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痴迷电影的国王

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对于电影的痴迷，绝非是倚靠王权的玩票，也不热衷于在理论上指点江山，而是喜欢参与到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他能胜任制片人、导演、编剧、剪辑、配乐、演员等各项工作，妻子莫尼列王后和儿子西哈莫尼(现任柬埔寨国王)也经常在他的作品中扮演角色。自 1941 年至 1998 年，西哈努克共计拍摄了长短影片 46 部，堪称多产；影片的类型不一而足，有展现柬埔寨大好河山的风光片，有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故事片，有讲述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片。可惜由于柬埔寨近半个世纪政局动荡，能留存至今的西哈努克的电影并不多，如今它们已成为高棉民族的珍贵纪念。

　　柬埔寨电影的黄金时代

　　西哈努克最初对于电影的喜爱，完全是源自他的父母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和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还在念小学时，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早晨，他们都会带西哈努克去看电影，这家人最喜欢的女明星是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erich)，男明星是莫里斯·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在越南西贡读中学期间，西哈努克观看了大量好莱坞电影，据他日后回忆：“二次大战爆发前几年，西贡就已有几家设备很好的带有空调的电影院了(这样的电影院在金边还没有)，这就为电影爱好者提供了比在柬埔寨更多的选择余地。每个星期天我都去看美国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罗伯特·蒙哥马利、琼·克劳馥、诺玛·谢雷、埃洛尔·费林和法国电影明星夏尔·布瓦耶、皮埃尔·里夏尔·威尔莫、米歇尔·摩根、安娜·贝拉演出的电影。”

　　虽然很想自己尝试拍电影，但由于摄影机、胶片等器材价格高昂，没有收入来源的西哈努克无力承担，只能在童子军中组织排演舞台剧来过戏瘾。直到 1941 年，18 岁的西哈努克继承王位后，才有足够的钱开始尝试拍片。最初，西哈努克拍电影只是为了自娱自乐，他采用柯达的 16mm 胶片拍摄短片，多在皇宫取景，完成后只放给家庭成员看。1966 年 4 月，他自编自导、采用标准化方式完成了处女作《天女》(Aspara)。影片成本为 1 万美元，制片、剪辑、配乐也都由西哈努克负责，上映后获得了柬埔寨民众的热情支持。对于拍片方式的转变，西哈努克曾解释说：“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国产片一直没能摆脱即兴编写和‘临时修改’的阶段，特别是还停留在纯粹的‘商业性’阶段，因而它还没有成为一种艺术。此外，我担任主席的全国互助慈善机构，也缺少资金来帮助越来越多的在越南战争中遭受灾难的家庭。我的影片的收入可以用来接济他们。”

　　对于自己的电影理念，西哈努克在 1969 年发行的《柬埔寨画报》第 57 号上曾撰文表示：“健康快乐的观众只会喜欢多愁善感的主题以及悲剧的故事结尾，因为人具有一种求异的本能，越是生活苦闷的人，越是喜欢欢快的歌曲、故事、电影。而像我们柬埔寨人这样终日欢笑开怀，希望能看到的电影肯定与日常生活距离越远越好。所以越是催泪的电影，在我们这里就越是流行。”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介绍了自己的拍摄方法每个镜头基本都是一条通过，因为他相信，反复拍，只会让演员的创造性消磨殆尽。

　　西哈努克对于电影的热情，为柬埔寨带来一个电影的黄金时代。原本被法国电影占据的国内电影市场，涌现出大批国产电影。当时柬埔寨力挺国内电影工业发展，对进口影片征收 40% 的放映税，对国产片则采取减税政策。柬埔寨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峰时达到 60 多家，全国电影院数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 30 家，主要集中在金边、暹粒等大城市，每天都会有大巴载着一批又一批农民，走出乡间，来到城市观看最新上映的电影。当时的票价基本分为三档，最便宜的一档 15 瑞尔，约等于当时三碗面条的价格，普通老百姓也都能接受。30 家电影院几乎每天都能客满。1960 年 5 月 28 日，第一部彩色柬埔寨国产片《花开花败》(Blooming Flower and Withering Flower)上映，风靡全国。1962 年，法国作家加缪来到吴哥窟拍摄影片《天堂鸟》(L’Oiseau de Paradis)，为柬埔寨培养了不少电影人才。不过总体而言，这时候的柬埔寨电影工业在技术上还相当落后，洗印都要送去法国或中国香港完成，1968 年才建立了录音棚，结束了国产片只有配乐没有对白，要靠“辩士”现场解说的尴尬局面。

