任第十届自治区政协委员，成为自治区政协企业界得以连任的三名委员之一。而司法机关在询问当地机关时得知，“如果刘卓志不同意，张剑平不可能被推荐为政协委员。”

　　矿业寻租

　　过去十年里，这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传统牧区，已悄然成为煤电巨头角逐的新大陆，全国五大电力企业均入驻于此。2011年，锡盟地方财政收入比2005年增长了4.4倍，达到96.4亿元。

　　在此期间主政的刘卓志，是锡盟转型的主要决策者。绿茵覆盖下的煤炭、金属矿在传统牧区引发“鲢鱼效应”：GDP飙升推动官员的高升；风险勘查、资源配置等程序让一些官员获得寻租机会。

　　早于刘卓志落马的锡盟原盟委副书记蔚小平，受贿金额达798.3万元、7万美元、2万欧元、10万港元，此外，还对597.6万余元人民币、7.1万欧元、5.3万余英镑的家庭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蔚小平则在帮助相关企业获得探矿权、获得露天煤矿项目开采权，以及为企业销售煤炭和申请独自修建铁路运煤专线等方面提供方便。

　　刘卓志亦在这个过程中斩获不菲，向其行贿的企业之一是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兴业集团）。

　　该集团前身为成立于1991年的赤峰晶新钢丸厂，经改制重组后，原厂长吉兴业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该公司旗下有兴业矿业（000426.SZ）与内蒙古兴业集团锡林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兴业集团融冠矿业有限公司等众多子公司。据公开材料，该集团总资产18亿元，在职员工6500余人，年产值9亿元，整体经济技术实力位列中国铅锌综合矿山企业前五强。

　　早在2000年，兴业集团开始与锡盟东乌旗政府签署合同，以1400万元购买采矿权。

　　2002年7月，兴业集团的一家子公司在投资一家多金属矿时，向所属旗的工商银行申请4300万元贷款，但因可抵押的资产不足，总经理吉兴业想到了拉财政款为自己做贷款担保，于是找到东乌旗原旗委书记。适逢刘卓志来东乌旗视察工作，刘卓志当即表示支持兴业集团。同年7月17日，工行锡盟分行收到锡盟政府的函告，称同意以锡盟财政预算内的资金为这笔贷款中的3000万元部分做担保。银行方面后以政府财政不能为企业做担保将其驳回，但吉兴业还是趁着2003年国庆节时在北京找到正在出差的刘卓志，在酒店内送给他20万元。

　　此后，在刘卓志来京参加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时，吉兴业又送了20万元。这第二笔贿金送出后，锡盟西苏旗原旗委书记接到了刘卓志的通知，要求他与吉兴业洽谈辖区铁矿开发。

　　此外，2006年下半年，刘卓志曾接受一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某的请托，为该公司降低探矿权价款提供帮助。为此刘卓志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酒店接受孙某给予的2万美元，折合15.655万元人民币。

　　类似的局面在当地其他资源类城市同样存在。于2009年8月被判处死缓的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与其妻受贿金额达到3200余万元。在该案中，涉案的公司共有九家，其中矿业公司达到四家。徐国元所受与矿业相关的请托事项，包括为相关企业在公司重组、获得尾矿开发权等方面提供帮助。

　　权倾春成

　　刘卓志所受贿款，大部分来自在锡盟经营的资源性企业，辽宁春成工贸集团（下称春成集团）为其中之一。

　　2001年，辽宁省阜新市被定为全国唯一的经济转型试点市。为扶持阜新市转型，2004年，国家发改委将锡盟西乌旗白音华四号露天矿配备给阜新矿业集团。而春成集团董事长王春成也利用了这一政策良机。

　　王春成早年是一名下岗矿工，通过向锦州电厂供应电煤积累了第一桶金。2001年，收购重组破产的国企新邱露天煤矿后，他控制的春成集团跃为当地最大民营企业。目前，春成集团系大连热电（600719.SH）的第二大股东，所持19908670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9.84%。

　　在阜矿集团获得白音华露天矿开采权之前，春成集团就重组了锡盟西乌旗跃进煤矿，成立了西乌露天矿业公司。《财经》记者调查得知，春成集团以无偿划拨的方式获得了采矿权。

　　锡盟境内已探明的300亿吨的煤田采矿权，均归属锡盟兴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兴富投资）。该公司负责经营锡盟的国有资产，也是当地的投融资平台，下设锡林郭勒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国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左右，春成集团无偿从兴富投资获得了22亿吨储量的采矿权。红头文件来自锡盟行政公署，刘卓志时任锡盟盟委书记。

　　除了资源配置上的关照，刘卓志对于修建输煤通道巴新铁路也非常热情。

　　西乌旗相距阜新近500公里，草原上交通基础设施欠债严重，依靠公路运输，成本高昂，春成集团的煤矿产能无法释放。因此，春成集团计划修建一条从西乌旗巴拉乌彦镇到阜新市新邱区的运煤专线。

