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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夏季达沃斯:70亿人口的挑战分论坛实录

2012年09月11日15:39
来源:搜狐财经

  2012年夏季达沃斯9月11-13日在天津举行,会议主题为"塑造未来经济",以下是分论坛"70亿人口的挑战"文字实录:           嘉宾:

  Seth F. Berkley,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瑞士

  Shirley Ann Jackson,伦斯勒理工学院校长,美国;世界经济论坛美国分部基金董事会成员

  Luis A. Moreno,美洲开发银行行长,华盛顿特区;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拉丁美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Ben J. Verwaayen,阿尔卡特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法国;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

  王波明,《财经》杂志总编辑

  主持人

  Marietta DiChristina,《科学美国人》杂志主编,美国

  文字实录:

  Marietta DiChristina:

  我叫Marietta DiChristina,我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主编,我们今天参加的是70亿人口的挑战,今天有几位嘉宾,我旁边是王波明先生,财经杂志的主编;然后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总裁Seth F. Berkley;Ben J. Verwaayen来自于法国;Luis A. Moreno,他是拉丁美洲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Shirley Ann Jackson,伦斯勒理工学院的校长。我们首先问几位嘉宾几个问题,然后就可以开始讨论了。

  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去解决水、能源以及食品方面的需求?

  Shirley Ann Jackson:

  首先,我们这个讨论我想奠定一下基调,今天是有70亿的人口,其中有一半人是生活在城市里面,2050年的时候可能有90亿人口,那时候大概有3/4的人口都会生活在城市,这也就意味着每周都在城市里会增加11亿或者13亿的人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养活这么多人,淡水很重要,还有就是能源非常重要,需要有能源才能生产出淡水的供应,也是需要很多的水,太多的水才能生产出足够的各种形式的能源。很显然,需要有能源和水才能够养活我们世界上的这些人,给他们提供食物,但是我们也面临着机遇,这个机遇当然有机会也有风险,机会是可以利用城市的环境把它作为一个新事情的尝试点,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新的方式,比如说像基础设施的新的方式,还有一些建筑等新的方式,在城市里做实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习到一些新的方式,更好的使用能源,其中包括更好的去设计建筑,需要思考废物的管理,用新的方式进行废物的管理。考虑一下怎么使得这些可持续,而且实现先进的生产和制造。如果可以的话,需要从更规范的角度考虑各种各样的脆弱性,我们怎么样把科技和政策结合在一起,以及和经济发展的规划结合在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Marietta DiChristina:

  提到和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可以请Luis A. Moreno谈一下拉丁美洲国家在发展方面所遇到的挑战。

  Luis A. Moreno:

  刚才的介绍给我们的讨论奠定了很好的基调,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的矛盾存在,我们看到了很多幻灯片,这些都展示出技术使得我们世界能够在很多方面获得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很多挑战,我们必须学会怎么应对这些挑战,提到了城市化的进程。拉丁美洲国家75-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悖论,拉丁美洲有四个超大型的城市,人口是非常大的,他们有非常多的问题,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些城市他们的增长率和中等城市增长规模是不一样的,这对于国内来讲是需要考虑的。这些小城市是你可能实现可持续性的地方,比如说交通运输方面的可持续性,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城市,可能不到一百万人口,他们可以以非常高的速度建立起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我们思考城市规划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中国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还有印度,印度大概是70%的比例,产生了城市的贫困,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就业的机会,还有创业者,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去部署更多的能源,而且是可持续的能源,在这里像水的可获得性的问题,还有我们需要很多的能源才能供应水,或者是说油供水的管道,以及我们为这些服务付费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面前所摆的挑战。但是当然了,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会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影响,这也是正是我们面前所摆的大的挑战之一。技术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教育也可以成为我们不管采取什么方案的核心。

  Marietta DiChristina:

  王先生,我们刚才提到了在能源领域的经验,相信您肯定在这方面也有见解要发表,

  王波明:

  是,70亿人口的挑战,中国就有13亿人口,今后几年时间里,应该是有80亿人口的挑战,90亿人口的挑战,但是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就是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能源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主要讲能源的问题,目前对于中国来讲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单位的人均能源消费和德国、日本、美国相比来讲是非常高的,是日本的3倍,德国的6倍,美国的2倍。所以如果我们现在GDP的规模只是美国的一半,我们现在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人均收入是五千美元,如果人均收入上升到三万美元的话,这就会给能源的供应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对于中国来讲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改善能效,包含要把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转变,我觉得其实问题的一部分就在于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在这方面做得太多了,每个公司都在中国生产这种产品,我们必须要能够去推动我们服务业的发展。

