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衰落了——对美国信用等级被下调的误读

美元衰落了－－对美国信用等级被下调的误读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李国平

　　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联邦政府的主权信用等级从AAA级下调半级至AA+级，这是自1917年穆迪公司将美国联邦政府主权信用确定为AAA级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主权信用首次被降级。

　　美国主权信用被降级再次引起美元已经衰落的话题来。 “美国信用等级被降标志着美元的衰落”这一观点很能蛊惑人心，对中国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以及那些坚信所谓“中国模式”优越性的人士尤其具有诱惑力。

　　但实际上，这一观点既不新鲜，也不正确。如果有一个全球流行观点排行榜的话，那么，有一种观点会连续60年登上排行榜的榜首，这一观点就是“美元的衰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元已经衰落”一说就一直没停止过。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经济军事力量的崛起、6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70年代美国经济在“滞涨”中挣扎，以及8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的追赶，让全世界一次又一次地质疑美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元的实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后，全球又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将何时超越美国经济、人民币何时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

　　虽然当今美国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是，将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不过是标准普尔为自己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拙劣表现矫枉过正而制造的一场闹剧而已。在美国主权信用被降级后的一周中，美国国债的价格每天都上涨，而原因就在于投资者相信，即使在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仍然是全球最强大的，美元仍然是全球最安全的。

　　如果说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等级一事有什么意义的话，它仅有的意义就在于：给政治理念差别巨大的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们当头一棒，从而促进两党日后更多寻求跨党派政治、以解决美国国内问题。

　　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降级是一场闹剧

　　在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等级下降后，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说，在预测美国的前景方面，标准普尔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它的信用状况比美国还要差。

　　2008年9月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发全球恐慌，从而导致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席卷全球。然而，雷曼倒闭前的一个月，标准普尔却给了雷曼A级的信用评级。在雷曼破产后，标准普尔不是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失误，反而否认自己的错误。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在接受了美国政府近2000亿美元的巨资援助才勉强生存下来，而在此之前，标准普尔却将该公司信用评为“安全”级别。正是因为标准普尔等三大评级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大错不断，2009年2月19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将2004-2007年间任标准普尔总裁的Kathleen Corbet列入“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承担责任的25人”名单，而美国联邦参议院调查小组也认为，评级机构应该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

　　也许是为了在经受各界批评之后证明自己在信用评级中的客观与独立，标准普尔在2011年4月18日将美国主权信用的长期前景定位负面，并且警告说，如果美国的决策者们不能在2013年前就美国的中期与长期预算问题达成协议，那么，美国的财政状况将明显低于AAA级标准。7月14日，标准普尔又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列入为期90天的观察期。

　　然而，对标准普尔的一再警告，美国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却置若罔闻。在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上，两党在国会互不让步。直到8月2日的最后期限前一刻，两党才达成了一个让人们并不十分满意的妥协方案。

　　可能是因为对国会议员们置自己的警告于不顾而愤怒，在国会通过债务上限方案4天之后，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降级。然而，匆忙之中，标准普尔对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的估算却出了大错：20万亿美元的债务被估算成了22万亿，高估十分之一之多。在财政部指出了差错之后，标准普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剔除了高估的2万亿美元债务后，仍然降低了美国的主权信用等级。

　　然而，在修改后的报告中，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降级的原因却与最初的有明显不同。按标准普尔的说法，主要原因不再是债务过高，而是民主、共和两党在财政开支与债务问题上立场差异过大，白宫与国会缺乏解决债务问题的意愿与决心。

　　在估算美国未来的债务数据时，标准普尔作了有明显缺陷的两个假设：一是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与2003年的两次减税于2012年到期之后，将肯定会被延长；二是美国政府的管理与决策已经变得不稳定、缺乏效率，并且毫无可预测性。然而，这两个假设显然都有问题。既然美国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毫无可预测性，那么，标准普尔又怎么能够如此肯定地说，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将在2012年再次得到延长，并且如此具体地预测说，到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将达到11％，净负债与GDP的比率将在2021年达到至少85％呢？