　　司法材料显示，自治区政府开始并不同意锡盟修建铁路及将煤炭资源外运。为了取得采矿权，并让政府批准修建运煤铁路，春成集团董事长王春成向刘卓志提出请托。2009年升任自治区副主席的刘卓志多次协调相关部门，帮春成集团解决了配置采煤资源及修建铁路的问题。

　　在锡盟，刘卓志并非春成集团唯一的权力依托，该集团的另一朋友是盟委副书记蔚小平。2004年5月至2006年3月，在春成集团筹建巴新铁路期间，蔚小平积极支持该项目的筹建工作。2005年11月，蔚小平直接给王打电话，称其朋友有两辆车要处理顶账，王春成随后带着60万元来找蔚，钱留下后，后者却说车还没有开过来，王问过两次便不再追问。

　　而在2005年，锡盟国土局制定《锡林郭勒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年－2020年）》，民资控股的巴新铁路用地计划列在铁路建设项目被排在第一位，在其身后的包括多条国有铁路和锡盟国资参股的铁路。《财经》记者在阜新采访时了解得知，从立项到开工、征地，刘卓志对巴新铁路一路呵护，春成集团亦支付不菲的代价。

　　最终，2006年1月5日，铁道部支持建设阜新至巴彦乌拉铁路，并已将其纳入铁路“十一五”规划（草案）。

　　为感谢刘卓志的帮忙，王春成于2006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七次以各种名义直接或通过宋巍给予刘卓志18万美元。

　　后来者的难题

　　在这场草原权力与资本共享的盛宴中，世居于此的原住民却成为受害者。在刘卓志被调任并落马后，沉积的矛盾终于爆发。

　　“草场经常被身份不明的探矿人员光顾。”西乌旗白音华的一位原住民告诉《财经》记者，在一些权属不清的草场，探矿者遗留的坑洞星罗棋布，记录了在草原上发生的矿业跃进运动。

　　以煤炭为例，“十一五”期间，锡盟煤炭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282亿元，年均增长约46.6%，是“十五”时期的26.4倍；累计完成煤炭产量超过2.5亿吨，是“十五”时期的16倍，年均增长55%，位列全区第二。

　　刘卓志掌权时，草原的确快速变成一座新兴的重化工城市，但也超出其环境承载能力。主政期间，针对他的举报一直不断。一封举报信称，刘卓志通过主持盟长办公会、派出工作组等方式，推动多个煤电项目无序上马，廉价征用原住民集体土地，直接造成乌拉盖湿地消亡和乌珠穆沁草原生态恶化，使原住原住民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普遍下降。

　　其中一例，是刘卓志支持西乌旗上马的白音华煤矿和火电厂，截断了高力罕河修建水库。2005年，西乌旗搬迁到白音华煤矿附近的原住民，支付赔偿款为每亩集体土地2000元，此后招商出租土地，每亩高达23万元，溢价天壤之别。

　　在刘的判决书中，涉及一宗环保事项。2008年初，其任锡林浩特市委书记期间，该市三家储煤场因位于城西上风口，长期严重污染市区环境，经市人大决定全部停止经营、迁出市区。不久，刘妻宋巍受人请托，就有关面临清理的企业向刘卓志打招呼。刘卓志指示主管副市长，暂缓该市储煤企业的整顿。

　　在刘卓志任内，锡盟资源性战略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锡盟国土资源局的一份报告称，锡林郭勒盟临近京津地区，是国家生态建设保护重点区。近年来，由于矿业开发快速发展，因开矿造成的地面塌陷、废矿碴堆放及挖砂、采石、取土形成的环境破坏现象日趋突出。目前，全盟已形成明显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的，包括锡林浩特煤矿、西乌旗哈达图煤矿及其建材工业区、西苏旗查干淖尔碱矿及其工业区、东乌旗宝力格银矿矿区等。

　　《财经》记者在锡盟采访期间得知，在白音华矿区，多次发生附近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冲突，争端多为矿产开发造成的草场退化。

　　最激烈的对抗，发生在2011年5月10日23时许，西乌旗浩勒图高勒镇萨如拉嘎查，原住民莫日根在自家附近的公路旁被一辆货车撞死，之后事态升级。5月15日，在锡盟玛尼图煤矿，当地居民与矿业工人多次发生冲突，居民闫文龙被撞死，并引发当地近30年来最大的群体性事件。

　　莫日根死亡的地点，就处在春成集团的煤矿边沿。由于运输春成集团煤矿的卡车必须经过附近的草场，反复的碾压造成草场质量下降，矿权、草权与路权的争夺，导致双方多次交涉未果，最终引发恶性案件。

　　事发之后，锡盟的高层在电视讲话中曾表示要永远停止春成集团在当地经营。现在看来，地方政府强硬地叫停不过是息事宁人的姿态，其善后有待遵循法治程序与契约精神。两个月前，《财经》记者在阜新拨通了王春成的电话，身处香港的他表示，“巴新铁路肯定会在年底开通。”

　　刘卓志虽已锒铛入狱，但权力的傲慢和经济发展的路径桎梏了当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留给后来者需要思考并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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