  其实现在60-70%的经济都是重工业,所以我们需要发展服务业,这也就是为什么和其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能耗非常高,因为重工业所占的比例太高了,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提高中国的服务业所占的比例,降低重工业所占的比例。如果中国能够提高效率,比如说当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的时候,大概十几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还能保持和现在能耗的水平是相当的。即使是达到了日本的人均收入,也能保持目前的能耗水平。现在世界上有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在发展中国家,大概50亿、60亿是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他们能够实现现代化,手术都能够达到3万美元的话,我简直想不到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能源需求的问题,谢谢!

  Seth F. Berkley:

  要管理人口增长的挑战,就需要去看一下能够导致人口上下浮动的问题,为什么要降低人口的死亡率,对婴幼儿死亡率带来什么影响,我们这里讲到70亿人口的挑战,60年代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每一个妇女可能有6个孩子,2000年的时候,每个妇女有3个孩子,这个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她们知道自己生下来的孩子能够活下去,以前孩子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孩子死亡率很高,所以会有大家庭。正是这个因素,使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如果以后达到了90亿人口,2050年到90亿人口的话,可能是95亿,而且这个还不是高峰,可能是在2100年的时候是一百多亿的人口,这两者的区别就是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有节育的方法,他们不能得到节育的服务,可能有更多比70亿还多的人口。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健康,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需要考虑预防疾病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像慢性病的预防在中国很重要,现在80%的疾病负担是慢性病的负担,当然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个是怎么应对抽烟的问题,还有糖尿病的问题,还有结核的问题,这个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疫苗这个领域是治疗传染病的,主要是针对孩子的,现在甚至还有了针对癌症的疫苗,在中国10-12%的人口在以前会有乙肝,这就意味着可以实现母婴传播的,这个孩子会在生命的晚期得肝癌,所以我们开始努力,能够使得人口得到这个疫苗,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合作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今天只有不到1%的人口是能够把乙肝传播给孩子,以后可能肝癌就会消除,这只是针对肝炎的,以后还会有其他的疫苗,这就是利用科技来进行预防,这对于人口的健康非常重要。

  Ben J. Verwaayen:

  我们所面临的因素就是要找到机会,为70亿人找到机会非常重要,这种机会能够给70亿人吗,70亿人口非常众多,实际上不仅仅是70亿人口,而是70亿乘以1,我们必须要发展这70亿人,而且发展他们的个性,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在整体的层面上,我们并不知道个人层面上每个人的想法是怎样的。过去每个人的理想,对很多人来说,理想就是要表达自己,要得到倾听,他们必须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当中,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大家所听到,这是大家所关注的,我们需要表达,需要和其他人联系起来,所以这70亿人当中有数十亿人是被遗忘的人,他们只是一个数字而已,现在这70亿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欠发达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需要发表。现在最震撼的一个故事,在答伏尔(音),援助的发放是通过手机来进行的,你可能会问自己,答伏尔(音)手机怎么会运作呢,对于女性来说,手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需要和家人进行联系,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食物,他们选择的并不是最基本的食物,而是通讯。通过手机才进行食物的发放,所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给这70亿人发展他们能力的机会,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把他们都包容在社会的增长当中,这非常重要。

  Marietta DiChristina:

  第一轮当中,Shirley Ann Jackson给我们介绍了开放的环境,如何给70亿人都带来机会,我们也听到城市化快速的发展,在拉美快速的发展,以及大城市的发展,我们能够从次获益哪些,以及大量的城市化。王先生也讲过增长的因素来自中国,中国增长的引擎需要继续运行下去,我们如何把疫苗发放给需要的人们,使死亡率下降,母婴传播降低,这是第一轮探讨的结果。我想继续探讨一下其他方面的想法,我们知道人口结构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人都是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城市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机会,我们如何能够从城市中获得最好的生活,能够避免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那些负面的效果呢,我想请每个人都讲一讲。

  Luis A. Moreno:

  最重要的是能够产生协同作用,在中国有很多人,中国发生的变化也非常大,过去自行车非常多,现在自行车几乎消失了,我们可以看到自行车消失了,自行车所带来的锻炼也消失了,交通开始堵塞,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我听到一些政策的讨论,是不是应该迫使人们最好是使用自行车,很多城市都在做这样的艰难选择,希望自行车能够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它会涉及到人们的健康,涉及到交通的结果,还有涉及到环境保护的结果,所以也许骑自行车比开车更好。

