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程久龙 8月14日晚，古城荆州电视台演播大厅。来自湖北省财政厅、水利厅、农业厅、民政厅、林业厅的五位厅长、副厅长站在了聚光灯下这是湖北省举办的首场针对厅长级别的“电视问政”节目现场。
问政的主题，围绕“三农”问题展开，随着一段段暗访镜头的曝光，湖北各地市在“三农”建设中暴露的部分问题和不足，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令台上接受问责的“厅官”如坐针毡。
自武汉展开“电视问政”工作以来，这种利用电视媒介直播问责的节目形式，引起广泛关注，并引来各地争相效仿。湖北襄阳、黄石，河南洛阳等地相继展开了类似直播问政节目，一场“电视问政”风暴席卷而来。
公众一度对其有“作秀”的质疑。“电视问政”能否真正承载基层与政府之间的常态化沟通平台功能，并融入到现行体制？
在7月4日武汉的一场“电视问政”结束后，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曾对本报记者说：“电视问政不是一场节目，更不是作秀，它是我们推动政府工作展开，征得群众对我们工作信任的一个平台。”
通过各种媒体平台的介入，建立一个基层与政府的常态化沟通互动渠道，已经开始纳入政府的考量。本报记者从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获悉，武汉市正有意将“电视问政”的问责范围，由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向基层延伸，并考虑建立常态化的问政机制。
“电视问政”风暴
“在武汉"电视问政"节目播出后，有不少外地电视台赶来武汉取经。”今年7月，武汉“电视问政”间隙，节目主创人员之一，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栏目总制片人宋志雄曾对本报透露，前来“取经”的城市包括黄石、青岛等城市。
仅一个月时间，8月5日，湖北黄石市“电视资政”节目登场亮相，演播大厅的设置和节目形式，均跟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类似。当天黄石市副市长叶战平率领市公安局副局长薛四清、城管局局长黄荆国、市城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何国有、市工商局局长姜健、市政公用局局长彭家斌走进演播厅。
在1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围绕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沿江路坑洼无人修复、警车占道等民生相关问题直面问责，令在场被问责官员坐立不安。
5天之后，8月10日晚，由襄阳市纪委牵头，市委办、市政府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电视问政”活动《市民问政》亮相襄阳电视台。襄阳市副市长丁亚琳与市发改委、卫生局、人社局、物价局、编办、食药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市区3家三甲医院院长，就襄阳市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相关问题现场接受主持人和市民代表的考问。
河南洛阳也在8月初举行了首场电视问政。由洛阳市作风办和洛阳市广播电视台联手开展的“百姓问政洛阳市2012年重点突出问题集中整改电视问政活动”亮相荧屏。
此轮“电视问政”风暴的高潮出现在8月14日晚。由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省纠风办举办的落实责任强农惠农政风行风热线特别节目，登上荆州电视台演播大厅，并通过湖北电视台面向全省现场直播。
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侯长安亲临现场观摩指导，湖北省财政厅、水利厅、农业厅、民政厅、林业厅等11个涉农厅局和部门主要负责人现场接受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咨询和投诉。
“省版”电视问政除了电视平台外，还首次引入了广播、网络同步直播。记者在节目视频中看到，被问责的“厅官”频现“震惊”、“愧疚”等尴尬表情。节目现场两名副厅长，当面承认工作失职，并表示马上调查整改。部分湖北各地市县级主管领导也坐观众席，随时接受现场责问。“相比较武汉市，省里的"电视问政"级别和规模更大一些。”湖北省政府纠风办负责人刘时俊这样告诉记者。
针对厅级领导的电视问政，在全国亦属首例。
电视问政背后
武汉是此轮“电视问政”风暴的发源地。武汉力推电视问政的背后，是这座中部城市近年来持续推行的治庸问责工作。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大多数内地城市一样，武汉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存在“庸懒散”等现象。除了引起民众不满之外，还影响了武汉对外招商引资的形象。
在此背景下，2011年4月，武汉在全市开展治庸风暴。
正是在武汉治庸问责工作的推动下，一档利用电视媒介载体直播问责官员的电视节目“电视问政”横空出世。
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曾对本报表示，“电视问政”节目现场，实际上是采取倒逼机制：“（被问责的官员）没有退路了，群众有这个要求，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群众要求办的，就应该想办法去办。”
