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的农村金融革命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从打破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开始

　　三农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之一，也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以三农为题，但破解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到底何在？

　　破解三农，金融先行。这是各界逐渐形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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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农村金融更是全世界的大难题。政府以财政方式拨款扶贫？金融机构不顾市场原则倾斜贷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

　　这些市场和非市场的模式都在尝试，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谁能找到农村金融的解决之道？

　　吉林省首推“土地收益保证贷款”

　　农民用手中土地的未来收益权就可以轻松从银行贷款了，而且利率比目前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平均利率还低很多。

　　这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吉林省采访时看到的一个新现象。

　　一直以来，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困扰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囿于现行的《物权法》和《土地承包法》，农民承包的土地不能用于抵押从银行贷款，从而使得农村融资手段单一匮乏，导致农村贷款利率畸高和农村高利贷现象盛行。

　　据吉林省金融办的抽样调研，吉林省农村金融满足率不到40%，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利率平均在12%，高利贷的利率达到20%以上。

　　“高速公路在建设时，可以利用未来的收益权来融资。农民承包的土地同样具有收益权，为什么就不能用来从银行贷款呢？”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有着央行货币政策多年工作经验的省金融办主任高材林发出这样的疑问。

　　如今，在吉林省，一个由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长直接指导，相关部门联合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名为“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融资模式正在试点。

　　利用这种模式，农民可以将自己手中承包的三分之二土地的未来一定期限的收益承包权转让给政府成立的公益性平台公司，再由这个平台公司为农民从金融机构贷款提供保证。根据初步测算，模式推行后每年可为吉林省农民初步增加信贷投放200亿元，带来约75亿元的收入，农民户均年增收近2000元。

　　10月底，《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数天的时间里深入吉林省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实地采访调研。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试点，解决的不仅是农民贷款难、贷款贵的现实问题，吉林省还希冀以此破题农村金融融资困局及解决其带来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顽疾，探寻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道，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进而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地方实践。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创新何在

　　10月15日，农民梁桂华夫妇正在梨树县农村信用联社的柜台前忙碌着。他们不时填写着表格，出示着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土地证等证件。一会儿之后，农信社业务员告诉他们贷款办下来了。梁桂华用自己12亩地未来三年的收益权办理了1.6万元贷款，三年期的年利率仅为7.995%（注：目前金融机构在农村的贷款利率平均约为12%）。这笔贷款用于修建大棚，建成后预期每年收入达5万元，远超以前种植玉米时的年收入2万元。

　　对于梁桂华来说，这次办理贷款和以前相比显得异常简单。除了支付利息，没有任何额外负担。“这对我们来说没有损失，12亩地未来的收益权虽然转让给了平台公司，但这三年期间，土地还是我经营，获得的一切收益还是我的。只要到时我按时还银行钱就行了。”梁桂华说。

　　梁桂华采用的贷款模式，正是已经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试点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

　　梁桂华将自己的12亩地收益权转让给梨树县物权融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物权公司），转让期限为三年，由物权公司为梁在信用社的贷款提供保证。一旦梁桂华不能按时归还信用社贷款，则由物权公司代梁桂华归还，物权公司的归还资金则来源于将梁桂华所转让土地转包出去的收益、公司自身的资本金以及专项保障基金（注：此保障基金还未正式成立，计划由县、市、省和中央四级财政共同投入设立，初步设计规模为2个亿。）。待银行借款归还完毕之后，土地再归还梁桂华所有。

　　这是一种全新的，具有革命性创新理念和创新举措的农民贷款模式，这一模式首次将土地未来收益权作为农民的贷款保证，突破了现有的必须以实物作抵押、或由其它多名农民联保的贷款模式。

　　据介绍，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模式设计为：由县级政府成立物权融资服务中心（简称物权中心），并设立物权公司，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两个机构都由县级金融办主管；并由县政府的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亲自挂帅，如梨树县物权公司的董事长为梨树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赵万江，总经理为梨树县金融办主任马日驰。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具体操作思路是：农民首先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物权中心”，然后农民就可以此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当农民正常归还金融机构借款后，“物权中心”与农民达成的土地流转合同自动解除；当农民没有按时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时，“物权中心”将获得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另行发包，将发包获得的款项归还金融机构，待新的承包人承包期限届满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再退还给原土地承包人。

　　不过，以土地经营权和土地预期收益作为农民贷款的保证，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在《物权法》、《土地承包法》中禁止农村土地抵押、质押，但是它允许土地转让和流转，这是合法的。土地不允许抵押，但是却没有不允许土地的预期收益作为保证。”中国农业银行吉林分行副行长刘天铎分析说。