  Shirley Ann Jackson:

  从两种技术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政策制定者如何制定新的政策,我们所生产出来最好的能源,没有被使用的能源,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生产方式,设计建筑的方式希望能够得到创新,能够节能,建筑设计方面能实现节能的目标。我们并不是在思考这个建筑如何抗风,我们在思考如何用建筑来捕获风,产生能源,让风通过这个建筑,使用风电的发动机,能够把风变成电能,用这个电为整个大楼的供电系统供电,我们在释永信的材料,这些材料是跨不同学科的,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把空气当中的湿气变成水供我们使用,也可以用在空调系统当中,空调系统也是要花费很多的电费。在城市的规划当中,需要把这些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挥协同作用,我们希望能够一方面建立激励的机制,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制定相关的政策,包括监管的政策,其他的政策,能够鼓励这些技术的使用,能够朝着一个好的方向推动这些技术的使用。

  每个人发言当中有一个共同点,涉及到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对于我们带来的影响,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要进行交通系统的建立,通讯系统也非常关键,我们希望能够把人流向着适当的方向进行引导,包括交通流向着适当的方向进行引导,所有这些都需要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如果我们想要进入一个大的城市环境当中,可以进行药品的分销或者是其他产品的分销,要监测这些物质的移动,或者是监测传染源的移动,我们也需要信息和通讯技术才能够监测这些传染源的移动。连接性,使得人们能够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发现合作的机会,同时,使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面临大量的信息,建立社交网络,使得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看看各个大城市,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城市,有些城市非常大,但是并没有达到超大型的城市规模,可以引入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这需要新的想法,新的思维方式和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能接受这种新的模式,需要把科技引入城市规划当中。在社会政治和监管框架方面需要得到改革,生物技术方面也取得一些突破。

  Ben J. Verwaayen:

  伯克利也讲到过,这会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画面,一个完美的世界,科技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科技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连接性的提高。这对某些人带来好处,但对另外一些人却带来了坏处,如果你生活在发达国家,突然之间你面临着很远地方劳工的竞争,比如说你们公司的员工和千里之外的员工竞争一个岗位,所以是创造的问题,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够保证分配的更多,我们需要带来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机会,仅仅说我们有更好的分配,更加平等的分配是不够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创造,因为对于哪些没有在体系当中享受到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在西方面临着很多的失业率,有很多人睡在街上。拉美业面临债务问题,我们并没有债务问题,我们需要合作,合作的环境之下才能创造更多。

  Shirley Ann Jackson:

  我们还没有讲到创造,只讲到分配,因为我是负责教育工程师的,所以我们创造很多,我觉得我所讲的创造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创造那些体面的生活。我们所说的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有一个共同点,创造和创造力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新的计划方式,新的基础设施,以及新的方法来制造物品,需要新的农业生活方式,需要新的方法来建造,我们的诊断设备,我们需要新的医疗体系,所有这些新的东西,都需要我们进行投资,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想进步的话,如果想要创造机会的话,必须创造出新的东西来,不能够随机的进行刺激,而是要带来更多的机会。

  Luis A. Moreno:

  我想跳到另外一个话题,城市的重要性,我们讨论当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国家政府已经非常复杂了,地方政府也非常复杂,地方政府层面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思考我们所讲的全球的合作,因为在世界各地,最大的革命是来自于地方政府,或地方层面上,如果这个国家过度的集中化,就会过度的僵硬,往往很多革命都是来自于底层,有一个领导者讲到过,一个是手机,第二是挑战,增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应对增长的问题,以及慢性病的问题,慢性病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涉及到更多的计划,不仅是城市的计划,而且包括投资,需要投资一些基础设施,非常关键。同时考虑可持续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将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解决方案,是在地方的层面上建设出来,在国家的层面上进行推广,在整个联邦层面上进行推广,这是我们经常没有理解的部分,就是革命来自于底层。

  Seth F. Berkley:

  我们讲到我们需要很多新的物品,同时需要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讲到科技的时候很长时间以来,很多的投资在科技方面都是关注北方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农业,很多人都在讲经营的排序,很多的食物是全国需要的,很多科学家需要和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农业方面的投资,已经带来了回报,开始使用当地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当地的问题,在食品这方面,我们必须能够使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营养。