　　真正为柬埔寨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高潮的，是 1968 年在金边举行的第一届柬埔寨国际电影节。作为开幕影片的《吴哥的阴影》(Shadowover Angkor)和作为参赛片的《人民的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 of the People)都出自西哈努克之手，最终后者摘得“金天女大奖”。一年之后的第二届电影节上，又是西哈努克的作品再度折桂。不过，由于西哈努克的特殊身份，令柬埔寨的其他电影人对于电影节敬谢不敏。德国电影学者 Kirstin Wille 在《柬埔寨电影制作》(Film production in Cambodia)中曾记载，她在 2007 年采访到柬埔寨著名导演 Ly Bun Yim(作品《十二姐妹》曾入围 1968 年柏林电影节)，后者向她解释说：“当时我并没有送作品去电影节，因为国王有作品送去了，我不想和国王竞争，因为万一我的电影赢了，那就不妙了。”

　　请福特帮忙挽救电影胶片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西哈努克的影片无疑是了解东方神秘国度的绝佳途径，因此常常作为柬埔寨文化交流的项目在国外展映。他的长片《魔法森林》(The Enchanted Forest)、《人民的小王子》、《吴哥的阴影》、《黄昏》(Twilight)曾在莫斯科、塔什干和新德里放映。《魔法森林》先是在布拉格放映，随后又辗转开罗和亚历山大(为巴勒斯坦难民募捐)、雅加达、美国的一些大学。在莫斯科，《魔法森林》获得过苏联作曲家协会颁发的音乐奖。《人民的小王子》还被推荐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作为一国之君，西哈努克的作品必定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且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为基础，比如《吴哥的阴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柏威夏》(Prasat Preah Vihear)是反对泰国扩张主义，《黄昏》则是反驳所谓吴哥窟是“仿造”印度古代建筑的、光荣的吴哥时期之后高棉人民变得毫无生气等论调。在西方，西哈努克最受欢迎的影片则是《人民的小王子》和《魔法森林》，因为这两部影片的艺术性高于政治性，反映了柬埔寨的优良传统。

　　进入 70 年代后，柬埔寨政局动荡，西哈努克被迫流亡中国，同时也不得不中止了电影的拍摄。专注于东南亚历史研究的澳洲历史学家 Milton Osborne 甚至认为，1970 年西哈努克之所以会被颠覆政权，很大程度上缘于他沉迷电影制作，疏忽了国家管理。

　　流亡期间，西哈努克身在异国，心中却不忘留在故土的电影胶片。他曾在回忆录中透露：“1975年初，由于预感到红色高棉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所以我就以个人名义从北京给美国总统福特先生寄去一封信，要求他劝说高棉共和国政府，请他们把我 1970 年留在金边的 35 毫米影片归还给我。我对福特先生说，我们应该把政治问题暂时放一下，先尽力设法去抢救我的影片吧。福特要他在北京的代表布什来见我，但是当时坚定地站在反美立场上的我，有充足的理由担心这是一个政治陷阱。于是，我便婉言拒绝了。几个星期之后，红色高棉开进了金边。后来，我才发现，‘共和分子’和一些人毁坏了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我的一切财产。幸运的是，在茹安维尔的电影制片厂里，我的一些片子还在继续印制，并在进行后期录音，他们还善意地送给我一些拷贝。另一方面，在朗诺政权倒台前夕，法国终于承认我的王国政府，高棉共和国大使馆又暂时变成了柬埔寨王国大使馆。这个使馆赶紧把我制作的一些片子归还给我，这些片子有的放在地窖里都发霉了。”