　　据介绍，吉林省司法厅厅长王进义也组织多次论证会对此模式的合法性进行论证。

　　“这样的模式经过我们反复论证，不存在法律障碍，与现行的法律不违背。”吉林省法律顾问团律师高树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模式诞生前的胎动

　　10月29日晚上8点半，“太晚了，我怕谈不透，明天再聊吧。”高材林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短信回复说。

　　履职吉林省金融办三年的高材林依旧很忙碌，当日，记者与高本来约在晚上8点半采访，但高材林从吉林市调研完回到长春已近晚上9点，对农民土地金融创新有很多话要说的他，怕“谈不透”，遂决定改在第二天专门抽出时间与记者详谈。

　　在第二天两个小时的采访中，高材林一直平静地坐在记者对面，对农村的金融问题娓娓道来，只有谈起新模式产生的关键事情和人物时，语气才显得高亢激昂。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他说，“现在压力很大”。

　　其实，高材林的压力从去年冬季秘密深入农户调研，在农户家吃杀猪菜时就已经开始。

　　近几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提到三农问题。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对三农问题更是重视，今年吉林省政府专门下发文件要求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三农”发展。

　　但事实上，金融对三农支持的数据并不乐观。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刘天铎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吉林省，农户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只有6%，而这在全国仍处于较高水平。更为不平衡的是，去年末吉林省各项贷款总额同比增加1434亿元，但银、信等金融部门所放的农户贷款同比却减少约80亿元。

　　在吉林省走访农户的时候，吉林省金融办调研发现其实农民手里有很多资源，比如土地经营权和林权，西部还有草权。

　　但是农民手里的资源却无法在银行融资中充分利用，传统的联保模式是一种信誉融资方式，农民有很多顾虑，采用这种模式贷款的时候总得求着别人，并且还承担风险，找联保户很困难。而手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还有的林权、草权、水权等权益却不能用来融资。国家的《物权法》明确规定，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允许通过抵押这种形式进行融资。

　　吉林省金融办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处处长苗忠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起初在讨论解决方法时，也有想过，有一些省市让农民直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给金融机构，然后金融机构开质押证明，由金融机构给他放款。但金融机构不太敢这么做。因为一旦发生纠纷以后，金融机构到基层法院起诉可能还行，地方政府政策上控制得住。但如果诉讼到更高级的法院，地方出台的法规或指导意见是不能对抗《物权法》的。

　　如何在土地上做文章？这成了他们思考的核心和焦点。

　　这时，高速公路的融资模式给了高材林启发：在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高速公路没建就可以进行融资，因为它是有未来收益做保证的。土地实际上也是有未来收益的，比如水权和草权到最后用来放养或者用来养牧是有收益的，为什么不能借鉴这种模式来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呢？

　　之后高材林就把这个思路交给金融办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处来研究。“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应该想办法！”高材林几乎命令式地提出要求。

　　之后，由金融办发起，梨树县、四平市、吉林省三级人民法院以及省法律顾问团、省农委、中国人民银行长春支行、吉林银监局、吉林保监局和多家银行机构组成的论证团，对融资模式进行论证研究。

　　担任论证专家组组长的刘天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讨论时，要求必须坚守土地的承包制度不变，这是保护农民的根本问题。

　　《物权法》、《土地承包法》禁止农村土地抵押、质押，但是允许土地转让和流转，这是合法的。土地不允许抵押，但是却没有不允许土地的预期收益作为保证。

　　在反复研究法律的基础上，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在金融机构和农民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建立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以县为单位。之所以要以县为单位，是因为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而市里的房产土地的复杂程度不具备先行实践条件。

　　法律的红线是每一项创新所最顾忌的。于是，司法厅领导和律师对平台的操作模式进行多次论证，并出具了正式律师函和法律意见书，认为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在法律上行得通、不违法、不违规。

　　虽然新模式的最重要一环即法律障碍解决了，但金融机构是否有积极性？贷款的风险如何把控？高层领导支不支持？

　　王岐山副总理兴趣浓厚 “领导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9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来吉林省调研农村金融时，听取关于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简要汇报后，王岐山副总理表现出浓厚兴趣，当场指示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同志要高度关注，并反复强调金融机构要扎根基层，服务三农，惠及实体经济，随同调研的高材林告诉记者。