  王波明:

  我再评论一点,对于中国来说,中央政府负责规划,但是中国缺乏个人的积极性,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公司合营伙伴关系,在中国,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关系,政府的作用非常大。现在看不到民间的举措,中国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的发展,需要能够更好的动员私营部门的行动,因为实际上在市场上有大量的民间资本,这些资本并没有被动员起来,没有被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有很大潜力的,如果政府和私营部门能够进行合作,进行协作的话,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

  Luis A. Moreno:

  如果我们需要新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新的互相沟通的方法,如何能够把这些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能够结合在一起呢,我不觉得你会看到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做一个总体的规划,不是那样的,我觉得会发生的事情,70亿人口,相当于有70亿个声音,在地方的层面上,其实能够发挥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现在我们并没有能够充分的进行发掘。十年之前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今天是有的,它会是一个好的力量,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首先在这里做事,然后带那里做事,这种以后不可以了,因为现在创新是无所不在的,同时发生在很多地方,从我们行业角度来讲也是如此。我们以前是在西方进行创新,然后把它推向市场,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创新,所以地方化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充分发掘潜力的,能够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我们都留在自己专业领域里,以后不行了,如果你是再教育方面的话,可能还需要和其他的部门进行合作。

  Shirley Ann Jackson:

  我也想发表一些意见,人们几年之前曾经使用一种术语,地方和全球,他们把这个结合在一起,全球化、地方化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刚才这两位先生就提到了这种结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相对来讲是存在在地方层面,因此在地方层面上可以进行很多的尝试和创新,但是这种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利用现在的网络以及协作的机会,可以去利用更多的人才,更多的聪明智慧,但是更多的创新会是在局部,在地方发生的。根据这个定义,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到多部门以及多学科的视角,我是负责管理大学的,我们事实上,教育我们学生在单一学科里面进行教育的,但是我们需要教会他们如何进行多学科的合作,让他们能够和其他国家其他大学的团队,甚至其他公司的团队进行协作来解决自己范围内的一些问题,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极大的受益,了解当地的需要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集人们的智慧于一体来解决问题,我并不是特别的天真,觉得好象会进入阿凡达那样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在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携起手来。

  Marietta DiChristina:

  能不能够更多的讲一下新的工具,有什么样新的工具来提出这些解决方案,我们希望能够听一下关于这些工具的具体例子。

  Seth F. Berkley:

  非常有意思,你是管理大学,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如果你思考一下2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在物理上是坐在一个机构里,我们那里的学院也是本地化的,但是今天有信息技术的话,就可以跨学科、跨国、跨问题的进行多方面的沟通。我怀疑现在大学、学院,甚至是中学,他们不会像过去那样思考自己是本地性的。刚才你讲到了技术、知识带来的竞争对于有些人是带来坏处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思考,在这个新的环境里,怎样合作,怎样从文化的角度保持敏感度,同时,我们也需要怎样解决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疾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百年前,疾病是本地化的,但是今天可能你晚餐是在内罗毕,早餐是在欧洲,晚餐是在另外的地方,所以病毒是会移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关于当地解决方案全球的对话,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网络,网络性的携起手来。

  Shirley Ann Jackson:

  当我们教育我们学生的时候,必须要展示出三点,一个是要有多文化的了解,一般来讲,进我们大门的时候就有了,因为来自不同的地区。第二,需要有智力的敏捷度,并不是说在不同的领域里都要有专长,而是要和不同的领域的人进行合作。第三要有全球的视角,理解这些东西之间的相互关系。你问了一下,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有能力去收集数据,来自不同地方的大量数据都可以收集,这是其他人发展出来,以及我们发展出的一些工具,我们可以把分散来源的,无结构、无序的数据组合起来,也可以开发出更好的分析性工具,去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数据里面出现了什么新兴的现象和模式。我们有一个基于因特网的协作工具,也有视频方面的工具,这些工具都是人们现在所用的,其实这些工具是无所不在的,这个事情是正在发生的,非常有意思。事实上我曾经是政府的一个官员,人们非常担心一个领域的政府官员,是核能,我曾经是美国核监管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我并不是把这个世界看得那么美好,但是我是一个科学家,所以我们必须以解决方案为前提。其实我们讲的最终还是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样的讨论感到非常的激动和振奋。

  Luis A. Moreno:

