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女性对幸福的追求远大于对成功的渴望

　　搜狐财经9月13日讯 2012年夏季达沃斯9月11-13日在天津举行，会议主题为“塑造未来经济”，阳光传媒集团董事长杨澜在分论坛“女性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上表示，对比男性来说，女性对于幸福追求渴望的程度远远高于对社会认同和成功的渴望程度，而对于她们来说自己和周边人的关系，跟丈夫的，孩子的，父母的，朋友的，职场当中同事的关系对于她们情绪的左右比她们单纯的加薪要来的更为重要。

　　以下是文字实录：

　　胡舒立：刚才Deborah Dunsire谈到女性到一定程度是有一种选择的权利，选择我的生活怎样更平衡，选择在事业和家庭，在选择做一个工作的妈妈还是做一个职业者，还是做一个职业妈妈，这可以做一个选择。我刚才听到杨澜说她最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调查，关于女性怎么选择自己的生活安排，下面请你谈谈这方面。

　　杨澜：我想女性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面俱到，我想谈三种观察。第一，中国女性的解放是在一个历史的时间上被压缩的过程，我想举个例子，我的外婆是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的，她小时候还被要求裹小脚，但是她因为在挣扎，而且她的父亲不忍心看她继续忍受这个疼痛，就说现在有一些大城市的女孩子已经不用裹小脚了，所以，她就有一双解放脚。这样的一双解放脚使得她在17岁的时候因为要逃避一个包办的婚姻就从浙江的乡村跑到上海，到工厂里做女工，自谋生路，然后找到她爱的人结婚生孩子。我的母亲成为她这个家族里第一个女大学生，那时候全家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会省出所有的钱以便能够让我的妈妈上大学。

　　到了我的时候，我想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1990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参加了追样主持人的一个招聘会，当时制片人就说我们要寻找一个非常天真的可爱的乖巧漂亮的女主持人，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女主持人一定要漂亮的乖巧的可爱的听话的，为什么女主持人不可以有她们自己的观点和她们自己的主持风格？其实我当时这样的挑战反而引起了制片人的注意，所以，使得我有第二次机会参加面试。但是看到今天中国的传媒，无论是像舒立，还是何总这样平面的杂志照片，还是电视的传媒，女性越来越多的发挥一个主导的力量。我自己的媒体公司，60%的员工都是女性，我的高层管理中也一半都是女性，我觉得女性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在媒体的产业中是非常富有创造力和领导力的。这可以看到一个改变。

　　为什么说这个过程是被压缩的呢？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他们通过女权的运动，通过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以后慢慢加入到工作的行列，通过烧胸罩这样一些极端的行为来表示女性能摆脱一些传统的束缚。我采访过美国的一个主编，他很有意思的口号是针对50年代年轻的女性，就说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实际上这反映了当年西方年轻的女性他们走出家庭的传统角色，进入到社会，有了投票权，可以参加工作，可以参加市场的竞争，这样一个主动追求的过程。

　　我们看到中国的女性，比如从我母亲这一代女性能够顶半边天这样一个角色的制订实际上是从上而下被赋于的，不完全是女性从个人的角度自主争取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在今天的商业社会，有一个反哺的过程，构造女性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我真正的选择，我的选择是不是要跟男人一样的在商场上打拼或者挣一样多的钱或者拥有一样大的上市公司，还是说我的生活当中幸福是一个比成功更重要的我的目标。

　　我们阳光媒体集团的天下女人这样一个栏目和后来我们的女性社区我们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一直在做女性生活品质的调查，我们就发现对比男性来说，女性对于幸福追求渴望的程度远远高于对社会认同和成功的渴望程度，而对于她们来说自己和周边人的关系，跟丈夫的，孩子的，父母的，朋友的，职场当中同事的关系对于她们情绪的左右比她们单纯的加薪要来的更为重要。

　　所以今天中国女性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我是不是能以同样的岗位挣得跟男人同样多的钱，她还要问我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我可以选择一个更平衡的生活吗？所以，当女性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去选择她们的生活，既不是按照妇女能够顶半边天这样一个简单的说教就一定要做他们不喜欢的工作，也不需要听到要嫁一个富豪或者嫁一个高富帅就可以放弃他们独立的追求，这种外界价值观的如何都是一个外界的评判标准，而今天的女人应该更有她们的自由，回到自己的内心发现她们自己真正所要的，无论怎样，这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对她们来说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