　　2012年10月24日，吉林省省长王儒林带领各政府部门负责人进行农业调研，视察梨树县推出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是省长的行程之一。

　　“原定省长只在我们这儿停留10分钟，可是最后停留了56分钟。”金融办和参与这次试点的所有人员对这个时间都记得非常清楚。

　　据当日在现场陪同王儒林视察的高材林、刘天铎、吉林省法律顾问团律师高树成、梨树县金融办主任马日驰等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王儒林在现场一连串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个产品（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是怎么推出的？研发过程？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观点？能够带来多大融资规模？农民的利益会不会受损失？农民会不会失地？

　　对于产品的研发过程和拓宽融资渠道的作用，省农委向省长算了一笔账。吉林省全省公布的耕地约为6000万亩，按耕种玉米的收入测算，每亩净收入至少为1000元，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剩余15年，吉林省耕地的未来预期收入总额约为9000亿元（6000万亩×0.1万元/亩×15年）。吉林省现有农户近400万户，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15亩，如果将其耕地面积三分之一用作“口粮田”，拿出三分之二即10亩的未来收益用于“保证贷款”，每年最大融资额为400亿元 （400万户×10亩×0.1万元/亩）。金融机构如按每亩土地收益的50%~70%发放贷款，则农民每年可融资约为200亿元~280亿元，如用三年收益做保证则可融资600亿元。

　　按照这一贷款模式，即使农民不能按时归还贷款，土地被转包，仍旧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作为口粮田，既不会失去土地，也不会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土地在转包期间，其获得的种粮补贴等仍属于农民。物权公司完全是公益性机构，农民的权益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刘天铎还向省长解释说，作为金融机构，一旦农民还不上贷款，物权中心可将土地转包给其他人，用转包费来偿还银行贷款。将来还会在物权中心设立保障基金，在土地未能及时转包出去的情况下，优先使用基金来偿还贷款，防止银行坏账、呆账的发生。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不存在法律障碍。

　　现场的一位农民王大爷则向省长保证说，自己不会因为还不起贷款而让土地转包的，因为种地每年的收益肯定大于转包费，即使向亲朋好友借钱也要把银行的钱还上。而且这种贷款的利率最多比银行基准利率上浮30%，成本并不高。

　　“当时这些解释让省长很满意。”高材林对记者回忆说。

　　据说，当天视察完之后，王儒林省长走出大厅的表情和进来的时候明显不一样。

　　王儒林省长在听完现场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对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模式给予了六点评价：“意义重大、科学可行、深入探讨、积极扶持、扩大试点、合力推进。”并分别对这六点评价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记者在梨树县采访期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王儒林省长的这六点评价倒背如流。

　　因为开展试点工作，梨树县农村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张家春非常繁忙，土地的确权、手续的办理，都需要农村资产管理局经手。“虽然繁忙，但儒林省长的讲话让我们倍感鼓舞，觉得很值。”张家春说。

　　“这次儒林省长的讲话给我们巨大的鼓舞，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都吃了定心丸。”一直倍感压力的高材林似乎稍有轻松，“现在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如何做好这项试点工作，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及各界的期待。”

　　另外，吉林省常务副省长马俊清针对这项创新模式也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重视、依法合规、积极推动、保障农民利益。这项创新可以大胆地试。

　　吉林省主管农业的王守臣副省长亦指示省农委等相关部门对这项创新要全力支持、积极配合。

　　10月29日，吉林银监局副局长张新东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技术层面来看，这（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是一个金融产品的创新，给农民融资开拓了新渠道、新方式。凡是有利于三农服务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的创新，银监局都是支持的，并且欢迎和鼓励。”

　　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试点

　　8月20日，梨树县物权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在梨树县下辖的7个乡镇开始试点，并开始了第一笔业务。

　　截至10月30日，通过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共有573户农民获得贷款，贷款总额为1237.92万元。其中，吉林省农村信用联社发放贷款512户，吉林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分别发放贷款56户、5户。

　　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孩子在物权公司上班，有一天上午就办了21笔业务，“差一笔业务就和她的年龄22一样了。”公司同事们的玩笑和调侃中透露着对这一业务前景的乐观。

　　“我们信用社对这项试点非常重视，社领导多次召开调度会，强调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重要性，要求下面乡镇开展好这项业务，我们的相关科室也组织了试点乡镇的信贷员进行培训，包括制度、流程、管理办法和操作细则。”梨树县农信社三农业务部副总经理孙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段时间我来物权公司的时间比我在信用社的时间都多。”

