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第一镇杨汛桥善后：虚假繁荣被拂去

　　“中国上市第一镇”杨汛桥的衰落再次向世人证明，在这场全球蔓延的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中，没有地方可以独善其身。这座书写过无数商业传奇的经济重镇在经历了伤痕累累之后，该如何走出困局？

　　绍兴杨汛桥2001年到20003年之间密集上市的七家企业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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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28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江玻璃”）重整案。这意味着，中国内地第一家在香港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跌宕起伏的命运又到了一个节骨眼。此时，浙江玻璃董事局主席冯光成已经在牢狱中度过了半年时光，后面还有漫长的八年岁月。这个曾在庭审时激愤难当的悲情老总在接到判决书的一刻却从容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放弃上诉。

　　随着司法程序介入浙江玻璃，杨汛桥迎来了上市企业危机善后工作的最后一役的关键时刻。杨汛桥的辉煌与失落都与这家企业的命运紧密交织，是浙江玻璃打开了杨汛桥企业上市的阀门，缔造了杨汛桥“中国上市第一镇”的辉煌，也是浙江玻璃在2008年金融危机接连倒下的企业中，成为最难医治的一个。

　　四年善后

　　四川人老朱在杨汛桥一家企业打工，没事时骑着他的摩托车拉客赚点外快。从杭州可以直接坐公交到杨汛桥，但是下了杨汛桥的交通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杨汛桥市内有公交，但线路还不多，当地人主要以摩托车和私家车为代步工具。每天在杨汛桥公交站候着的老朱生意不错。

　　从杨汛桥公交站到镇政府所在地，老朱的摩托车有些颠簸地飞过两排低层建筑物，车轮下是颜色深浅不一的柏油马路，时不时的出现方方正正的补丁。老朱说，“看不出来这里是一个上市企业云集的名镇吧。”从外表看，这里与外界对“中国上市第一镇”的期望值的确有一定差距。

　　2008年以前的杨汛桥还是个神话，处处生机盎然。从2001年浙江玻璃登陆香港主板市场开始，人口只有6万的杨汛桥陆续有7家上市企业横空出世，在浙江省百强乡镇排行榜上，杨汛桥镇迅速攀升到第一名，这个名次从2002年开始，一直保持了三年，人们惊呼“杨汛桥板块”、“杨汛桥现象”。那时杨汛桥的名言是“永不平庸、 永不放弃、永不满足”，而现在，杨汛桥政府低调地打出了“振奋精神、重视差距、争创一流”的标语。

　　谁也没想到，肇始于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不经意间摧毁了大洋彼岸的“杨汛桥神话”。

　　最先倒下的是华联三鑫。这家号称PTA产量亚洲第一的企业虽然不在杨汛桥，但其母体却是杨汛桥的加佰利集团和展望集团，两家集团旗下的永隆实业、浙江展望先后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像骨诺牌一样，包括浙江玻璃在内的上市以及与上市企业相关的非上市企业纷纷倒下。

　　2008年是个转折点，开启了杨汛桥从“杨汛桥现象”到“杨汛桥之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顶峰到深渊坠落的过程，痛苦的另一面是刮骨疗伤式的重生。杨汛桥现任纪委书记朱国庆把这个过程称为“割疮”。调任杨汛桥三年的他错过了杨汛桥最风光的时代，上任之时就要收拾残局。

　　根据朱国庆的介绍，截至目前，危机企业展望集团和加佰利集团的重整工作已经完成，展望集团由浙江省一家企业进驻，通过协商重组解决了债务危机，生产经营已经走上正轨；加佰利集团破产清算，旗下上市公司永隆实业由杨汛桥龙头企业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资重组，并于今年3月22日在香港创业板恢复交易。

　　尚未解决的是浙江玻璃，而这才是整个杨汛桥善后工作的最大挑战。

　　最后一场硬仗

　　“提起浙江玻璃走过的路，我们是一把辛酸泪。”面对《法人》记者，杨汛桥纪委书记朱国庆不加掩饰的感慨有点出乎意料。光宇集团（浙江玻璃）解困工作组成立后，朱担任综合协调组副组长。尽管绍兴中院的裁定显示，浙江玻璃债权人之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申请浙江玻璃破产的时间为2012年6月25日，但事实上，绍兴县、杨汛桥镇两级政府针对浙江玻璃的解困工作从两年前已经开始。

