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顿研究院：温州金融改革 互信才能共赢

　　摘要：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成立以来，金融案件有增无减，似乎违背了此次金融改革的初衷，这不禁令笔者深思。一方面，截止到今年5月15号，每天到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前来咨询约100余人，实际登记的却只有几十人；另一方面，借出登记资金5亿元，借入登记资金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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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恒铁路

　　事件聚焦

　　2012年3月29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在温州工商局鹿城分局领取营业执照，顺利完成登记注册。对于温州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但是，截止到2012年5月15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智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从开业至今，每天前来咨询约100余人，实际登记需求有几十个人，借出登记资金5亿元，借入登记资金11亿元，成交金额仅5000万元。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在接受某访谈类节目时提到，温州民间可交易资金达2000多亿，也有说可达6000多亿。

　　2012年2月29日，温州银行顺境支行“副行长”陈曦因涉嫌集资诈骗，已被移送检察机关。

　　陈曦被刑拘后，众多债权人于5月4日成立“陈曦案债权清算筹备组”。其代理律师透露，截至目前，涉及债权人29名，涉案金额高达1.3788亿元，“不包括没有主动申报的”，债权人有陈曦的同学、朋友等。

　　陈曦案件事发，令这个新近成为中国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城市再次成为焦点。然而，其背后的金融官司持续高温，似乎违背了温州金融改革的初衷，引发我们的深思。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2011年温州法院民间借贷类案件收案12044件，标的近54亿元。今年1至4月，温州法院已收民间借贷类案件6510件，同比上升近89%，标的达38.5亿元。其中，金融纠纷案已收1851件，同比上升近101%。

　　上述两个事件看似没有联系，但是其根本原因是相同的，一是

　　风险控制制度不够完善，如果再出现问题，谁来担保，并不明确不能完全解决民间资本的后顾之忧；二是风险定价，也就是利率是不是市场化，如果实行利率管制，那民间资本一方没钱可赚，肯定不会主动去登记。

　　利率能否市场化？风险谁来担保？税赋是否可以减免？……这一些列的问题不能解决，平台本身没有优化，让

　　民间资本和有需求的企业或个人如何相互信任呢？

　　事件3

　　2012年5月18日，铁道部发布《铁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向民资伸出橄榄枝，从勘探施工招投标到参股、控股、资产收购，从干线到专用线，几乎所有大类都敞开大门。

　　但是，前车之签，民间资本似乎都不敢买账。

　　1998年，由著名学者南怀瑾联合地方政府与铁道部合资修建的浙江金温铁路于正式通车，当年，南怀瑾即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

　　2005年，浙江光宇集团联合上海铁路局、常山县国资公司合作投资兴建浙江衢常铁路，2006年光宇集团连续减持股份，2007年彻底退出；

　　2006年民企深圳中技集团在承担罗定铁路8.46亿元债务的前提下，以4186万元收购了广东罗定铁路，当年底即将罗定铁路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天津宏峰，天津宏峰参与运营之后，将罗定铁路改名为国恒铁路并运作上市，长期亏损。

　　内蒙古伊泰煤炭公司投资运营的呼准铁路取得盈利后，2009年铁路部即一度表示将呼淮铁路收归铁道部。

　　上述一系列的事件基本上道出了民间资本不敢注资铁路的原因。俗话说“民不与官斗”，做得好了，政府会收回管理权，民间资本只能乖乖交出手里的股权；做得不好，自己亏损，没处讲理，再无人问津。试问，民资参与铁路建设，收益在哪里？根本原因，不必多说，还是一个“信”字。

　　信任危机：两败俱伤or 两全其美

　　上述提到的三个事件，笔者意在说明温州金融改革以来，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温州人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根本原因，就是四方的信任问题。这里的四方指的是政府方面、温州新成立的民间资本金融机构、民间资本方面、有需求的企业或个人。

