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那个翻译莫言的犹太人

　　葛浩文，74岁，英语世界声望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在约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共翻译了50余部著作，编辑多部中国文学作品集；获得两次美国教育协会（NEA）奖金，一次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奖和其他几乎所有翻译奖项。前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中有三位得主的作品是由葛浩文翻译的，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

　　上个月，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几乎将莫言的所有作品都译成了英文，而且写了一封提名信给诺贝奖委员会。清晨5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给葛浩文打电话，告诉他莫言获奖的消息。另一位亚洲文学界的巨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虽备受期待却没有得奖，但仍有很多亚洲作家不为西方所知。

　　“我不觉得有什么让我因此而羞愧，”我们停了车，在离圣母大学不远的一个饭店里吃饭，他如是说。他第二任妻子兼翻译搭档陈微然（Sylvia Chen）在圣母大学执教。

　　这次莫言的获奖是葛浩文翻译生涯的奇特顶点，而他当初成为翻译是纯属偶然。葛浩文住在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镇上，这是一个富裕的小镇，到处是地下教堂和用木板围着的商店。他和妻子住的房子叫安妮皇后，用红砖砌成，家里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猫，它叫俄里翁，又胖又横。我十月份去拜访他的时候，当地少有几家在草坪上摆奥巴马与拜登标志，葛浩文家就是其中之一。邻居是一位在当地犹太学校教学的正统教派拉比。葛浩文说他和一位铁杆共和党杂工关系很好，虽然这人把点38口径的枪藏在枕头下，但他和这位胡子拉渣的信教邻居却处不来，这位邻居拒绝和他夫人握手。

　　起先我用邮件把大致采访提纲发给了他，看到有人如此对他感兴趣，葛浩文忍俊不禁，他说“就这几个小时，我们能聊什么呀？”

　　1939年，葛浩文出生于加州长滩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描述为“中产阶段的最底层”。父亲干过很多种工作，从珠宝商到修表工。他的祖父因经济大萧条去世，所以他父亲显得很保守。

　　“他什么都不敢尝试，”葛浩文说，”我们只满足于现状，从不想追求更高。“在学校葛浩文很失败。”我到处约会，很能喝酒。但我成绩老是D，C，甚至F。“好不容易从当地一所社区学院毕业，他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会做，只好到报考海军军官学校。训练结束他被派到了台北。

　　”21岁的我仿佛被扔到了女人堆里，“葛浩文笑着说，”我有个好工作，我为一位三星上将服务，做他的通信兵，我成了尉官。我的生活很多彩，但我什么也没学，什么也没做。我生命中的前30年竟然如此愚蠢地就过去了。“

　　1965年葛浩文的服役期满，但这时候越南战争山雨欲来。海军找到他希望他继续服役，葛浩文同意了，只要他能回台北。在越南的这段时间里，葛浩文充分利用时间学习了汉语。之后他报名入读台湾师范学院，在那里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他们育有两个女儿，都住在旧金山，一个是在一家精品酒店做管理员，另一个是婚礼策划，还是亚洲-犹太人婚礼和亚洲同性婚礼的“万事通”。）在那期间他起了个中国名字且一直用到现在：葛浩文，意指文采浩瀚。

　　“这是给外国人起过的最好的中文名“他笑着说。

　　葛浩文的父亲在1968年去世，于是他回了国。他不知道该自己干什么，一个以前的老师推荐他读研究生，仅有一家学校接受了他：旧金山州立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又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他钻研了14世纪的中国戏剧，后来逐渐扩展到当代中国文学。

　　在研究过程中，葛浩文迷上了一位作家的作品，她叫萧红，原名张乃莹。”我开始做翻译是因为课堂需要，因为说英语的孩子读不到中国文学，“他说。萧红是葛浩文的转折点。在葛浩文翻译萧红的作品时，她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萧红的一生短暂而且充满了悲剧。1911年萧红出生于满洲里，因不满家庭包办而逃婚，后被她未婚夫找到，她怀孕后又被抛弃。她靠在报社工作、创作一些故事才避免了被卖身为妓的命运。之后她拜师鲁迅，现代中国文学之父。日本入侵时她四处逃难，后因生病庸医误诊而接受了不必要的喉管手术，术后失声，最终离世。

　　“是她（萧红）给我灵感，”葛浩文解释，“我写了很多关于她的论文，翻译了好几部她的小说。”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萧红写了一部小说，还有续篇，写了一个叫马伯乐的角色，主角的历程便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毫无疑问她是想写三部曲的，”在葛浩文的努力下，萧红的大部分作品得以在中国重现，他还希望续写萧红的遗作，并全部翻译出来。

　　博士毕业后，葛浩文回到旧金山州立大学执教直到1989年。在他全职教课期间翻译了几本书。由于很少美国人对中国作家感兴趣，葛浩文不得不经常把翻译作品免费送给小出版商。但逐渐地他更加喜欢翻译了。