　　在浙江玻璃的善后工作中，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浙江玻璃负责人之一、冯光成的侄子冯利文在电话中向《法人》记者表示，企业方只负责生产经营，重整的事情由工作组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对此表示，“在中国国情下，对于上市企业的重整没有政府的介入无法开展，为了企业活下去，地方政府辛苦点也没关系。”但是浙江玻璃的重整不是辛苦点就能解决的。

　　作为内地在香港主板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浙江玻璃重整涉及香港、内地两地法律，其资产又涉及浙江、青海两省四地，这些因素决定浙江玻璃的重整并无先例可循。朱国庆坦承，在浙江玻璃的重整问题上，他们走了很多弯路。“我们最开始想通过重组方式，让企业解决债务危机，但是因为浙江玻璃结构复杂，没有一家企业敢冒险进来。很多企业包括央企都对我们感兴趣，光进来进行尽职调查的就有十多家，可到了最后都选择放弃。”

　　在走弯路的同时，还要力保浙江玻璃的正常经营。浙江玻璃在行业中排名第5位，涉及大量职工、投资者、公众股东、债权人方方面面利益问题，只有不倒掉、不停止经营，它的利益价值才是最高的。朱国庆打了一个比方，如同去饭店吃鱼，一条死鱼即使再便宜都没人要。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的话说，“能让企业活着就让企业活着”。

　　冯利文向《法人》记者表示，截至目前，浙江玻璃生产经营正常。从出事至今，浙江玻璃的十条生产线都没有停过，除了维持企业运转需要外，还有个特殊原因，浙江玻璃生产线一旦停止，再次启动的费用至少5000万元，因此宁愿亏损生产也不能停工。朱国庆还讲了一个插曲，玻璃的原材料是碱，浙江玻璃全额投资的青海碱业有限公司（下称“青海碱业”）可以为其提供价格低廉的碱，但是浙江玻璃出事后，青海地方政府强制接管了青海碱业，并拒绝向浙江玻璃供碱。不得已之下，朱国庆带着工作组的人员跑了好多省，但是再难找到比青海碱业更便宜的碱。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法律界、各级政府包括银行债权人达成共识，决定对浙江玻璃破产重整。准确的说，香港上市企业浙江玻璃破产重整，其位于大陆的母体光宇集团破产清算。这一思路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的支持。最高院还鼓励地方政府在浙江玻璃一案中进一步创新，为以后解决类似企业危机问题积累经验。

　　2011年3月4日，绍兴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光宇集团破产清算案，一年后的2012年6月28日，绍兴市中院又裁定受理浙江玻璃重整案。光宇集团是非上市公司，没什么资产，清算相对简单，难点在浙江玻璃重整上。知情人士向《法人》记者透露，浙江玻璃初步重整方案已经形成，欲对浙江玻璃位于浙江省绍兴、湖州、嘉兴三个地级市的浙玻、工程玻璃、陶堰玻璃、长兴玻璃、平湖玻璃五个公司进行“1+4”合并破产重整。针对此方案的听证会已于7月23日举行，5家公司的20多家主要债权人参加听证，大部分债权人支持该方案。

　　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确定重整方。朱国庆表示，他们选择重整方时坚持两个标准：一是有实力，二是做实业。据此推断，曾经与浙江玻璃有过接触的中国建材可能性最大。

　　根据破产法有关重整的规定，制定和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最长期限为6个月，特殊情况可延长至9个月。从绍兴中院6月28日受理浙江玻璃案算起，如果在此后9个月内无法执行重整方案，企业将直接清算。这是个多输的结局，也意味着绍兴地方政府前期的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

　　悲情冯光成

　　很多人将浙江玻璃的倒掉归结于盲目扩张，尤其是2003年上马青海碱业项目，该项目仅一期投资便高达30亿元，使得浙玻负债率骤升至123%。浙江玻璃的倒掉与盲目扩张有一定关系，但绝不是青海碱业，事实上，青海碱业是冯光成最为成功的投资，一直处于盈利状态，如果不是青海碱业，也许浙江玻璃不能支撑这么久。

