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关心中国经济,也许从没像现在这么关心过。
在这个变革的时期,经济该怎么改革?企业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经济该怎样在下一个五年、十年中再次腾飞?
带着一连串的问题,11月25日下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雷颐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王占阳教授, 以及中国近代史著名研究者章立凡先生,在北京"霄云路8号",与我们共同分享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副总理李克 强同志提出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反腐败可以试行“新老划断”
搜狐财经:对于反腐败,有一些学者主张“赦免论”,可以试行“新老划断”。您认为这种方式可行吗?
雷颐:这里面是有条件的。香港的主要受了香港廉政公署启发,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就再实现民主法制,再也不许贪污,财产都公开,打个比方说从某一年某一月零点开始,零点之前全都算你的,零点之后必须公开。香港廉政公署当年就是这样的,香港也是贪污成风,后来成立廉政公署。这一次刚刚看梁振英有一个解释,发了14页的解释,解释他自己房子里搭了一个玻璃棚子,是因为不知道上一家是一个木泵,以为是一个玻璃泵,看错了,什么四号、五号,一个这个就解释了14页。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一个和平的过渡,赦免论的基本论调是这样的,如果能实现后面这个,前面的赦免。
我也主张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上台的要公布。今年或者多少年以前到部长,可以享受多少部长的待遇,看病什么的,以后新部长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我觉得实际上在改革中,有些地方也在做了。比如一些出版社的改革,出版社现在要企业化,要求和事业单位脱钩,很多出版社就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哪一年的哪一个月以前在这个出版社的,还算是事业单位的人,还是什么跟原来部委还有关系。新的,我就实行招聘制,新的哪一年之后都是招聘制。当然新的过渡时期也有一些困难,比如我知道出版社,从几个文化单位来往比较多,出版社比较难管,或者一些新人招聘制,随时可以解聘,我们干活多,各种待遇还不如老人,那心里有时候也很难平衡。慢慢的过几轮之后,老人慢慢的退了,以后都是招聘制的了。
分配改革应让公众参与讨论
搜狐财经: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很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雷颐:刚才提到政治体制不改革,新的体制没法弄,现在真就到了这一步,所以跟经济学家一谈,这种不动,我们没办法。现在分配制度改革为什么整了八年没动静,就是因为过去的改革方式是一种威权主义的改革方式。上级领导在那里策划,研究明白了,然后下去逐级执行。这种改革在初期是很有效的,但是在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弊端。在这个小圈子里面,谁能到发改委去就那个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发表意见呢?只有各种强势利益集团,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就是一个局来分管这个事儿,就对那个局里施加压力,然后本来开始起草得挺好的方案,最后越改越不像样了,最后拿到总理那,总理一看这怎么能交给社会呢,交给社会不炸锅了吗?所以说分配制度改革这个东西必须伴随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改革方式是什么呢?以公众参与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普通公众应该有各种机会、各种条件,就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发表意见,而且这种意见应当受到重视,应该有一定的实际效果。我们在座都是利益相关者,但是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没有机会说话的话,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没有机会施加影响,那么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以后,还会有很大的问题。
搜狐财经:这些年来,我们对改革这个词,其实形成一种迷信,只要一谈起改革,我们就觉得很有希望。但大家都在等着政府给我们什么东西,然而实际上,政府给你东西越多,他权力越大。我们现在是要强调的是说砍去他的权力,还是让他来安排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雷颐:首先最重要的基础是砍去他的权力,完了才能够要求他下一步怎么走,当他很有权力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要求他,没有力量要求他应该怎么改,应该怎么走。人们认为政府完全价值中立,很大公无私,实际上政府是有自己利益的。所以说只有通过各种压力,迫使利益集团不断解除自己权力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分配问题上达到目标。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出租车份子钱不公是个问题,为什么你不能让政府作为一个超然物外的调节者?出租车司机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出租车老板也有自己行业组织,双方通过自己的代表人物来协调来谈判,谈得成,达成协议都认可;谈不成,政府是一个调节者,不要具体介入,亲自参与到这些运作之中,我觉得这都是政府管得太宽,应该让民间社会自由的发展博弈。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我更看重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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