　　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公司在国家主权信用上曾经多次喊过“狼来了”。1998年与2001年，穆迪与标准普尔曾先后将日本的主权信用从AAA下降到AA；2002年4月16日，标准普尔又将日本的主权信用级别降至AA-。然而，9年后的今天，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1年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与GDP比率已经达到了229％（美国为99％），日本仍然没有出现债务，仍然能够以低廉的成本自由借债。事实上，至2011年8月5日为止，日本10年期国债的利率只有1％；日本也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美国的债务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对于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克鲁格曼评论说，在美国现行政策下，人口老化与医疗成本有增无减的趋势，足以导致开支增加的速度大于税收。然而美国医疗成本远高于其它先进国家，税收却又低于国际标准。如果美国这两方面能够与国际平均水平保持一致，那么，美国的预算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与债务状况的恶化是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在2000-2008年的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从2000年的财政盈余与GDP比为1.6％变成了2008年的财政赤字与GDP比为5.85％，而债务总额从2000年的5.6万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10万亿美元。

　　小布什政府曾在2002年预测，2001-2004年间，美国政府将出现总额为1.288万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是，2005年的再次测算显示，美国将出现85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从1.288万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变成85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一变化高达2.1388万亿美元。据小布什政府的估计，这2.1388万亿美元中，22％是“9.11”事件后美国进行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导致的军费开支与重建伊拉克的费用急剧膨胀造成的，29％是美国国会在2001年与2003年先后两次通过全面性的减税法案、导致联邦政府税收收入锐减造成的。其余的49％是美国经济前景不如预期与预测技术性问题造成的。实际上，美国联邦财政从1.288万亿美元盈余变成8500亿美元赤字的2.1388万亿美元巨额亏空中，只有大约30％是“ 9.11”事件后美国经济前景恶化造成的。

　　因此，造成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国经济实力不行了，而是“9.11”事件后美国减税、军费开支大幅增加造成的。

　　经过小布什政府的两次减税，美国的税率已经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税收，因此，两次减税直接导致了美国财政收入的减少。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全球各国企业承担的总税率为47.8％，美国为46.8％，而中国则高达64％。据OECD统计，2000年，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府税收总收入与GDP的比率为29.5％，OECD国家平均为35.5％；2009年，OECD国家平均为34.1％，而美国已经下降到24％。虽然200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与GDP的比率只有20％，但如果将各级政府的卖地收入等预算外收入计算在内，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与GDP的比率肯定超过30％。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军费、社会保障等方面开支的增长速度却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95年到2009年，美国的医疗开支与GDP比从13.56％增长到了16.2％，而全球平均则从8.82％增长到10.06％，中国从3.54％增长到4.57％。美国不仅医疗开支的绝对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增幅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美国一直是全球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201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总额达到6981亿美元，占2010年美国GDP的4.8％，占2010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16310亿美元的43％。虽然中国以119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居全球第二，但只占中国2010年GDP的2.1％，占2010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7.3％。实际上，美国的军费开支远不止6981亿美元，因为这6981亿美元仅仅是美国国防部的开支。在国防部的开支之外，还有美国能源部的核武器研发维护费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反恐费用，等等。美国国会预算局说，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国防开支年平均增速达9％。

　　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报告预测，2011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1.284万亿美元，与2011年GDP的比率将达到8.5％。但是，如果美国政府与国会能够下定决心，提高税率，以增加税收收入，或者减少在海外的军事干预，削减包括军费、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各种开支，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应当不是一件难事。

　　事实上，在美国国会与美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克林顿政府曾在短短的数年间，将巨额财政赤字转变成为财政盈余。1991年，克林顿就任总统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2950亿美元，与GDP的比率达到4.92％；但是，在克林顿政府与国会于1993年达成预算平衡协议后，到1998年，财政赤字变成了38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2000年，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更达到1590亿美元，与GDP的比率为1.6％。