　　杨汛桥甚嚣尘上的关于浙江玻璃腐败和内斗的传闻更能反映其问题所在。就像一管水，水管上布满了漏洞和缝隙，即使有源源不断的水源，也架不住“跑冒滴漏”的流失。浙江玻璃就像这管水，水是资产，水管是管理体制，而冯光成布在各个岗位上的亲友就是水管上的蛀虫。上市本可以为企业带来完善的治理结构。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水管也不会那么容易被腐蚀，但是香港上市的浙江玻璃裹着家族式管理的内核。

　　浙江玻璃系股权结构可以说明此点，除约50%的H股公众股外，冯光成个人持股达49%，其他还有四位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均在0.51%，这四位股东都是冯光成的亲信。可以看出，冯光成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浙江玻璃的重要管理岗位基本都让自己的亲信把持。浙江玻璃及其母体光宇集团的重要人物中，徐玉娟是冯光成的妻子，冯利文是他的侄子，冯光继是他的兄弟，徐海潮是他的妻弟，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更大的亲属链。冯光成对他的亲戚颇为信任，但是他数量众多的亲信们却把浙江玻璃以及光宇集团当成发财工具。

　　小段和小李是杨汛桥的外来务工者，提到浙江玻璃，小段的第一反应是，那里每个收入都很高，有点权力都可以赚外快。小李的叔叔与浙江玻璃有业务往来，定期从浙江玻璃拿货，有一次小李代替叔叔取货，发货人却拒绝发货，后来他才知道，浙江玻璃负责出货的人只向打点过自己的熟人发货，新人要想拿货，先要打点。

　　另一个当地传闻更让《法人》记者咋舌，浙江玻璃管理人员与外部勾结，名义上到企业收废品，但是门卫检查后发现，满满一大卡车所谓的废品，只有上层是真正的废品，下面竟然是全新的材料、设备。类似的事情在浙江玻璃数不胜数，冯光成也知道一些，但只是其中极小部分。在一次严重事件中，冯光成曾发怒要严厉处置当事人，但是冯光成的母亲哭闹一次，事情就不了了之。此事之后，罕有人去举报，得罪人不说，还不能让当事人得到制裁。

　　“浙江玻璃原材料的价格本应比别人低，事实上却质次价高，成品率低，设备损耗大，利润比别人少，这样的企业无论是否发生经济危机，出问题都是迟早的事。”知情人士向《法人》记者表示。他认为，若要进一步追究，一切源于冯光成家长制的管理和知人不明、用人不当。

　　朱国庆感慨冯光成是悲情人物。冯养出了很多富豪，却蛀空了自己，而这一切又是冯光成一手造就的。将冯光成的人生轨迹与庞宝根进行对比，会对此看得更加清楚。庞宝根是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业集团”）的掌门人，2003年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宝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杨汛桥第三家上市企业，在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倒闭潮中，宝业股份是留在杨汛桥的唯一一家独善其身的上市企业。

　　冯光成和庞宝根都是“泥腿子”出身，当年二人一个是杨汛桥第五建筑队的领头人、一个是第六建筑队的领头人。最初的时候，冯光成的五建做得比庞宝根的六建好。冯光成敢想敢做，极富个人魅力，他在杨汛桥有个外号叫“大王”；而庞宝根谨慎内敛，是个连扑克牌都不会玩的“无趣之人”，杨汛桥人对他的印象最深的是走到哪口袋里都装一本书。冯和庞此后的迥异命运早已在二人的性格中埋下伏笔。

　　冯光成有魄力又极具冒险精神，所以他可以成为杨汛桥也是中国内地第一家香港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上市以后冯还想保有家长式的绝对权威，所以必然保持对浙江玻璃的绝对控股。绝对的话语权又让冯光成缺乏对法律、规则最起码的敬畏，以至于他从国际金融中心贷款时都敢造假。

　　与冯光成的控制欲不同，庞宝根相信“人聚财散，财聚人散”。宝业集团在香港上市后，庞宝根只保有7%的股份，这与冯光成在浙江玻璃中近50%的股份形成鲜明对比。宝业集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葛兴杰告诉《法人》记者，庞宝根一直认为人才的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在用人的理念上坚持几个原则：不看出身、适合宝业、团队合作。庞宝根尤其尊奉团队理念，他在宝业常说的一句话是“宝业没有单打冠军”。