　　“就像巴赫，”他说，“忽然间你会说：我只想整天听到他的音乐，它已深入骨髓，灵魂深处。我爱上了翻译。”

　　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叫管谟业的中国士兵开始写作。他1955年出生于山东，他以后的所有小说都取材于这里的背景。他10岁辍学，走上了中国农村青年摆脱贫困的唯一一条路：参军。后来他取笔名莫言，意思是“切莫多言”，这是他父亲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他的告诫。

　　2011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论坛上，莫言说过：“我父母告诉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如果你说多了，而且还吐出了你的想法，麻烦就会找上你。所以，我听了他们，从不多言。”

　　作为士兵里仅有的几个识字的，莫言写作还有稿费。

　　后来葛浩文找到了一本1985年中国作家选集，阅读了莫言的一篇作品。如今坐在法式风格的客厅里，葛浩文回想不起来读到的故事内容。但那个故事是他读到的文革后第一个真真实实的中国故事。莫言的作品能把人们拉回到中国早期的民间传说里。

　　“（民间传说）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新鲜，但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却很新奇。“葛浩文说。

　　几月后，葛浩文去台北，一个朋友递给他一本杂志，上边节选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写的是一个村庄的百姓不畏强权斗争反抗最终失败的故事。据葛浩文说这本书最初在中国大陆是被禁的。之后他给莫言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简单写了“北京，莫言收”，随后两人一直保持通信，特别是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和《红高粱》期间。《红高粱》在1987年被拍成电影，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

　　在授予莫言诺贝尔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长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推荐《天堂蒜薹之歌》，”他（莫言）写的是农民。“英格伦说，”平民百姓有一个强烈的道德核心，就是为生存而挣扎，为尊严而拼搏。虽时而会赢，但通常却是失败。“

　　1989年，葛浩文离开旧金山州立大学，去了科罗拉多大学，在2000年退休并和陈微然结婚（葛浩文说结婚比和她约会容易多了。）葛浩文专注翻译，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书籍。他仍然在翻译莫言的著作：2000年完成《酒国》，2005年《丰乳肥臀》，2006年《生死疲劳》以及1999年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两部小说刚翻译完：《爆炸》和《檀香刑》。

　　残酷的现实主义在莫言的作品里变成了一种超自然情怀，或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称为“超魔幻现实主义”。在《生死疲劳》中，小说叙述者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最后转世为一个大头婴儿。葛浩文吧莫言比作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不同的是莫言主要影响在于中国传统民间传说。

　　莫言获奖依然存在争议。颁奖之后几天，在纽约时报上，翻译家杰弗里·杨（Jeffrey Yang）和作家拉里·西姆斯（Larry Siems）指责莫言是个政客，抨击他在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中国作家中缺乏支持。他们这样写道“在他的一生中，作为中国最荣耀的作家之一，莫言很少做损害他地位的事情；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现任副主席。”

　　葛浩文对于这篇文章并没有矫饰自己的想法。“它（这篇文章）粗俗鄙陋，而且刚愎自用。”他对着一盘甜菜头沙拉说道。“我喜欢杨，但他期待莫言站出来对中国政客们说‘你们都滚蛋’。你是不能这么做的，除非你不想在中国生活或写作了。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这样做，比如在以色列等等。但在中国就不行。”葛浩文继续说着“反对莫言的理由是中国政府非常想让他获这个奖。”

　　杨和西姆斯认为莫言总是保持沉默，而葛浩文在莫言的作品里发现了一篇微妙不易察觉的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在一开始的谈话中，葛浩文提到了诗人杜甫，他很多简短的诗句时常侧面抨击当时的统治阶级。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总是排在文集的开头，为什么他们那样的人很多都被处死。”葛浩文说。莫言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谈到，一个作家应该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陋表达抨击和愤慨，但不能都用同一个模式，有人可能会在大街上大喊口号，但我们应该容忍那些躲在茅檐下用文字发表意见的人。

　　翻译的中心问题是对原作的忠诚度。著名翻译家格里高利·拉巴萨（Gregory Rabassa）2005年给他的回忆录起名为《如果这是背叛》（If This Be Treason）。在采访快结束时，我问葛浩文怎么看这个“度”，他不同意用“背叛”这个词。“我过去常说我宁愿少活五年，如果有奇迹能让我像马克思·布鲁赫般用大提琴演奏《科尔尼德莱》。”他说翻译“不是音乐。”他找出一台年老的六碟播放机，放起科尔尼德莱的大提琴演奏。

　　音乐缓缓响起，他说道：“你播放唱片时并没有背叛作曲家……但当你翻译文本时，却拿走了原来的语言，换成了你自己的。虽然这不是一种强暴，但我始终是夺走了原作并做了一些很糟糕的阐释。这是能让人人都阅读到文本的唯一方法。翻译者一直都在抱歉，我们用一生的时间说‘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