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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梦

2012年12月14日15:10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记者_李岩

  这个冬天,《南都周刊》记者租住山东平安庄村一个月,此间的高密,孕育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高密,文学是最缺席的东西.

记者_李岩 山东高密报道  摄影_刘浚
记者_李岩 山东高密报道 摄影_刘浚

  

  花掉3千多块钱后,二哥管谟欣把莫言旧居本已破败不堪,又被访客加重损坏的南墙和东墙修复原状。复建的墙体实际上是原来的加强版,里面垒进了当初不曾有过的砖块,而外层仍然糊以黄色的廉价土坯,后者天然具备做旧效果。

  鲁G和鲁V仍是当前平安庄村外来车辆里的绝对主力,它们在旧居背后的停车场上逗留的时间,大都不超过15分钟。

  这两块牌照属于山东潍坊,就时间成本而言,人们从潍坊,其实更多是从其辖下的高密,自驾来到村里游览,所费周折是最少的。

  其实,无论车牌号如何,来者都不会在村里停留多久,因为旧居里实在没啥可看。

  家住平安庄外的村支书高志军这段时间在莫言旧居出现过好几次,尤其在有上级领导组织公务旅游的时候。平安庄所属的疏港物流园区共有17个村庄,莫言获奖,它现在是里面名气最响的一个。有次,高志军在旧居的院门口被一位杂志社记者连珠炮一般发问:这个村和别的村有什么区别?以前没有,那现在有什么区别?现在没有,那以后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当一个生于农村的天才获得了具有莫大国际影响力的殊荣,那他的人生原点以及童年轨迹所在,究竟会发生什么?这样的问题太容易让媒体沉迷。

  2012年11月到12月,我带着类似的疑惑,两次来到平安庄村,住在莫言51岁的堂弟管谟策家中。在这期间,美国选了总统,中国换了总书记,而平安庄的变化着实乏善可陈。

  长久以来,高密不仅是这个山东东部县级市的地名,也还是这里的地下水的含氟量。这直接导致村里人的牙齿都不太健康。枯藤老树黄牙,是冬季平安庄最常见的景观。

  没有路灯,虽然村头桥上的新漆可鉴,但落日才是主宰性的生物钟。七点一过,村里就深陷漆黑。莫言旧居和管谟策家只隔着几十米长的一小块杨树林,倘若没有电筒,往返也殊为不易。

  上午,村里有半天的自来水供应,而唯一的浴室仅在周六日开放。刚刚在莫言旧居院子里挖出的简易茅坑,卫生程度也很难让人满意。

  与有荣焉的大红横幅仍然四处可见,当它们挂在刷着标语的农家院墙上,连起来读效果是这样的:政府奖励享晚年,计生家庭笑开颜。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施肥金沂蒙,年年好收成。

  横幅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管谟策对我说,村民都很希望外面来人,带来经济收益,但更重要的,是让村里借此治理环境,上马一些基础建设。“莫言生在平安庄,平安庄再没有一点好处,大家倒过头来还是骂莫言,是不是?”

  最近几年,平安庄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甜瓜和玉米种植,保守算下来,每亩收益6千块。而一旦换种高粱,这个数字就要减半。地方政府当前对莫言故乡的旅游开发计划闭口不谈,出口成祸的“6.7亿投资万亩红高粱”事件已经把他们折磨得生死疲劳。这里的官员还不像大城市里的同行们玩得转采访,经得起质疑。

  管谟策相信,不管开发计划如何,都不会在冬天公布,因为这个时间段并不适合开工建设,所有答案要等到明年春天揭晓。但无论如何,平安庄已经不容分说地成为全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地方。它简直成了图腾,而不是一个村落,这里的一草一木带着土气,都早已被过度诠释。

  莫言获奖后不久,有记者找到管谟策,问他对村里将要大面积种植高粱作何感想,那是他头一回听说这事,一下子搞不清状况,只能说:“可能当领导的眼光看得远吧。”