　　事实上，2003年宝业集团筹谋上市时，大环境相当不好，宝业价值被严重低估，但是庞宝根宁愿被“剥一层皮”也坚持上市，除融资需求外，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他内心的一种认知：以前改制所产生的机制力量在弱化，企业要进入更高的平台，用庞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自己为自己设置一道障碍”。而“为自己设置一道障碍”，这是冯光成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民间借贷和互保或拖垮杨汛桥

　　7月21日，光宇集团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当天，一位女债权人打开“光宇集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迫不及待的翻到清偿率一页，当看到清偿率只有1.7%左右时，她失神地走到门口，瘫坐地上，抽噎起来。

　　光宇集团是浙江玻璃的母体，96%股份由冯光成持有，虽然从股权上来看，光宇集团与浙江玻璃并没有关系，但是由于控股股东均为一人，光宇集团与浙江玻璃的实际关系是“两个班子，一套人马。”绍兴县、杨汛桥镇两级政府也是将光宇集团和浙江玻璃的解困工作放到了一起处理，解困工作组的名称即为“光宇集团（浙江玻璃）解困工作组”（下称“解困工作组”）。

　　2001年12月，冯光成将光宇集团的优质资产整合到上市公司浙江玻璃后，光宇集团逐渐沦为了空壳公司，但是它的存在依然对浙江玻璃价值很大，浙江玻璃受限于上市企业规则的限制以及业绩的需要，很多违规做法如民间融资都是通过光宇集团来操作。根据解困工作组的思路，光宇集团在大陆接受破产，且破产工作已经有条不紊的展开。

　　《法人》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光宇集团的资产仅有8400万元，而债权额却高达70多亿元，除去两笔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和所欠税款，130多家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总额即有72亿多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民间融资。据参会人士透露，为弥补生产投资、银行转贷等大量资金缺口，冯光成从2005年开始卷入民间借贷，月息从2%到10%不等，截至破产清算前，仅利息支付就高达30多亿元。

　　光宇集团基本沦为一个融资平台，为了融资，冯光成专门组织了一个由光宇集团、浙江玻璃两家企业的副总经理、财务主管等高管组成的融资团队。到后期资金更加吃紧的时候，浙江玻璃也顾不得上市企业的监管规则，直接卷入融资。如2008年5月，冯光成在未通知其他董事的情况下，即以浙江玻璃资产作担保，向马红梅借款5000万元，为期两个月，月息225万元。浙江玻璃并未公告此事，后因马红梅向内地法院起诉冯光成，事情才被曝光，浙江玻璃及冯光成因此被港交所谴责。

　　民间融资本身成本就很高，放在布满“蛀虫”的浙江玻璃，成本就更高。这杯毒酒最终会将企业逼上绝路，但是如果不是杨汛桥企业间盘根错节的互保，浙江玻璃乃至整个杨汛桥的危机不会爆发这么快，互保就像一把连环火把所有企业都卷入火灾。

　　危机源头为华联三鑫炒期货巨亏，资金链断裂。出事之前，展望集团和加佰利分别为其担保20亿元和15亿元，而浙江玻璃又为加佰利和展望集团担保，浙江玻璃和加佰利、展望集团彼此间也是互保关系。更多的企业，浙江赐富集团、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浙江远东化纤集团等卷入这场火灾。

　　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在杨汛桥这个小镇上，企业家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圈子。杨汛桥的企业家群落，都是同一个镇上的人，同在修建队工作，或同学，或共事，这种错综复杂的宗族、人情关系，使杨汛桥企业间联系紧密，彼此担保很多，若干年下来，使得杨汛桥本土企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互相担保网络。即便上市，种种民企潜规则依然没有改变。

　　有人戏言：“在杨汛桥，如果有哪个企业家和这个圈子的人关系不太好的，那么这个企业往往现在做得很好，因为它没有陷入到那个担保的死链条中去。”宝业集团的庞宝根就是没有惹火上身的幸运儿。