　　不过，目前首先开展此项试点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吉林省农信社和吉林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而国有大银行是否支持并参与这项业务关系着此模式能否全面铺开和做大规模。

　　此前，邮储银行总行副行长吕家进来长春与马俊清副省长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马副省长详细介绍了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创新模式和进展情况，同时，请邮储银行总行对试点工作予以支持。

　　中国邮储银行吉林?a href="https://q.stock.sohu.com/cn/601988/index.shtml" target=_blank>中行糯�业务部经理赵玉叶向本刊记者表示，目前邮储银行总部已经通过开展这项试点业务的审批，正在内部走流程，预�?月份即可办理。

　　“邮储银行在乡镇都有营业网点，我们开展这项业务具有先天优势。”赵玉叶说。

　　而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吉林银行由于在农村的网点较少，它将如何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试点业务呢？

　　吉林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总经理王勤飞告诉记者，吉林银行将会与农村合作社进行合作开展业务，弥补吉林银行农村网点不足的短板。

　　“省委省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我们作为吉林自己的银行，对开展此项业务没有贷款额度限制，有多少满足多少。”王勤飞说。

　　而据本刊记者了解，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和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也正在向总部申请开展试点业务，并得到总行的认同和支持，都在走内部审批流程。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试点业务的参与者认为，这项创新依旧有改进的空间。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农民梁桂华就希望通过物权中心这个平台贷款的额度能够大一些，自己所贷得的1.6万元对于建设棚膜来说，仍显得不够。

　　对此，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目前是试点阶段，随着制度的完善，未来会考虑加长收益权转让年限和加大贷款比例。

　　此模式能复制吗

　　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模式是否可以在全国推广？

　　完全可以！高材林肯定地说。他认为在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复制，收益权可以扩展到草场权、林权和水权等，只要有清晰的权属确认和合理的价值评估方式。

　　如果模式要推广，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担心是，随着试点业务的扩大，物权中心如何调动更多金融机构来参与？

　　吉林省金融办总经济师唐立新告诉记者，在省金融办的设想中，这种模式成型和扩大之后，准备在省里成立农村金融资产交易公司。比如农信社因为额度限制，可以通过交易所把进行此项业务的农户贷款打包给在农村有较少网点的工商银行或建行等机构投资者。既发挥农信社的作用，又能带动其他机构支农。

　　记者在吉林省的数天采访调研中，几乎走访了与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模式有关的所有机构和参与人员，他们不仅对此模式的试点充满热情、激情，同时对于该模式在试点中的技术细节十分关注，及时反馈和不断修改完善，该模式的技术层面和市场操作层面得到农民和金融机构的共同认可。

　　10月6日，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对此模式作出重要批示：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是项重要的金融创新，也是一项三农工作的重要创新。深化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从实际出发，强化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尤为重要。对千家万户农民来讲获取贷款等金融服务一个突出的障碍是担保问题，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符合党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相关政策，切实可行，值得总结、规范、推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一定会为吉林省“科学发展、加快振兴，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做出应有贡献。

　　破除城乡金融二元结构是关键

　　——专访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金融办主任高材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魏华 李勇 见习记者 朱禁弢|吉林报道

　　刚刚被任命为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金融办主任的高材林正密切注视着农村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试点工作。随着这项试点工作在全省的稳步推广，吉林的农户率先实现了直接用手中土地的未来收益从银行获得贷款。这对从农村走出来的高材林而言，无疑是欣慰的。

　　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创新已引起多方关注。在金融支持“三农”的呼声下，许多地方却在制度性障碍上屡屡碰壁。农民最重要的土地资产仍待盘活。但这场静悄悄的吉林农村土地金融革命，或可为破解全国农民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开辟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如何让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农业转型，一直是高材林深思的问题。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赖金融创新。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的信用资源未被开发。城市发达的信用体系无法“下乡”。横亘在城乡间的金融二元结构直接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

　　从参差不齐的文件堆后起身，高材林匆匆将写就的材料放到其中一堆的顶上又坐了下来。在这个刚下完雨的午后，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向本刊独家详述了现代金融对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

　　农民不增收，全面小康就无法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部署“三农”问题。吉林省今年也针对强化金融服务“三农”发展提出了若干意见。您作为省级金融服务部门的负责人，您如何看待和理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高材林：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连续9年发出的一号文件，都对“三农”问题作了部署。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指出，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农”问题长期被国家放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这样的层面来研究和思考。