  和中国的很多领域一样,一个村子怎么开发,村里的人并不能够施以影响,村民们也不认为自己应该施以影响。你问村支书,他也说“看上面”。

  管谟策看不到上面,他只是个商贩,在村口的良种直销处经营种子和农药。每天看着游客乘坐的汽车从店门外开过,他有了让媳妇在莫言旧居开个书摊的想法。

  进货渠道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难题,电商显然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们在高密生活的儿子可以上网下单。但无论我如何强调某几家网络渠道的可靠性,第二天在饭桌上一聊起来,他们还是担心盗版。“在莫言旧居卖盗版书,会让人笑话。”

  11月11日,与书有关的另一项活动抢先在这里举行了。在莫言旧居的北墙上,出现了一条横幅,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和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的赠书仪式。下午3点,捐赠者乘坐两辆中巴而来,大约有20人,每个人都背着相机或摄像机记录着这次善举,他们一共带来了14本书。村支书带着音响设备来给他们捧场,村里的孩子们则被安排在仪式过程中扶住墙上的那条横幅。

  仪式从头到尾进行了5分钟,跟横幅合影之后,捐赠者们又乘着中巴很快消失。村支书把那一摞书放进轿车里带走,没有一个村民知道他们获捐的书其实和莫言毫无关系,一半多是捐赠单位编著的《大地文学》。

  在我第二次来到平安庄的时候,管谟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潍坊的一家新华书店,可以为他提供莫言著作的货源,进货价与电商的网上零售价区别不大,但有一个优越条件他绝对无法拒绝——余货可退。

  书尚未送到的一天下午,管谟策带着我到隔壁村看望一位他的老朋友。那是一名本地企业家,名叫张本玉,他的工厂生产塑料包装制品,规模将近40人。我们在总经理办公室的会客椅上坐下,房间里摆着很大的一张电脑桌,墙上贴着中国地图和山东地图。管谟策用不少时间对这位“经济致富带头人”的商业头脑和商业道德进行了一番恭维。我于是问张本玉对平安庄开发旅游一事有何高见,他变换着顺序,不停重复着两句话:按照党的要求开发,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民。

  张本玉今年63岁了,他生于1949年。

  

  莫言获奖的第二周,高密一中举办了一次以这位诺贝尔奖新晋得主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在莫言文学馆和莫言文学社的所在地,同时也是莫言家乡最好的一所中学进行这样一件事,自然再应景不过。然而征文活动摆脱不掉的一个尴尬在于,多数学生并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

  “现在比以前要好些了,但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还是少。”正在这里带高二语文的易老师和我说。

  易老师是湘潭人,已经有一个5岁的儿子。多年前她在湖南师大读书时就听教授说,如果未来有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莫言的可能性较大。后来,不但莫言果真获了诺贝尔奖,易老师还与莫言成了家人,她嫁给了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小说《蛙》的主人公原型——的儿子。莫言刚获奖那阵,她见到无数媒体和游客涌进自己的学校参观。这个学校有条奇怪的校训展示在门口——为四十岁做准备。

  “这股热潮肯定会慢慢过去的,凉了也正常。”她说,“毕竟这是一个文学领域的事,而文学在当今中国社会热不了多长时间,大家更忙于生计,忙于经济。中国虽然是一个文学古国,但全社会现在并不特别重视它。”

  她是在离平安庄不远的管贻兰家里讲出这番看法的,此时,她的丈夫正和这个家族里的男性亲属一起,在院子里把一捆捆黄纸塞进编织袋。这天上午管家要进行一项大活动,给管贻兰的丈夫,也就是莫言的姑父,上百日坟。

  差不多四十号亲属从各家赶来,每一个人都与莫言有着七弯八拐的关系。把大家载到几公里外的坟头,动用了一辆帕萨特、一辆威驰、一辆小型面包车和一辆机动三轮车。由于前一天的大雨,四辆车无一例外地在一条泥土路上搁浅了。我们只能从车上下来,深深浅浅地踩在小麦地里,顶着狂风步行。