　　标准普尔说，将美国主权信用等级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真的十分糟糕，而是白宫与国会缺乏解决债务问题的意愿与决心。在这一点上，标准普尔无疑是对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政治理念差别巨大：民主党主张加税（尤其是对富裕阶层），反对削减开支（尤其是福利开支），而共和党反对加税，要求削减开支（尤其是福利开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美国经济没有失去竞争力

　　只要美国企业没有失去国际竞争力，那么，美国经济就没有失去竞争力，美国的实力也就没有衰落。

　　苹果公司是美国企业创造力与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典型代表。苹果公司于2007年与2010年先后推出的两个产品系列风靡全球：即智能手机iPhone与平板电脑iPad。BBC估计，iPad占了2010年全球平板电脑市场份额的75％。2010年苹果公司销售收入高达652亿美元，净利润更是高达140亿美元。2011年8月11日，苹果的市值达到3372亿美元。在全球224个国家与地区中，至少165个国家与地区的GDP低于苹果市值。

　　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2009年，iPhone售价为499美元，而它的总成本为178美元。在这178美元的成本中，只有6.5美元的制造成本是中国提供的，即由组装iPhone的台资企业富士康提供的人工成本。也就是说，制造一台iPhone，中国只得到6.5美元的毛收入，而这6.5美元包括富士康的利润、工人的工资、水电费等所有开支在内，而苹果在iPhone上的毛利率为64％。

　　在全球最具创造力的美国企业中，苹果只是其中之一。自2006年开始，美国《商业周刊》与波士顿咨询集团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对两千多名公司高管进行调查，评出全球最具创造力的公司。2008年以前，在《商业周刊》最具创造力的100个公司中，美国占了60％以上，而中国没有一家公司。直到2009年，中国才有一家公司入选。2010年的评选标准明显地有利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尤其是亚洲企业），《商业周刊》也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即便如此，在最具创造力的50家企业中，美国仍然占了22家之多。

　　美国经济已经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传统的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以苹果为代表的美国公司创造力让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远不是中国能够抗衡的。2009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为1.7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9.9％，而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为1.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8.6％。表面看起来，在制造业上，中国与美国几乎毫无差距。国内媒体预测，最早在2011年，中国就会取代美国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2009年，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占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8.9％，只有900万人，平均每人创造了18万美元的产值。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9％，大约2.2亿，平均每人创造的产值只有7000美元。

　　美国的国穷而民富

　　低税率与高福利让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穷政府、富百姓”的国家：虽然联邦政府因为债务问题让中国人看笑话，但企业与公众个人却拥有惊人的财富。

　　《第一财经日报》在8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说，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上的窘困相比，美国企业的现金却极为充裕。例如，2011年7月底，苹果持有的现金总额达到762亿美元，而联邦财政部的运营现金余额仅为738亿美元。

　　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数字是公众个人的富足程度。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为47284美元，而中国只有4382美元。而且，这组数字低估了美国和中国公众个人生活条件之间的差距。收入的分配方式决定了大部分人的收入低于算术平均值（即人均国民收入），而在收入分配更加不公的国家，普通人的收入与平均值的差距更大。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9，而美国为0.408。

　　2011年9月1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贫困人口创下记录，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的最高。中国国内媒体对此大加报道。然而，美国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11390美元，这一收入水平为美国人均GDP的24％。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748元人民币。2011年，中国将把贫困线从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提高到1500元。1500元的年收入只有2010年人均GDP的5％。因此，美国贫困线比中国的贫困线几乎高了5倍。

　　在评价美国实力时，我们不能被美国的“穷政府”一叶障目而不见拥有高额利润的“富企业”与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富百姓”，更不能片面地将政府的贫穷等同于美国经济地位的终结，等同于美元霸权地位的终结。美国的债务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民主共和两党的妥协得到解决；美国经济的衰落被过分夸大，美元的衰落被过分夸大，尤其是与中国相比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