　　首先，政府政策制定太过笼统，让大家摸不着头脑。

　　政府方面在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起到一个主导作用，发布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也就是“温州12条”，但这些条款基本上是原则导向的，很多问题说的模糊，意图不明显，要温州人自己摸索，做的好了就小范围的控制，做的不好就完全否定，这样的一个统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国家最初的想法，让温州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鼓励创新，“允许试错”，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放权的做法，实际上却步步谨慎，比如，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转村镇银行，但是又没具体说明发起人是谁、控股比例有无限制等细则，让小贷公司怦然心动但又不敢贸然行动。时间一长，小贷公司会逐渐失去耐心失去信任，这好像并不是此次金融改革的初衷。

　　因此，政府方面，可否对于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比如利率市场化问题、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的细则问题、税赋问题、风险担保问题，有一个官方的明确的答复，不然，一直猜测的话，如何能把事情做好。

　　第二，温州民间资本金融机构行事过于谨慎，以至于温州金融改革实施效果不十分明显。

　　今年4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到温州调研时指出，温州金融改革“在把握好方向原则的同时，大胆探索”，并提出“允许试错”。周行长这么说，是给温州人信心。但是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这一次的改革试验，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这个试验失败，后人评论金改时会说，当年由于温州的改革出了某某问题，这项改革推迟了二三十年，今天才实施，这是对不起大家的。”

　　张主任的这一表态，让温州民间资本金融机构谨慎的许多，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资金需求量有10亿的情况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仅贷出了700万左右的款项。温州民间资本金融机构本身如此谨慎的作风，是对政府的不信任还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第三，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或个人普遍不愿意去正规机构贷款。

　　可以预料，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或小贷中心咨询的人不少，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企业或者个人不愿意到正规机构去贷款呢，反而要冒着一定的风险找地下资本融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众所周知，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为温州经济初期发展阶段提供了必需的民间资金，是民间金融和企业的自筹资金有力地支撑了温州区域经济在上个世纪的繁荣。

　　据温州市人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民间资本超过6000亿元，每年增速14%。温州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银行贷款的20%。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看到一组数字，笔者有点明白了。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开业至今，资金需求额达10亿余元，借贷者有个人和企业，目前已成交的却仅有700多万元。原来不是没有人去借钱，是他们不借给我们。至于为什么不借，风险因素首当其冲。当然，究其根源，信任危机还是占了部分原因，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想贷出大笔资金来肯定是千难万难。

　　试问，没有信任，改革的方向何在呢？

　　第四，此次改革的主力军民间资本没有大规模的去正规机构登记，还在观望。

　　笔者到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都在持观望状态，放开市场并不只是简单发几条模糊的政策，让民资猜测。要真正开放市场，需要对政策体制本身进行改革，市场上的东西就让市场去做，政府是来规范的，不是干预市场的。

　　此次的温州金融改革，在政策上还是很不清晰的。这就导致了改革实施了三个多月，成效并不大。民间资本不敢轻举妄动，枪打出头鸟，只能小打小闹先试一试，并未从根本上有所突破。但是该进行的投融资不能中断，所以大案要案频发也没有节制。

　　四方博弈，总有一方先动，不动就没有风险，但是不动也不会前进，所以，作为温州金融改革主力军的民间资本为何不能发挥温州人的冒险精神，搏一搏也许就赢了。

　　互信才能共赢

　　温州民间登记借贷中心交易效率低的关键是，借贷双方找不到为信用等级最后负责的机构。借贷中心不为交易负责，虽然借贷中心采用格式化法律文本，虽然中心已经成立“金融庭”，虽然人民银行入场可供各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虽然中心引入了评估、公证、法律服务等配套机构，但一切中介都不具有法律责任、不是在市场的原则上运作，如借贷相关法律咨询免费，“免费”二字对于金融中介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必对结果负责。

　　既然万事俱备，为什么不能提供从信用评级到司法诉讼的一条龙服务，如果能够为民间借贷建立行之有效的信用途径，温州不仅可以成为本地、更可以成为全国的民间资金集散地。

　　俗话说：“民无信不立”。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如果没有了信任，人们每天只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猜疑之中。其实只要我们对别人增加一点点信任，那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对于温州金融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方，其实都代表了各自的利益群体，如果每部分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全局，这就陷入了博弈中著名的囚徒困境：“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在本文中四方都会“受伤”。

　　因此，打破囚徒困境，需要四方共同努力，相互信任才能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