　　我是在农村呆了16年，在新疆也好，在甘肃也好，在吉林也好，我都到过很多乡村农户，可以说时时刻刻跟农村都有信息交流。作为省级金融服务部门的负责人，我切身感受到“三农”问题是基层老百姓最切身的利益所在，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农民增收牵涉到方方面面。中国农民增收问题不解决，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基础，工业化和城镇化就没有依托，全面和更高水平的小康就无法实现。

　　农民增收要依靠内生性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通过您前期的调研，目前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高材林：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种地、种粮、养殖等农业方面的收入；第二个是打工的收入；第三个是政策性增收以及财产性收入，这部分相对比重很低。

　　种地的收入主要依靠粮价，但是粮价上升的幅度有限。谷贱伤农，籴贵伤民。因此不能期望通过粮食价格上升来增加农民收入。而养殖，搞多种经营，则过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农民有劳动力和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农业和农村最大的资产。农民最大的资产不是房屋，农村的房子10万块钱盖起来后，20年之后就破了不值钱。我深刻体会到，做农业农村工作，一切问题都要围绕着让农民合理合法持续地增加收入这个中心。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高材林：我认为，农村的发展有两个导向，一个是外源性发展；另一个是内生性发展。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方式属于外源性发展。通过农民去打工和企业在农村办厂来解决农民增收，在全国而言还不是最有效也不是唯一的方式。

　　农民的收入增加靠什么？农民增收还得靠内生性的农业发展来推动和实现。

　　内生性发展方式的基础是科技和资金的支撑，科技和资金的支撑是推动农村内生性发展的两个轮子。而科技约束和资金约束就成了限制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转型的主要障碍。

　　科技支撑的背后实际上还是金融，资金的支撑。比如说买一个现代化的农机具，没有钱不行。我要搞新型良种培育，或扩大高品质品种，没有资金也不行。目前，农民的存款在快速增加，但是农民的贷款却相对增加很少。当前通过正规的金融体系向农民输入的资金远远无法满足农村本身的需求。农民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且仍然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

　　盘活农民的最大资产——土地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

　　高材林：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我们的农村金融完全隔离在现代金融体系之外。仅一些城乡接合部和经济发达的农村，才和城市的现代金融有了一定的结合。

　　现在的农民用过信用卡吗？虽然吉林农行发了惠农卡，吉林银行发了长白山卡，但这些都是储蓄卡。农民是讲信用的，但现在农民的信用资源没有得到开发。我认为这就是普遍的城乡金融二元结构。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症结就是城乡金融二元结构。

　　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我认为在现阶段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农村的金融创新，让更多低成本的资金合理合法地进入农村。特别是让长期资金进入农村，而不是热钱，来开发农民的信用资源。

　　第二个要根据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民在土地上劳动时间的减少，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创新。农村专业合作社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合作社的发展也需要资金。

　　因此还是要推动金融创新，让现代金融体系和农村农业的发展更有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破解农村融资难、融资贵，推动金融创新就必须做足土地的文章。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把这个固化在地球上的大资产如何盘活，是破解金融二元结构的关键。

　　让农民一看就懂的小册子

　　——吉林省金融办为农户编写的“贷款指南”

　　“为让这个册子准确无误，我们当时经常核实到夜里两三点”。谈起当时的编纂过程，吉林省金融办综合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崔巍仍记忆犹新。这个小册子就是办理贷款的农户人手一份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操作指南》。

　　薄薄的绿小本包含了19幅图解漫画和48个常见问答。这抹亮绿也为整个简洁高效的贷款流程作了生动活泼的注脚。

　　记者手记

　　解开农村金融的“戈尔迪之结”

　　除了农产品期货外，现代金融的目光极少聚焦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城乡二元结构下，优质抵押物的缺失致城市发达的信用体系难在农村立足。现代农业仍面临“钱荒”难题。

　　“农民贷款难，难在银行觉得风险难控；而风险难控则是由于缺少有效的抵押物。”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刘天铎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无抵押就无贷款，农民无法扩大生产，没机会积累资本，就没有银行认可的担保抵押物。如此环环相扣形成了农民贷款的“戈尔迪之结”。

　　两千多年前，小亚细亚地区的宙斯神庙中有一个头尾难辨，缠绕难解的绳结，名曰戈尔迪之结。神谕谁能解开此结，谁就能统治亚洲。 四处征战的亚历山大大帝路经此地，挥刀斩断绳结，成就霸业。今日，破解农民贷款抵押物欠缺的戈尔迪之结，现代金融业方能惠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6.5亿农民。

