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经济 > 经济学人月度论坛36期:探路:中国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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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转变机制可以带来更大的改革红利

2012年11月28日22:46
来源:搜狐财经

  我们一直在关心中国经济,也许从没像现在这么关心过。

    在这个变革的时期,经济该怎么改革?企业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经济该怎样在下一个五年、十年中再次腾飞?

    带着一连串的问题,11月25日下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王占阳教授, 以及中国近代史著名研究者章立凡先生,在北京"霄云路8号",与我们共同分享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副总理李克 强同志提出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政府和国企都应该越来越小

  搜狐财经:前几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在讲话中提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您如何解读这句话?

  雷颐: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从制度经济学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一种利益的调整,各种关系的调整,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事情实际上就是你的机制一变,制度一变,它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从我自己亲身经历,明显的例子,对我感触很深的。我曾经下乡很多年,在河南那个地方长期多少年来从来都是吃红薯面,吃杂粮为主,最羡慕的农民什么时候像城里人一样吃白面为主。那么多农民,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农民。后来我当兵要走,1978年回去一趟,还是那样,后来考上大学1981年,我又回去了一次,我特别惊讶,农民都以吃白面为主,并且能吃饱了,整个生产力、生产工具跟1978年前完全一样,就是把人民公社取消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整个家庭收入水平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还有很多地方很不到位,如果真正改革好了,还可以释放出很大的潜力,这个潜力就是红利。

  搜狐财经:只要把人民公社取消了,中国当时农业生产力一下子提升上去了。您觉得现在还要做什么样的措施和改革,才能把下一步给释放出来?

  雷颐:我觉得仅从经济方面来说,更重要的政府权限,还有进一步自我收缩,能够市场做的,尽量由市场来做。国有企业应该越来越小,不应该越来越强,越来越大,包括政府的审批权应该越来越少。我记得谁说过,前一段国务院也有过这样的规定,能够不需要审批的,老百姓民间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虽然这样说,但是真正落实还有很大的路要走。但是这是巨大的潜力,民众真正藏富于民,还是要发展民营经济,让民间投资。

  经济政策应该保持基本稳定

  搜狐财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需要政府来扶持一个个的产业,并且像慈父一样无限度的关爱,还是说政府应该逐渐从中退出?

  雷颐:我认为我们还是要退出来。大家总喜欢把中国和日本做对比,我们也研究了从明治维新到现在的日本,仅从产业政策上来看,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也是政府推动做很多事情,做完了这些大企业,慢慢都转让给私人了。而中国官方推行那些事情都很不容易,推行完了,就禁止私人办新式企业,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官通商办,因为官方又没有钱,但是洋派需要办这些事业,朝廷又不许可,那李鸿章想办法,商人有钱,让你办这些新式事业,但是你不能办,等于我来办,官家的。你注册是我的,最后这些人后来发展很快,这些企业,发展很快就面临着实际上产权不清,究竟是谁的?到最后有的官员或者政府说,这是我的,你注册就是我的,是政府的。商人觉得注册是你的,但事实上是我注资,是我经营发展的,这是我的。双方就有斗争,像李鸿章当时是比较站在商人利益方面,应该让商人发展。但是袁世凯是强人,主张现代化要靠政府,靠官方来做现代化,用权利和极低的价格把商人排挤走。

  我总觉得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国家,它的政治政策甚至可以比较大幅度的摆动,它的经济政策应该基本稳定。但是清末很重要的一点,它的经济政策大幅度摆动,就是它没有宪政,没有法治,完全靠官员。李鸿章得势的时候,民营经济允许商人发展。袁世凯得势以后,那就要整商人。这个要吸取历史经验,可以少走很多路。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政策动荡来,动荡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也是不许民营经济获取资源,怎么办?一些人戴红帽子,都挂在一些集体企业,或者是国有的三产下面。那么到后来很多企业做得很大,面临着这个企业,毕竟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满着斗争,有的时候民营企业家面临打压,有的时候允许他们发展。这些企业做大以后,会面临着产权不清,戴红帽子,跟李鸿章当年是一个性质,做到一定时候面临着产权是谁的,很多企业,乡镇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怎么样互相博弈,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在80年代红极一时的饮料健力宝,后来创始人都被抓了,他觉得这应该是我的,我经营的,我们是元老。当地政府觉得你注册就是我们的,就是集体企业,你是贪污。那么在中国这些企业获了难,大部分的成本消耗在这上面,很难做大,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老字号做多少年。

  我觉得在中国比较有政治家头脑的是柳传志,经过多少次股权,变来变去,就是一个全民营的,并且他个人的股权也很大,他也很安全,没有人说怎么怎么。如果说经济都放在这上面,那些企业这么几十年,如果开始允许他们做,那个震荡要少很多。你想民营企业最开始改革开放,在温州八大王,都被抓了,还判刑,还有傻子瓜子。民营企业直到现在好多富人都要移民,还是觉得不知道你的政策会怎么变,没有一个预期。经济政策是经济框架的基本问题,框架确定了,不动了,中国经济才能够真正的发展。

  搜狐财经:历史上,政府一旦放权,经济瞬间过热,政府就觉得不对劲,要打压了,然后又收权。如何才能够使政府平稳地从市场领域进一步退出?

  雷颐:首先政府要实行起监管的责任,你是裁判员就履行好当裁判员的责任,而不要自己去当运动员。所谓的出现经济过热,我觉得还是政府行为导致的。政府投资,因为民间没有这种权力。1992年那一次,当时朱镕基亲自上马,自己当央行行长,他也知道经济过热最根本的原因在哪,不是在民间,如果说它过热,主要来自政府投资,当年朱镕基很明白。否则他为什么不把几个民营企业家找来,你们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他把央行行长换了,他自己兼,最关键的时候他自己兼央行行长,这就说明所谓的热,是政府造成的,因为他自己有强烈的利益冲动,所以应该限制他的利益冲动。我觉得在经济领域,中国还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那么可释放的空间还很大很大。

  还有一个问题我呼吁一下,刚才谈到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很复杂,八年出不来,我前一段看了还出不来,垄断行业或者垄断企业,他在那里就获不得通过,他就不愿意。实际上最大的还是在这一块。所谓的分配改革,人们主要指的是经济收入。但我觉得在中国还有很重要一块,就是权利,权利太不平等了。好比退休了,公务员是一个等级,在事业单位是一个退休金,你在企业又是另外一个退休金,那个差别很大。这个算不算收入分配的改革里面去?生病,你占用医疗资源,这个算不算收入分配改革?即使这些都不算,光调整一个货币收入,某种程度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结束权利的不平等,这个恐怕更难。包括为什么网上不断爆把一些很好地方的房子轰了,经适房,都是国企买来给了员工,国企员工只花费了很低的价格。像这种权利不平等,我觉得从最终意义上说也是收入不公一种表现,这个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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