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入川：乡镇干部“抓壮丁” 每县几千名额

　　原文载于《全球商业经典》，作者李志刚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

　　在成都火车北站登上成灌快铁(成都至都江堰)的“和谐号”动车，花 17分钟就能到达成都西北部的郫县红光镇。动车飞驰，车窗外闪现的沿途风景十分类似：一片又一片的白色厂房，间或夹杂几块绿色的田地。

　　成灌快铁正好穿过肥沃的川西平原—据说，这里的土地“随便撒下一把种子就能长出庄稼”。但从2003年起，这一地区被划入成都市的高新西区，沿途的农耕景象已经逐渐被大兴土木代替：土地被铲平、高高的塔吊竖立起来、打桩机震动着地面……一方面，沿海城市土地、人力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设厂的企业纷纷西迁。从成灌快铁红光站往南3公里，坐25元的“黑的”，就来到合作镇，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便落户于此—这是四川省有史以来引进的最大项目。

　　成都市在2009年10月和富士康正式签约，第二年7月，富士康的iPad项目在成都正式投产。当时，郭台铭宣称，2013年成都生产的iPad将达到1亿台，富士康5年后用工量将达50万人，年产值6000亿元—为此，成都市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土地、税收上为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来的不仅仅有富士康。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台湾仁宝(2010年营业额293.39亿美元、2011年《财富》500强排名第339位)也从苏州搬到成都；2011年2月，世界知名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台湾纬创集团(2009年营业额171亿美元)投资5亿美元在成都双流县建厂。富士康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纷纷跟随着它的脚步，在成都设厂 。

　　2010年国庆节，四川自贡人王强开着花了11万元买来的大众朗逸，从广东东莞出发，途经湖南、贵州，耗时32小时，抵达成都。追随着富士康西迁的步子，他举家搬回成都，告别了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广东。

　　穿着白衬衣的王强，32岁上下，外表看起来清瘦、干净。他在台资企业正隆纸业工作了整整10年，从最普通的底层工人做起，已经升到了经理级别。有着50多年历史的台湾正隆纸业是台湾最大的纸业集团，是富士康的配套企业，双方合作已经有十几年历史，正隆纸业负责为成都富士康生产的iPad提供外包装盒。

　　正隆纸业成都公司位于双流县西航空港开发区，两层半的厂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厂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事业兴旺步步高，前程似锦年年好。”横批：“百业兴旺。”工厂内机器隆隆作响，苹果迷熟悉的白色iPad包装盒，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流水线，从这里出发，送到38公里外的富士康成都工厂，装上iPad，开始它的全球之旅。

　　而在东莞租房住了十多年的四川人王强，终于回到了故乡。他在距离工作地点10公里的双流县城，买了房，安定下来。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劳动与人力资源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正模教授对我说，目前四川省的省内务工和省外务工劳动力输出已经从4:6变为5:5。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沿海发展战略，引起劳动力由西向东的跨区域转移—这就是第一波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劳动力的流动从原先的限制变成全面开放，由政府主导进行大规模输出，四川每个县都有劳务输出办。输出分为省内务工输出(即省内跨县市输出)及省外务工输出。2005年，四川劳动力总输出达到峰值，共2300万人，其中省外务工输出为1300万人，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唐和山东等渤海湾地区。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进行灾后重建，以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主的基建投资力度明显增加，省外务工输出比例开始发生下降。到了2010年，以富士康为首的企业从沿海转移到四川，标志着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输出比例会逐渐变成对半开。郭正模教授说，5:5这一比例在“十二五”期间将逐渐演变为6:4。

　　“考虑到一部分省外务工的劳动力已经在当地城市结婚生子，6:4这个比例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

　　“我来做什么？”

　　成都的夏天历来多雨。细雨蒙蒙的早晨，经营简易早餐，比如煎饼、稀饭、小笼包的小贩们，披着雨衣守在成都高新西区西南公寓一期门口。数十辆红色的三轮摩托车也候在那里。

　　清晨6点半，公寓亮起了一盏盏灯，工人们陆续起床、洗漱，弄出明显的响动。走出公寓的人们的脖子上大多挂着工牌，脸上的睡意还未完全消退。男员工多数穿着胸口印有富士康科技字样的藏青色短袖T恤，女工的T恤则是深红色的。

　　有的人结伴乘摩托车离开公寓到工厂，一趟5元钱。而绝大多数人选择步行，因为工厂就在两公里外。上班的队伍蜿蜒两公里，工人们成群结队涌入富士康科技园南门。这一蔚为壮观的景象至少要延续半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里，路人放眼望去，这条上班的队伍看不到头尾。与同时，满载着工人的公交车也开了过来—每天早上，有几百辆公交车以一定间隔自9公里外的德源镇开来，运送工人到厂区。