  刚才我们讲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发展,并不能把中国的解决方案转到拉丁美洲,或者用到亚洲其他地方,不是这么简单了,你必须要由当地的风格在里面,当地的特色在里面,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企业会遇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颠覆的力量,这种颠覆的力量还会继续,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同样不同的消费品出现,我们看到人们的需求不一样,而且有新兴的国家,有大量中产阶级的出现,所以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于怎么和地方政府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和国家政府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必须很快找到解决方案的领域,其中一个是食品,还有一个是慢性病。我们过去认为慢性病是区域化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还有肥胖、癌症,尤其是女性的一些疾病。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很快的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是一站式的方式,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法对他们进行规划和构造,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模式是适应于所有国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因为没有任何单一的模式会和下面一个模式,其他国家的模式是一样的,像你的工作和以前你的工作就会越来越重要。

  Ben J. Verwaayen:

  因为我们不仅仅需要解决方案,需要的还是可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不能够说等着这个价格下来的时候再买吧,你不能这么说了,我们是完全互联的社会,所以不可能是不可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我们行业来讲,我们有很好的技术,但是除非它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才会有用。而且这种可负担得起不能够是从上面来界定,也不能从最低层界定,大概是最接近底层收入的角度来界定,所以不仅仅是在实体的方面,在政策方面,我们需要一些可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而且是大规模的提供这些解决方案。

  Shirley Ann Jackson: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觉得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人们说现在是节俭的创新,跟你刚才讲的比较呼应,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公司能够生产很大的机床,在西方有一定的成本,但是他们生产的机械可以以不同的成本来生产,都可以发挥作用,都可以运作得非常良好,所以我们需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让他们更多的去思考解决方案,真正奏效的解决方案,除了这个之外,我还觉得需要使用一些协作的工具,明智的使用协作工具,可以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你可能问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让人们在哪里去做这些事情呢,可能不能是在一个具体单一的地点,但是我们需要提出一些以地方为重点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广泛的人才,利用整个世界大的人才池。

  Marietta DiChristina:

  我相信刚才这些嘉宾所做的这些评论,可能大家有问题,这里有麦克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首先先介绍你自己,然后可以做评论,或者提出问题。

  提问:

  我来自印度,我有一个理念方面的问题,我同意大家今天讲的这些理念,但是概念的角度来讲非常有意思,我们越多的讨论全球化,越多的讲全世界都面临的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是跨国界的,希望在当地的层面上解决问题,这个是同时发生的两个趋势,非常有意思。我们在因特网的事件看到了这方面,我们在印度、中国都看到了这方面的趋势,我也同意你们刚才所做的评论,过去很多年里,很多国家的GDP增长都是由于移动行业的发展来增加的,又额外增长0.5%甚至是1%。从2009年开始,至少从那之后,GDP增长额外的1%是和因特网,或者是IT技术有关的,这是一个当地的发展还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我们现在到底是在讲本地化还是在讲全球化?现在在技术方面所发生的,可能是全球方面的,但是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当地的问题,所以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有以地方为重点的全球性解决方案。

  Seth F. Berkley:

  我非常喜欢刚才你阐述这个问题的方式,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需要有共同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看一下医疗行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可以治疗艾滋病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公司降低了HRV治疗的费用,看到印度的工程师,降低了60-70%的成本,因为规模的扩大和流程的改善,西方也是在这样做,我们希望价格能进一步下降,使更多的人获得这个服务和产品。由于印度的工程师他们希望能够满足更多的人口需求,能够降低价格,关注更多疾病的发展路径,这是共同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将来所能够看到的,这主要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局部的需求。

  王波明:

  我想说几句话,刚才你讲到过,很多的问题正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的问题似乎是局部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是局部的问题,局部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性的问题,反应是国际性问题的存在。这里的关键点,一个拥有70亿人的世界,有10亿人是较为富有的,而那60亿人希望赶上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消耗大量能源,消耗大量的食物,会带来环境问题,表面上讲是局部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全局的问题,需要我们有全局性的解决方案。在国际社会上,通过地区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国际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进行认真的研究,才能够应对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并不是很容易消除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70亿的挑战。

  Luis A. Moreno:

  我想补充一点,非常关键,是的,我们更加互联互通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鸿沟需要填补,这些鸿沟主要是带宽的鸿沟,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带宽比较窄,我们看到如果带宽增加1%的接入率的话,会带来3%的生产效率提升,这是非常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在拉美国家增加带宽,我想拉美国家和其他国家情况完全不同,要增加带宽,有更多的互联互通,有更容易的网络接入,就会带来更多的出口和贸易。我们必须能够部署更多的基础设施,能够增强连接性。