　　宝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樟林向《法人》记者表示，宝业集团能平稳渡过危机，源于掌门人庞宝根的两个“绝不”，一绝不给任何企业和个人担保，二绝不碰民间借贷。事实上，宝业集团连银行贷款都用得很少。银行每年给宝业集团的授信额度有35个亿，宝业集团实际使用的不到五分之一。

　　二次飞跃的渴望

　　这场危机让杨汛桥元气大伤。这里太渴望一次新生，杨汛桥将之称为“二次飞跃”。

　　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治理结构不完善、民间借贷这些元素只是杨汛桥企业危机的外因，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亩产论英雄”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正如杨汛桥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王其龙所言，“杨汛桥之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将此前一直存在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发展方式和粗放型管理模式之弊病、面对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应对手段不足等问题一一暴露。”

　　最初，上市带给企业充裕的资金——股民的钱以及银行主动送上门的贷款，可是有了大把的钱，大部分企业并不知道怎么花。在过去发展的惯性思维下，能想到的就是扩张，不断上马新项目。浙江玻璃把这点做到极致，由于冯光成本人的冒险精神以及亲信们的怂恿，浙江玻璃母体光宇集团上马了一批失败的项目和一堆皮包公司。最典型的是新疆碱业有限公司，据悉该公司前期投入过亿元，结果全打了水漂，如今该公司被吊销。

　　“杨汛桥危机之困，首要原因是盲目扩张”，宝业集团副总经理葛兴杰说，这也是宝业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宝业集团对扩张非常谨慎，建筑起家的宝业所有的扩张都围绕建筑产业链，比如房地产开发、住宅产业化、玻璃幕墙等。用掌门人庞宝根的话说，健康发展比做大更重要，我们无论做多大，都要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渴望二次起飞的杨汛桥必须转型，将原先以“规模”增幅论英雄，转变为以“亩产效益”论英雄，这也是杨汛桥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的现实决定的。朱国庆向《法人》记者表示，杨汛桥发展的新思路是做大特色产业、做强优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巩固实体经济，着力把杨汛桥打造成区域创新创业高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为此，杨汛桥已经开始行动。将一些低附加值的污染产业转移出去，比如水泥和印染产业，与相关企业的意向已经达成；大力扶持新兴高科技企业，比如永利环保、展望万向节、精工机电、蓝龙科技等，其中蓝龙科技是浙江省内唯一一家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产能位列全国行业第六位，已经通过一轮私募股权融资扩大产能的它正在筹划第二次股权融资。

　　这场危机让杨汛桥付出了太多。朱国庆坦言，2008年以来他们一直忙于处理危机企业，没有精力建设。

　　今天，浙江省百强镇第一名的地位已被杭州萧山区宁围镇取代，杨汛桥只处于中游，浙江省绍兴市镇级小城市试点也花落隔壁的钱清镇，朱国庆说，如果不是善后工作，这个试点无疑是属于杨汛桥的。还有一个事实，2005年，杨汛桥的财政收入就已经达到了4.88亿元，2011年这个数字只增长到5.3亿元，而钱清镇2011年的财政收入是10亿元。

　　显然，大病之后的杨汛桥充满了失落。唯一的收获是处理危机企业的经验，由于经济大环境一直不景气，杨汛桥周边的地方也露出了当年杨汛桥危机的苗头，他们开始纷纷聘请杨汛桥的领导过去交流经验。

　　“登高者先缺氧”，杨汛桥喜欢用这句话为自身的遭遇作注解。“虽然大病一场，我们已经触底反弹，从2008年至今，杨汛桥的经济指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朱国庆对杨汛桥的二次起飞充满信心，是否真的底气十足，不得而知。

　　刘俊海：行政介入重整也要守法

　　刘俊海指出，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企业的重整如果没有政府介入根本难以进行，但地方政府即使介入公司重整，也应恪守持续严谨、内容合法的基本要求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作为内地首家香港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浙江玻璃的重整工作并无先例可循，最高院鼓励当地政府创新的态度正是对此的说明。浙江玻璃的复杂性在于其受制于香港、内地两地上市法律法规制约，同时浙江玻璃资产又涉及浙江、青海两省四地。浙江玻璃能否成功关系着投资者、公众股东、债权人以及数千名职工的切身利益，还有内地上市企业的形象。重整成功自然皆大欢喜，一旦失败满盘皆输。如何才能争取浙江玻璃通过重整获得新生？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就此接受本刊专访。