　　富士康的工人共有三处聚居地：西南公寓、西北公寓以及德源镇。普工住在这三地由当地政府修建的青年公寓里，每个月要出80元的房租费。线长、组长们大多住在合作镇上的西南公寓，因为这里离厂区更近、步行到富士康厂区不到2公里。而更高级的管理层，则和当地农民一块住在3公里外的合作镇顺江小区—顺江小区有着当地19个村的农民安置房。目前，西南公寓住了两万人，西北公寓住了一万多人，德源镇至少有五万人—这个镇上目前的居民全是富士康工人，只有极少数原住民还留在当地。

　　初步估算，目前富士康有8万多工人(富士康每天都在新增工人，8万是截至2012年5月的估算数字)，这部分工人分为白班和夜班两班倒—对按照30万工人来规划的工厂来说，这一数目还远远不够。富士康迫切需要劳务公司和政府来帮助其解决工人问题。而截至2012年4月15日，在成都开展业务的世界500强公司已达到215家，制造业、生物、化工占大多数。产业迁移彻底盘活了成都的劳务市场，近三年来，这个市场上增加了上千家劳务公司，劳务行业本身的新增岗位就达上万个。

　　富士康是四川省的“一号工程”，四川省政府承诺以行政方式来满足它的劳动力需求。政府指派每个市都要完成招工任务，每个县都分到了几千工人的招工名额。因此，像“抓壮丁”一样，乡镇干部协助招工，并且亲自带队将大批工人送到富士康上班。据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江总透露，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富士康招募办，按照省、市、县、乡镇四级，层层分配任务下去，凡是劳务公司带一个工人来富士康，就由政府支付1200元的报酬。

　　龚星，中专毕业，20来岁，是四川泸州人。他已经在富士康干了一年半，2010年国庆他在深圳富士康接受培训。2011年春节前，他和他的伙伴们乘坐二十辆大巴，从深圳赶回成都。在路上，大巴白天黑夜都未停歇过，到饭点才停车二十分钟让大家吃饭。这趟连续30个小时的旅途，弄得龚星他们疲惫不堪。

　　这些劳务公司也在沿海一带挖人，比如，深圳每月会输送一万人至成都。四川的职业学校学生出来实习，主要也都安排到富士康。来自湖南的吴冕，今年20岁，5月底刚刚抵达成都。他原本是在富士康深圳工厂工作，富士康动员厂里工人支援成都。凡是报名参加的工人，富士康给其报销火车票，并一次性报销100元的日用杂费以及120元的饭钱。与他同行的有一百多人，来成都富士康支援三个月。

　　我在西南公寓附近的一个小区，遇到了胡萍和杨松。他们是老乡，都来自川黔滇三省交界的一个山区县。胡萍是个瘦小、活泼的女孩，一米五刚出头，紧身牛仔裤裹着瘦得像麻秆的腿。她只有16岁，读完初中就来富士康打工。而杨松个头跟胡萍差不多，沉默寡言。我和胡萍闲聊了一个半小时，他在旁边总共说了五句话—他是高一辍学后到富士康工作的，未满18岁。

　　2011年12月，杨松背上新买的几件衣服，兜里装着父亲塞给他的五百元，从家里出发，坐在父亲的嘉陵摩托车后座上，赶到40公里外的县城。在那里，县政府就业服务中心的大巴正等待着杨松和与他相似的年轻人们。他们将搭乘大巴，去成都富士康做工人。

　　杨松的工作是打开iPad面板检查。他需要穿防辐射的衣服，这种衣服像航天员的制服一样，是全封闭式的，眼睛、鼻子都包裹在面罩里。杨松一天要穿防辐射服近十个小时，又热又憋气，他向父亲抱怨，这衣服穿起来“真恼火”。

　　胡萍则是让她的干爹(在四川，让孩子认干爹干妈是常见的习俗)送到成都的。他们晚上7点从县城出发，坐了一夜车，在早晨抵达成都荷花池车站。胡萍第一次坐时间这么久的长途车，下车的时候晕沉沉的。

　　当时天还不是很亮，雾气蒙蒙的，成都的高楼在雾中半隐半现。

　　当时，胡萍的脑子里空空一片。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她忽然感到有点迷茫：“我来做什么？”

　　“要不是为了赚钱，谁来当工人啊？”

　　6月19日上午8点30分，位于成都高新西区双柏东一街的富士康招募中心门口已经聚集了四五十人。这些满脸稚气的年轻人排起长队，手上捏着身份证复印件，准备参加富士康工人的考试。两位来自宜宾的女孩叽叽喳喳地聊着天，抱怨着身份证复印太贵了，2元一张，被“敲棒棒”了(四川话，敲竹杠之意)。