　　幻想比真实世界更具吸引力

　　80 年代末期，柬埔寨政局趋于稳定后，西哈努克又回到柬埔寨继续自己的电影事业，相继拍摄了《再见吴哥》(See Angkor and Die)、《贫农》(Peasants in Distress)、《日暮乡关》(My Village at Sunset)、《上校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Colonel Savath)以及《不爱江山爱美人》(An Ambition Reduced to Ashes)等影片。比较成功的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片长 44 分钟，讲述了英俊王子爱上农家女、甘愿为她放弃一切的爱情故事。影片摄影优美，再次将柬埔寨原始秀丽的自然风光成功搬上银幕。其余影片的长度也大多在一小时上下，故事讲述的往往是大时代背景下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且多涉及生老病死、三角恋爱，因此很受柬埔寨国内观众喜爱。

　　除了一手包办幕后创作外，西哈努克作品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常常由自己和家人充当演员。例如 1969 年的《黄昏》中，他和妻子莫尼列饰演银幕情侣。年纪大了之后，他镜头下的主人公则换成了儿子西哈莫尼。在 1992 年的《日暮乡关》中，当时 39 岁的王子扮演一名由海外回到祖国的医生，妙手仁心救治因地雷而致残的乡亲，同时还陷入一段三角恋情。西哈莫尼遗传了西哈努克对于电影等艺术的喜好，他从布拉格音乐学院毕业后，曾于 70 年代在朝鲜专门学习过电影制作。90 年代，时任柬埔寨国营电影制片厂“高棉电影”的厂长兼艺术总监的西哈莫尼曾发表过多篇关于父亲电影艺术的评论文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对于西哈努克电影作品的看法也逐渐从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转向更客观的认识。柬埔寨电影研究专家 Eliza Romey 在《国王、政客、艺术家：西哈努克的电影》(King，Politician，Artist：The Films of Norodom Sihanouk)一书中曾提到，当年少数看到他作品的西方影评人对他并不友好，批评其作品水准业余，浪费公款。但在 Eliza Romey 看来，这些评价有失偏颇，而且纯粹从西方文明角度出发，缺乏对于东方世界尤其是柬埔寨特殊国情的认识。“他们无法理解这些电影的重要性??事实上，他利用这一现代艺术样式，强化了自己的传统地位，并针对政治事务发表看法。”Eliza Romey 认为，当时的柬埔寨尚未实现教育普及化，绝大多数老百姓知识水平有限。西哈努克抓住这点，利用他们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男欢女爱，有效传递其政治理念，巩固其领袖形象。历史学家 Milton Osborne 也在他的书里说过：“西哈努克的电影证明了，对于他来说，幻想始终要比真实世界更具吸引力。”

　　据 Eliza Romey 考证，自西哈努克 1941 年登基，共拍摄长短影片 46 部，其中有 43 部是在他 1955 年退位后完成的，其中包括 12 部纪录片、31 部剧情片。在第 34 届布鲁塞尔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西哈努克获得了该电影节的首个终身成就奖。如今，他的这些影片已很难看到，少数几部曾以各种渠道流入西方音像制品市场，基本都是配上英文或法文字幕的劣质录像带，有些至今还能在亚马逊上买到。当然，相比电影人的身份，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西哈努克更像是银幕上的电影明星。从 1956 年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访华》到 1975 年的《毛泽东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西哈努克亲王等回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先后为其拍摄了 35 部纪录片。随着这些“新闻简报”短片的放映，西哈努克的形象在神州大地上深入人心。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西哈努克回忆录甜蜜与辛酸的回忆》(诺罗敦·西哈努克著)，该书由晨光等译自西哈努克 1981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同名回忆录，全书共 54 个章节，西哈努克专辟《我的电影》一章，讲述自己与电影艺术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