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改革要抓紧财政这个牛鼻子

　　我们一直在关心中国经济，也许从没像现在这么关心过。

    在这个变革的时期，经济该怎么改革？企业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经济该怎样在下一个五年、十年中再次腾飞？

    带着一连串的问题，11月25日下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王占阳教授， 以及中国近代史著名研究者章立凡先生，在北京"霄云路8号"，与我们共同分享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副总理李克 强同志提出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搜狐财经：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逐渐加剧，如何才能够让地方真正回到八十年代那种热火朝天的竞争局面上来呢？

　　王占阳：首先地方反映特别强烈的是财权和事权太不协调。地方承担投资大头，教育要投资，医疗要投资，这个要投资，那个要投资，但财政格局却是国税大头地税小头。这样实际操作起来，中央要给他做的事，不给他配钱，他怎么办？只好卖地，这还属于为民做点事儿，当然里面个人利益也在其中。要去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而这种财政关系调节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大的制度。像联邦制，提出很重要一点，哪一部分财权是属于联邦政府的，哪一部分是属于州政府的。这方面我们现在是一个比较乱的状态，而且总体来说权力过多往中央集中，中央集权太过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地方上来说，现在我倒不觉得地方上没有动力，地方上政绩动力很强，每个地方官员主政官都想在地方上做出点成绩才能升上来，但关键是调节官和民的关系。

　　举个例子，现在国务院的每一个部委都是一个财政部，教育部也是一个财政部，反正各个部门都分得多少亿的财政支配额度。每个部都变成了财政部，甚至进一步来说更不合理的事儿，财政决定权按照宪法来说应该归人大的。议会来决定这个是有财政决定权的，不是财政部几个人就决定，不是发改委决定，不是教育部决定，应该拿到人大去定的。可是现在宪法那个条款是虚的，这样就变成了行政权力，行政部门的财权非常膨胀。你要过去钱少没有多少财权，现在钱这么多，财政权特别庞大。这个不光是一个财政支出权限，而且还有需求权，你定一个什么税，政府就定了一个什么税。应该是议会来定税，结果现在多数的税种都没有法，都是政府自己定的。政府在那个地方下令收费、收税，自己再分给各个部门，你们再分配给下边，下边到北京来跑钱来，跑出钱来回去以后，半道上跑冒滴漏太多了。特别是财政转移支付，那个里面问题大得很，非常大，要有涉及多少万亿的钱。到什么情况呢？一个地级市到北京来，他到北京财政转移支付，他弄去了几个亿，谁知道呢？市委书记知道，市里财政厅长知道，分管财政的副市长知道，往往是市长不知道。其他的市委副书记不知道，基本就三人知道，然后谁跑下来以后，他有什么好处呢？他跑下来以后有一个好处，他有一个额度，这个额度不是钱给你，但是可以拿这个额度报销，这里面猫腻太多了。

　　改革的重点在哪里？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财政改革，财政改革是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反腐败制度建设等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制度改革。你抓住了这个，你解决了民生问题，解决了反腐问题，解决了宪政财政问题。包括还有很多立法问题，现在我们立法什么刑法其他各方面立的法很多，但是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法严重缺失，这个缺失正好就是腐败的大锅，你说在这个地方法律建设不是需要大大加强，你要搞法制嘛。所以我觉得要抓紧财政这个牛鼻子，才能解决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