　　招募中心门口停着三辆小车，车主掀开后备箱，里面放着一台使用蓄电池的小型复印机。复印机嗡嗡地工作着，车主手扶着后备箱车盖，盯着复印机，还一边斜瞟着远处。他像防贼一样警惕：“如果城管来了，就得赶紧跑，否则复印机会被没收。”

　　我跟着领取“富士康技工面试作业单”的应聘者鱼贯而入，招募中心的工作人员核对身份证，输入个人资料。他们再三提醒，这里只招收普通员工，底薪1550元。如果是大专以上的学历，请到富士康在成都市设立的人才交流部门面试。

　　富士康招收普工的条件有三：第一，初中以上学历；第二，16岁以上，40岁以下，男女不限；第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无传染病。招募中心提供的资料表明，6个月试用期及3个月考察期里，普工底薪1550元，加上加班费月收入2100-2800元。过了总共9个月的考察期之后，底薪1700-1800元，月收入达到2700-3300元。

　　接着是笔试，每个应聘者20分钟内在电脑上完成20道选择题，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分为语文、逻辑、英语、数学四类。我花了10分钟做完题目，闲着没事就把玩起自己的手机。旁边一位小伙子悄悄问我：“卧龙先生是谁？”有四个选项：刘备、曹操、孙松、诸葛亮，他以为是刘备，我告诉他是诸葛亮。

　　最后一轮是面试，主考官拿起我的身份证，问：“你年龄这么大(37岁)，普工每隔一个月就要上一个月的夜班，你受得了么？”我回答：“没问题。”最后他还是说：“你走吧，面试没有通过。”

　　也就是说，经过三个小时的排队、检查、笔试、面试，我被淘汰了。在楼梯口，我遇到一位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他也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是他的“文化成绩太好了”—富士康不需要这样的普工。有一位身高1.7米的男孩穿着黑色的西装来应聘，脚上的黑色皮鞋已经有些破损。他是四川彭州人，18岁，一直在郫县打工。他也在面试中被淘汰了，原因不明，我估计可能和他穿着西服来应聘工人的职位有关。根据面试官们的经验，大概岁数大的人和文化成绩太好的人都未必会在普工单调乏味的岗位上做得长。

　　当我悻悻然地下楼的时候，通过面试的应聘者已经开饭了，食堂为他们提供一荤一素的免费午餐：蒜薹肉丝、宫保鸡丁、炒绿豆芽、炒大白菜。之后，他们将进行三天的入职培训。排队领取免费午餐的年轻人们，笑嘻嘻地和伙伴聊着天，年轻的面庞因兴奋而发红。

　　半年前，胡萍也是在这里通过了面试。

　　我第二次见到胡萍的时候，她带着我四处转悠。她扎着长长的马尾，穿着灰色的连衣裙、白色短外套，深红色的裤袜，挎着一个黄色的人造革单肩包。这身打扮让她突然成熟了十岁。

　　胡萍的手机是NCKIA(注意，不是NOKIA)，和iPhone差不多大小，黑色机身，宽屏。这是前一个手机被偷后，别人送给她的。她去成都市区玩的时候，被人撞了一下，钱包手机就没了：“我以前的手机很经摔，以前追赶人的时候，我把手机扔出去砸他，掉在地上还摔不坏。这个手机，掉在地上就四分五裂。”

　　胡萍的家在云贵高原边缘山区的一个小镇，她家离镇上没有公路，得步行两小时，这个镇盛产白酒，全是山路，一下雨就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泥泞不堪。村小学离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每天步行上学。胡萍读初中就离开家了，初中是在县城读的。县城初中一学期的住宿费几百元，胡萍家交不起，因此她寄宿在干爹家。

　　她父亲是自学成才的兽医，比我还小半岁。胡萍的父亲就像赤脚医生一样，靠着上门给农户养的家禽、家畜看病养家糊口。靠着这份工作，他一年能挣几千元，收入高的时候能赚到上万元。他希望胡萍也学兽医，但胡萍觉得又脏又累，不愿意。胡萍是大女儿，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胡萍2011年考取了当地的高中，但没有去读。她嫌读书太累了，练习册堆得老高，做作业做到半夜，一两点才能睡觉。父亲想让她学幼师，说哪怕贷款也要让她读。胡萍反驳道，读出来没工作怎么办？把钱浪费了。

　　父亲拗不过胡萍，同意她到成都打工。开始实习了一个月，胡萍就喜欢上这个地方。她一点也不想回家，连过年也没有回去。

　　胡萍性格开朗，常为朋友排忧解难。那些十八九岁的男孩都叫她“萍姐”。大多数男孩的烦恼是失恋。胡萍开导他们：“这个世界上女孩子多得很，干吗吊死一棵树上？你再不开心，看我怎么收拾你！”

　　她说：“他们活得好累，我没心没肺，对这些事没想过，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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