由于节目首次采取现场直播问责的形式，并对问责内容做到事先保密，这令为数不少的被问责官员尴尬倍出。
很快，这种利用电视直播监督政府职能部门问责的形式，引来各地争相效仿。以湖北“省版”的电视问政为例，其背后的直接推动力，即是由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省纠风办近年来持续推动的“政风行风”行动。“湖北的"政风行风"活动持续多年，但通过一些回访和事后检查发现，部分问题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会出现"走样"。”湖北省政府纠风办负责人刘时俊这样告诉记者。
在此背景下，借鉴武汉市的经验，湖北省委、省政府把“政风行风”整治行动的问责环节，置于聚光灯下，更为透明地接受公众的监督。“以前"政风行风"活动的总结，都是局限在内部范围，威慑力和促进作用不够。”湖北“省版”电视问政节目现场点评嘉宾、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本报表示，“利用电视直播平台，能对这项工作有更有效的监督和促进。”
长效化探索
“电视问政其实是一个点，通过这个点实现的是一种放大效应。”在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看来，更为长远的考量，是需要建立一种基层与政府职能部门沟通互动的长效机制。
在此背景下，武汉市已经在开始计划将“电视问政”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并着手探索长效机制的建立。
本报记者知悉，8月14日，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在一次内部总结会议上，提出将尝试把问政对象从各区、各单位“一把手”向基层站所负责人延伸。
与此同时，武汉市委、市政府正在探讨多种方案，力图把“电视问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
“有可能会开辟一个新的电视栏目，特别针对基层职能部门的问责。密度也可能进一步加大，例如一个月一次，甚至一周一次。”武汉市纪委宣教办副主任吴忠新对记者强调，“目前，这一切还处在方案的探讨阶段，尚未最终确定。”
但在现实层面，建立“电视问政”的常态化机制，绝非易事。湖北省政府纠风办负责人刘时俊对本报直言，此次“省版”电视问政，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耗费都很大。对于湖北省是否会将“电视问政”常态化，刘时俊谨慎的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此轮的"电视问政"仅是一次尝试，希望能在全省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武汉“电视问政”节目主创人员之一，武汉电视台《百姓连线》栏目总制片人宋志雄亦曾对本报表示，“电视问政”投入不菲。一轮“电视问政”，从前期策划、采访拍摄到现场直播，核心创作团队有20多人，直播期间每天都有超过200人为它服务。“投入不亚于台里一台大型的综艺晚会。”宋志雄对本报表示。
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部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参与“电视问政”，事实上怀有抵触情绪。因此，“电视问政”节目的开展，必须依靠当地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电视问政被问责的官员，都是市委、市政府以发文件的形式要求必须参加的，电视台很难凭一己之力邀请到官员接受问责。
此外，目前的“电视问政”尽管在直播形式上有较大突破，但无论是暗访选题，还是现场电话连线，最终之于被问政的话题，都有一个事先筛选的程序，尚难做到即兴随机问政。一方面，这是出于节目播出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操办者也担心部分观众即兴提问过于琐碎，不具备普遍价值。
对于被问责官员承诺的事后检查，也存在一定的随机性。本报记者知悉，在武汉市“电视问政”播出后，针对承诺整改的问题，武汉市政府治庸问责办公室多次进行了暗访和回访，但尚未建立一套制度化机制。
在此背景下，能否有效地引入第三方机构，对问政工作给予制度化的监督和回访，已经纳入政府的考量。8月初，湖北省纪委与省统计局联合成立湖北省反腐倡廉民意调查中心。据悉，这也是全国首家省级反腐倡廉民意调查机构。
成立后的湖北省反腐倡廉民意调查中心作为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将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展有关反腐倡廉民意调查和综合分析、研究、预判工作。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该中心依然挂靠在湖北省统计局这个政府机构。“该中心是一个事业单位，属于半官方性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未来在针对政府监督的部分领域，可以适当考虑引入纯民间的第三方机构。
作者：程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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