　　尽管绍兴市中级法院刚刚裁定受理浙江玻璃重整一案，但前期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且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有人质疑，政府在重整中干涉过多，企业重整工作本应更主要依靠程序更加透明的司法程序，理论上来看是这样，但刘俊海指出，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企业的重整如果没有政府介入根本难以进行。

　　当然，刘俊海反对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干预公司正当治理，也反对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传统思维，损害公司债权人和利益相关者利益。他指出，对于地方政府介入公司重整问题应当充分尊重法治的权威，尽量尊重债权人、职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地方政府即使介入公司重整也应恪守持续严谨、内容合法的基本要求。

　　“重整成功的关键是妥协，妥协是人生最大的智慧，也是重整成功的智慧。”刘俊海认为，为了重整的成功，债权人要妥协，接受债务延期的现实；投资人也要做好股权被稀释、权利受限的准备；地方政府要拿出诚意，为企业重整提供优惠政策；公众投资人要放弃对分红的期待。

　　因为在香港上市，浙江玻璃要遵守香港证券法、信息披露的规定，这对内地来说还比较陌生。所以处理浙江玻璃的管理人会感到困惑，“但是即使没有先例可循也不意味着工作无法开展，改革开放也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工作。”刘俊海指出，在浙江玻璃重整中，有几个原则要把握：一是因为牵涉方方面面利益，法院在推进重整工作中要谨慎操作，遵守香港、内地两地相关法律法规；二是协商谈判以弥合两地法律不对称，让每个相关者都能各得其所，多赢共享，和谐相处；三是听取投资者、债权人两类人的声音，该透明的一定要透明。

　　2012年6月28日是绍兴中级法院受理浙江玻璃重整案的时间，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浙江玻璃能否成功最多9个月后就会见分晓，一旦重整失败，必是多输结局：劳动者失去工作，投资者失去公司，债权人失去债权，地方政府失去纳税大户。因此刘俊海指出，对于浙江玻璃这样特大型企业，一定要努力避免失败，“只要有万分之一重整成功的希望，就要做万分的努力。”

　　一个经济重镇衰落的启示

　　杨汛桥区域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如蜘蛛网般的依存体系既成就了“中国上市第一镇”，也蛀空了“中国上市第一镇”

　　文 邓燕飞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浙江绍兴杨汛桥镇培养了8家上市企业，其中浙江玻璃是第一家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10年之前，冯光成率领浙江玻璃登陆香港资本市场，为杨汛桥区域经济撞开了一扇资本之门。随后，这个江南小镇在短时间内涌现出了多家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上市第一镇。一时间，“杨汛桥现象”红极一时，资本市场也开始盛行“杨汛桥板块”的说法。

　　然而，10年后的今天，杨汛桥的上市企业们几乎整体性地陷入债务危机。2012年6月28日，浙江当地法院裁定浙江玻璃进入重整程序。截至目前，杨汛桥板块除宝业集团外或倒闭、或亏损、或将总部迁移，“杨汛桥神话”几近破灭。从中国上市第一镇的盛极一时到今天整体的衰败没落，杨汛桥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痕迹，启示又是什么？

　　如果认为杨讯桥的发展演变是个独立事件，是个案、是偶然，不免有自欺欺人之嫌。仔细研究下来会发现，这发生在江南一隅有着起承转合、跌宕起伏情节的民营企业兴衰的案例与中国六十年来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我们要在历史长河中感受“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沧桑巨变。

　　杨汛桥崛起的原点正是发生在30多年前，一群当地的木工和泥瓦匠被铁道部武汉大桥局招工到武汉，做建筑工程。那些第一次乘坐火车，经过上海，到武汉闯世界的杨汛桥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返乡后，开始创建企业，或参与乡镇企业的创办。

