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稻葵：不能把局部过热归结于大政策

　　2012年夏季达沃斯9月11-13日在天津举行，会议主题为"塑造未来经济"。期间，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接受了搜狐财经的专访，李稻葵认为，货币政策适当的放松，是针对整个投资增长速度放缓，整个社会融资量有所下降，这么一个大背景推出来的，这是一个全局的政策，这个政策至于落实在房地产方面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即便是副作用对房价的推生也是在供给不足大前提下出现的。

　　这个扳子不能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说房价涨了货币政策有责任，不能这么讲。房地产是一个相对而言，对整个宏观经济而言是一个局部的市场。不能把大的政策，责怪它，把局部的过热归结于大政策，按这么说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所以货币政策不能放松，所以增长下滑，这个逻辑就很荒唐了，局部影响全局了。

　　以下是采访内容：

　　主持人：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改革应该如何入手？

　　李稻葵：未来三到五年关系到中国经济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三到五年各种各样的改革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从拉丁美洲，决定着中国经济能不能未来35%的美国水平呢？还是75%的美国的水平。35%指的拉丁美洲国家人均发展水平，美国经济75%指的是我们邻居东亚诸国的发展水平，未来三到五年改革至关重要。三件大事必须抓住，第一件大事必须夯实市场经济，或者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基础。现在看来至关重要，无论缓解社会矛盾，无论是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民间投资，一个健康的、独立的、权威的司法系统，至关重要。

　　第二件事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对于部分的、少数的群体而言是非常残酷的。

　　第三件事在国际上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严峻的，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一个舆论上的，或者政策上的围剿的环境。必须要积极主动的去营造一个对中国而言相对友好的，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这些方面不仅需要在外交上，在舆论上加以运作，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外贸，投资，金融各个领域全方位的运作。三件事，司法的，环境，基本福利制度，还有国际的舆论的国际环境管理和运作。我想在未来三到五年是至关重要的。这三件事如果做好的话，中国还会有相当长时间比较快速的增长的前景。

　　主持人：现在的问题，经济真的在下滑，很多人已经看到这种迹象，包括总理各地走访，数据已经下滑得很厉害了，大家都知道这种状态，政府发改委也在出新的一轮刺激计划，我们到底怎么去做？

　　李稻葵：其实很简单，现在经济的下滑原因，咱们先不管药方开不开，咱们不管，原因很简单，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不是外贸的问题，外贸已经很争气了，外贸上半年顺差增长30%，这是相比去年同期。所以现在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在放缓，假如说适当的要维系一定增长速度的话，那么很简单，短期来看就是要适当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只要能够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的话，足够了，对整个GDP拉动0.3，0.4百分比，很厉害了。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话，适当的维系增长速度，短期内不能降速太快，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推出一批民生性的公共服务类的投资项目。比如说针对自然灾害的这种基础建设。比如在中国的西部推出一个项目，就是所有的这些地震频发区，地质灾害频发区推动一个建设，要不然加固，要不然搬迁。

　　主持人：但是这样的产业会成为支柱产业吗？

　　李稻葵：这是民生，这不是支柱。这是短期内中国经济必须的投资，不能看到灾害年复一年，每年夏季的时候都对中国百姓生命和财产带来这么高的一个危害。这是作为一个逐步逐步进入现代化经济的一个社会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包括北京市一场雨能够让接近一百人的生命丧失，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令人痛心的，必须要投资。这个投资，政府不投，谁投啊？主要政府为主，辅之于一部分民间投资，政府必须起到责任。这个投资投下去之后，每一分钱只要过程严格控制的，每一分钱都是落到实处，都是对百姓福祉直接起到拉动作用。我的建议性的意见，要短期内推出一批民生性的投资项目，基础建设。我都不愿意用基础建设，我要用“国土建设”这个字。稳定增长，同时改善民生，能够为百姓造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稳住增长速度，不要过分的下滑。

　　主持人：社会矛盾其实不断影响经济改革，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是否会影响经济改革？

　　李稻葵：社会矛盾的确在不断激化，在个别领域，个别地区，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的的确确阻碍着传统改革的思路，传统改革的机制，很难推动。社会很多百姓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产生了怀疑，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压力，这种阻力并不是不能够破解的。其实完全可以破解的，无非两件事，一个要给被市场经济短期来看甩出去的一部分民众，给予他最基本的福利的保障。所以基本的福利制度必须得建立，包括住房，包括医疗，这是其一。