　　苦寻抵押物

　　最有价值的土地仍无法变成现金流

　　2009年，农业大省吉林推出了以森林资源资产、农业机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住房及宅基地作为抵押物的“四权贷款”，俗称“四权抵押贷款”。农村物权开始尝试成为贷款抵押物。

　　事实上，四权抵押贷款没有向农村金融市场注入太多流动性。截至2012年6月末，吉林全省四权抵押贷款的余额合计近10亿元。而农行、农信社等金融机构每年涉农贷款总额约为200亿元。

　　在吉林，拥有森林资源和大型农业机械的农户不多。四权抵押并非是农户贷款最合适的抵押物。

　　2010年，吉林省在全国首创直补资金担保贷款。直补资金担保贷款是以粮食直补资金和农资综合直补资金为担保，放大5至10倍金额向农户发放的一种新型抵押贷款模式。

　　“直补资金担保贷款其实就是由财政为银行提供担保。”曾参与设计此项业务的刘天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直补资金由财政发放，等于由国家提供信用担保，贷款额依赖于国家财政每年的补贴额。

　　直补贷款不但不“解渴”，年限还长。贷款额依照当年直补资金的6至8折算，再乘以贷款期限（通常为10年）来确定。以一亩地获补助3千元，以8折算，10年期的直补贷款可以贷2.4万元。这相当于一次性获得贴现后的未来10年的直补资金。

　　截至2012年8月20日，全省直补资金担保贷款余额89.9亿元，试点工作推进至48个县，惠及全省近两成农户。

　　农村“钱荒”久矣

　　尽管利率高，但农户依然在借

　　吉林省金融办数据显示，吉林省每年农村潜在的融资需求约为800亿元，省农行、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每年的信贷投放量约为200亿元。

　　通过对四平市梨树县3046户农民融资需求的入户调查，省金融办了解到目前农村融资需求的满足率不足40%。而在这40%的实际贷款供给中，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量仅占50%，其余资金来源于亲友借贷、合作社以及高利贷。

　　从调查来看，平均每位农户的资金缺口为3.5万，最高的多达十多万，最少的缺口为几千元。

　　由于近六成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使得农村各种期限的融资利率均高于城市。农信社的贷款年利率相对最低，平均在12%左右。而亲友借贷的平均年利率在20%左右，部分高利贷的年利率甚至可达到100%。而人民银行公布的5年以上贷款基准年利率仅为6.55%。

　　高利贷背后是农村黑恶势力的发展，这妨害了正常的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吉林农村亟需更低成本的资金合法合规地长期流入。” 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金融办主任高材林向《中国经济周刊》评价道。

　　金融机构想“下乡”

　　银行信用社其实都想支持“三农”

　　其实国家政策一直在扶持“三农”贷款，信用社和银行均试图开发农村金融市场这片蓝海。

　　农民贷款主要用于多种经营，包括养殖业和发展附加值较高的棚膜经济等。此前为解决农村缺少抵押物的贷款瓶颈，吉林省农信社曾探索过三户联保或五户联保形式的信用贷款，但效果不佳。

　　许多进行联保的农户最后都不愿意承担还贷的责任。在省金融办组织的一次专家论证会上，一位农安法院的庭长抱怨道，因为联保户中有人不讲信用借钱不还，那其余的联保户也不承担还贷责任了。他已经接待了9000多个反映此类问题的上访户，以致后来都不敢再受理了。

　　截至2012年6月末，全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184亿元，通过信用等现有方式所发放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达到147亿元。

　　银监会规定，贷款规模在500万元以下的，资本消耗视同个人贷款，这意味着三农贷款对商业银行而言极为划算。“用更少的钱就可以办更多的事，节省资本消耗。” 吉林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总经理王勤飞认为，办理“三农”贷款对银行有利可图。目前银监会规定，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为10.5%。

　　“省委省政府和监管部门，都对‘三农’信贷非常支持，每年都对三农贷款作出了指示，而且服务‘三农’的贷款还不受人民银行窗口指导的约束。”王勤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人民银行经常通过窗口指导控制商业银行对企业实际的信贷额度。

　　为规避农民缺少抵押物的风险，吉林银行借向农民合作社发放贷款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目前吉林银行已向吉林省梨树县富邦农牧发展合作联社发放贷款520万元，用于合作社统一采购农业生产资料、统一收购、销售农副产品等。

　　“小贷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也在对外放贷，随着利率市场化，银行未来的压力也不小。抓住农村金融市场份额对银行愈发重要了。”王勤飞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