  Shirley Ann Jackson:

  我们经常会这样想,这些问题是局部性的问题,是当地的问题,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差距,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每个人的需求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方案必须是局部的,不能是全球的。比如说疫苗的问题就可以是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建立公司合营伙伴关系,可以把疫苗提供给更多的人,这些疫苗来自于研究的结果,向全世界进行发放,如何以低成本的方式,能够使需要的人口获得这些疫苗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疾病会广泛的传播,比如说我们需要对水源进行清洁,这些问题可能在局部的层面上反应出来,但是解决方案可以在全球框架下产生。我们有很多局部性问题,有很多全球性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他们要相互合作,并且能够在全球层面上提供一个很大的解决方案的池,能够使大家在这个池中取得解决方案,这一点非常关键。成本效益也非常关键,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这是因为贫富差距。

  再看一下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系和美国不同,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把这种医疗体系能够使更多的人享用,必须考虑它的成本,考虑治疗的方式,它所带来的成本,并且要应对慢性病所带来的影响。

  Ben J. Verwaayen:

  我并不想让大家思考那些只有局部性解决方案的问题,美国医疗体系你说得非常重要,医疗体系在美国争议也非常多,我们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刚才这位先生分析得非常对,我们在全球化的同时,在实现局部化,或者是本地化,对于我们来说,平均一个应用开发的时间是30天,我们有70亿人,有10亿人是富有的,60亿人是相对贫穷,有很多想法的人,他们不会永远呆在这个层次上,他们会发展,会进步,所以我们要给这些人提供上升的机会。

  Marietta DiChristina: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讨论当中,你们觉得对你们最有启发的是什么,如果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话,想改变哪一点,王先生,请您先说?

  王波明:

  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70亿人的挑战,因为这个数字太大了,我来讨论之前还没有意识到慢性病也是这70亿人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个日程当中,我们看到能源,看到环境和视频方面的内容,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慢性病的问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供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首先要识别,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逐渐的应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伟大的方案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Seth F. Berkley:

  对于每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具体的对策,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我最害怕的,而且最感兴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和很多人召开过电话会议,和他们进行合作,如果力量集合在一起,这会带来很大的变化,这是可怕的,也是非常令人兴奋得事情。很多要把本地和全球结合起来,因为最终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大的问题,必须把不同的行业结合起来,并且把不同地方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70亿人,我们必须具有创造力,而且要把这些有创造力的人结合在一起,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最为重要的。50年前,我们世界上都是相互隔离的,而且多极化,现在我们的世界更加关注创造力以及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令我们兴奋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今天我们听到最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讨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都需要同样的解决方案,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开眼界的答案。

  Luis A. Moreno:

  当你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关注的立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衡量,进行分析,我们要了解这个挑战的性质,在解决任何挑战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挑战是什么,而且需要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所有的人需要合作,并不是对抗。

  Shirley Ann Jackson:

  对于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70亿人乘以1这样的概念,我们关注的是每一个个人,有很多的个人,我们需要思考,平衡,把人们的想法和需求进行平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们国家发展之后都能够获益,都应该思考这个国家新的发展方式是怎样的,才能使我们获益,我们相信科技发展的作用,但是科技并不是唯一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因素,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就是共同创造这个词。

  Marietta DiChristina:

  谢谢,我们讨论非常有趣,我希望记住这些内容,所以我做了很多的笔记,我们讲到过很多面临的问题,需要协同作用,我们经常会听到发言人的这种说法,虽然有一些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些解决方案必须能够满足当地的需求和当地关注的事情,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的方式,公私合营伙伴关系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我并不是说两个国家之间相互敌对,所有人应该共同找到解决方案,要面对整体的挑战,而且看一下这个挑战在不同地方不同的反应。在这个讨论当中,只是涉及到了新的模式,发展的新的模式,和企业通过有效率的方法更多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讲到共同创造,这个词我也非常喜欢,我希望给大家留一个重要的想法,政策领导者和企业领导者要进行合作,我们经常会讲到政策制定者的合作非常重要,同时经济领导者合作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对话才能产生,给我们带来价值。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刚才就要感谢我们的思想者,我们的思想者是Richard Jefferson,他是来自堪比亚生物技术研究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非常感谢每一位发言人,非常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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