　　成本优势的得与失

　　50年代初的禁止节育和70年代未的一孩政策，决定了1975-1985年与2000-2012年这两个时期人口红利的增长。人口红利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这为中国经济尤其是靠低成本优势取胜的民营经济的高成长奠定了丰富的劳动力的供给基础。而大部分劳动力来自中西部农村，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农村平均收入加城市额外生活费用决定的，农民的低收入造就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廉价而持续的供给，这给民营制造业奠定了低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早年的人口红利能帮助社会形成高额储蓄，这是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源泉。此外，1953-1985年中国政府借鉴苏联经验实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价格剪刀差”，政府将农民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但是，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晚生育甚至不生育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加上东部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推动了中西部区域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就地安排导致东部企业劳动力成本与日俱增，这成为东部民营经济最难承受的第一座大山。在早期面临西方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价格剪刀差”政策有其合理性，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三农问题恶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农民的低收入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进而加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路径，这使得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外围环境的冲击，当美国发生金融风暴时，当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中国民营企业难以幸免。

　　2008年，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下降、人民币升值及外围市场恶化的影响，杨汛桥的多家企业陷入困境。9月底，华联三鑫逆市炒期货爆仓，引发资金链断裂，公司停产。据报道，那时华联三鑫账面总资产118.96亿元，总负债113.4亿元，有银行借款93.55亿元，涉及18家银行，就此拉开了杨汛桥神话破灭的序幕。

　　同穿一条裤子

　　不难发现，从杨汛桥民营企业的起步，到90年代摇身变为开始“赎买资产”的半集体半私营的企业，最后成长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国内A股市场上令人惊异的民间力量，这样复杂、跨越式的“裂变”背后，“不得不说有着来自当地镇政府的巨大助力”。这政企互动的艰难一跃，为杨汛桥民营经济20多年来的积淀，撕开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资本突破口。

　　但是地方政府在追求GDP政绩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政府把企业上市的意义和价值看得太重，由此自然而然就生出许多鼓励政策，这种鼓励又进一步刺激了企业家们的热望。在政府层面的鼎力支持下，浙江玻璃过五关、斩六将，成功上市， 多家企业步其后尘，蜂拥而上。

　　因为有地方政府这一层帮衬关系，杨汛桥民营企业上市的更多艰辛过程表现在人情世故的处理上，而非企业经营、管理和运作的规范上。杨汛桥的企业家们旧时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个圈子，这种错综复杂的宗族、人情关系，加上地方政府的撮合或间接担保，若干年下来，使得杨汛桥本土企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互相担保网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汛桥区域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如蜘蛛网般的依存体系既成就了“中国上市第一镇”，也蛀空了“中国上市第一镇”。在扼腕叹息之余，要反思的有很多，但问题毕竟出在资本市场，也与债务和担保密切相关，因此，中国金融到底是个什么现状，企业对于上市融资的战略安排为何如此偏颇，银行的问题又在哪？

　　跛脚而行的银行业

　　这得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曾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说起。该政策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即促进了工业化战略的成功和渐进式经济改革的成功。但其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银行金融体系过度的行政管制抑制了金融创新空间和金融业态的多样性，导致产业结构扭曲，无抵押品的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奇缺。

　　资金融通对总分行制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导致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和集中，并最终将以“大而不能倒”定律向国家财政转移。银行业的内在风险使其在客户选择上进行畸形筛选：同等情况下资金偏向放贷给国企或央企，民营企业在成名之前一般很难被列入资金放贷对象。当然一旦民营企业拥有了一些光环，银行便迫不及待地要“锦上添花”。

　　杨汛桥民营企业的上市光环，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大幅提升企业获得间接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的便利程度。浙江玻璃的老板冯光成回忆：“2001年，浙玻在香港上市，领杨汛桥风气之先时，银行经理守在门口，迫不及待地要送钱来，我们想要多少便有多少。”据统计，浙江玻璃出事后仅在银行借贷便高达81亿元，还不包括社会借贷的10多亿。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是银行的内在弊病和银行的不理智助长了问题企业乱铺摊子、盲目扩张的风气。

　　从杨汛桥民营企业的成败兴衰中可以发现，当中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趋紧、外部市场萎缩、美元储备贬值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多方面压力时，由廉价劳动、廉价资本和廉价资源环境的要素高投入支撑的传统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转型已是迫在眉睫，需要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要素投入型增长也要转向效率改进型增长。

　　由于资金是社会生产要素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转型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构建多层次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推进中国金融转型，进而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