　　其二，公平的、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司法系统特别重要，司法系统的权威性必须建立起来，公信力必须建立起来。很多社会矛盾，很多的社会的一些不满的情绪，事实上最终的解决方式必须是一个司法的系统，独立的、公开的、透明的司法系统，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司法系统变得更加行之有效的话，我想现有的很多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可以延续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情况下，它的执政党多年以来地位相对的稳固，这是一个悖论。如果一个政党要觉得自己不受法律的制度约束的话，实际上很难长期的能够在政治生态下面，长期的健康的去发展。相反如果他是至于法制之下，反而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存的空间。

　　主持人：如果让您给社会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三个改革做一个排序的话，现阶段最想做的什么？

　　李稻葵：我不太愿意谈抽象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一谈抽象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人们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就是普选，就是多党执政，这个太简单化了。这种话语体系已经被污染了，我倒宁愿强调法治改革，推进法治改革，把法律的地方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这种方式，事实上它是在改革政治体制，但是这种改革更可行，这种改革更具有公信力。这种改革更具有可操作性。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股市现在大家很不满，但是你深深的追究一下股市一些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还是执法不利，大量的内部交易，大量的上市公司违规操作应该在法律上有一个说法，应该受到司法系统的制裁。但是现在司法系统是地区性的，每一个上市公司如果出问题的话在当地判决，一般情况下是如此，除了个别的例子。这个系统完全可以改革，完全可以根据证券市场特殊情况在北京或者上海专门设一个证券庭，把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的纠纷，放到北京来，放到上海来，让相关的地方政府不能够干预，这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并不涉及到基本的政治制度的一项改革，但是如果这个改革出来之后，我坚信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股票市场长远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有关房价的问题，现在货币政策不断宽松，楼市调控砝码不断加大两者之间是矛盾的概念。这种矛盾局面应该怎么破解？

　　李稻葵：我一年半前讲过限购是必要的，但是不是治本的，限购是一个降温的政策，治本的政策必须在供给方下功夫，供给方指的土地的供给，新房子的开发，如果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再搞限购也摁不住房价。以北京为例，五环以内还有什么样子新开盘的房子，很少了。如果按北京这个情况搞下去，再继续限购，我相信一两年之后房价还得起来，道理很简单，没有供给嘛。小孩都懂这种道理，没有供给，刚需仍然存在，年轻人不断在北京寻找新工作，寻找事业发展都得买房子。所以根本之根本还得在土地政策，地方财政，土地供给，房地产开发，供给方做文章，这个文章如果不做，相关的改革不做的话，光是靠限购是不够的。所以我坚持我的老观点，限购是必要的，限购是一幅降温剂，因为目前货币存量这么高，不搞限购的话，价格还得涨，还得操作。但是光搞限购是远远不够的，光指望限购，或者光指望房产税来解决房价的问题，我看是美好的愿望，或者说梦想，实现不了的。

　　主持人：意思说北京大城市房价还是有一定上涨。

　　李稻葵：必须要在土地供应要有新的机制，必须要推出一批，不断的推出新的房子。经济在发展，城市在发展，老百姓需要新房子，不能老指望别人在买二手房。只有你新房子不断推出，你才能够在控制了投资性和投机性需求的前提下，才能控制住房价，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我觉得地产界的人，大部分人对这个问题是比较看得清楚的。但是反而我觉得学术界同行们不见得看得很清楚。

　　货币政策适当的放松，是针对整个投资增长速度放缓，整个社会融资量有所下降，这么一个大背景推出来的，这是一个全局的政策，这个政策至于落实在房地产方面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即便是副作用对房价的推生也是在供给不足大前提下出现的。要我说这个扳子不能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说房价涨了货币政策有责任，不能这么讲。房地产是一个相对而言，对整个宏观经济而言是一个局部的市场。不能把大的政策，责怪它，把局部的过热归结于大政策，按这么说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所以货币政策不能放松，所以增长下滑，这个逻辑就很荒唐了，局部影响全局了。（文/孟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