  11月9日,也就是百日坟活动的几天之前,莫言悄悄地进了村。他的车绕过自己的旧居,从而成功避开了所有游客,在村外的一处偏僻所在,他给自己的母亲上了坟。这次秘密行动,很多管家人都没有参加,甚至在莫言当天离开后,他的亲戚才将这件事口口相传。莫言祭母没有受到外界的丝毫打扰,那个幽深之处亦尚未被游客寻去。

  在高密,如果一个游人专程为莫言而来,那么可供其参观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高密一中里的莫言文学馆,平安庄里的莫言旧居,再算上被拍进电影《红高粱》里的那座石桥,就再也没了。从旅游的角度看,这里的热头有余,但实质欠奉。

  我在一个周四的下午去市区拜访了高密博物馆,它的建筑面积有4100平方米,位于高密市正在全力开发的东部新区。在简介中,它和高密市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共同驻扎于一个造型新颖的“标志性文化建筑”,不过每周只逢二、四、六开放三天。博物馆的大门雄伟,而且紧闭。保安告诉我,工作人员出去了,所以今天不开放。

  同样的闭门羹还出现在科技馆和文化馆,这里的大部分展间都没开门,唯一可见的是科技馆走廊上的“百年诺贝尔科学奖”宣传栏。好在高密图书馆作息正常,馆共占三层,藏书量有25万册。二楼的图书借阅室只坐着管理员一个人,在“中国文学”的书架上,我没有找到莫言的书。管理员解释说,外借了两本,领导做活动拿走几本,所以现在没了。

  借走那两本莫言的人势必是这里的稀客,图书馆里的每个阅览室都可以找到一名管理员,但整个三层却没有一名读者。我在空荡荡的读者自修室里意外撞见了“高密四宝”之一的剪纸作品,创作者在一条好几米长的红纸上剪出9个大字——老少牵手喜迎十八大,把它挂在墙上,玻璃门上还有稍微小幅的毛泽东头像。这个周四的下午,在刚刚为中国贡献了年度最大文化人物的高密,我是其“标志性文化建筑”里的唯一访客。

  在莫言姑父的百日坟旁,我也是唯一的访客。村里人并不介意红白喜事有毫不相干的外人参加,大家在大风和泥泞中走得东倒西歪,鞋底的泥块比鞋子本身还要重上好几倍,令他们也顾不上其他。

  姑父的坟头独自兀立在一大片麦田之中,高约半米,呈一个直径两米的圆包形,没有墓碑,四周空旷。男人们把酒摆好,燃起了所有的黄纸,有些人拿树枝拨拉,有些人磕头,有些人围着看。女人们的行动则格外程式化,一旦走近坟头,便像被触发了开关一样当即跪地哭号,随着人数增多,声浪如比赛般越掀越高。现场没人说话,有一种无需脚本的默契。整场追思活动中,并没有人开口告诉地下的亡灵,家里出了大人物,刚刚拿了了不起的奖。

  麦田地里全是才冒出头的嫩绿小苗,收获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上午看不到农民来劳作。一些未燃尽的黄纸被大风卷起,连同女人们的哭声一道,被吹出几百米开外,挂在远处光秃秃的一排桃树上。在莫言的青年时代,这里曾号称有万亩桃林。

  “我磕过了,”易老师的儿子在上坟接近尾声时对爸爸说,随即他看到爸爸面朝坟头跪了下来,“那我再磕一个。”

  易老师长得很好看,一直面色平静地照顾着狂风里的儿子。在现场所有人中,她是唯一没哭的女性。

  

  即便没有狂风席卷,农村的冬天也给人刺骨的寒。管谟策店里的电视从早开到晚,滚动说着降温,他很愿意整整一天不出门。

  而在莫言旧居的院门外,还是有三两村民来回踱步,把手插在袖管里保温。或许是见我在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的赠书仪式上出现过,一个看起来50多岁的女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那里的人,她有问题要反映。

  在农村,我听到很多与土地直接相关的议论,大多牵涉到因征地而引发的不良事件。如果是因为国家建设而需占用耕地,那么征用价会比较高。农民最怕的是有背景的人得到风声,某地即将开发,然后抢先过来圈地,之后再高价转给开发商。遇上这种情况,农民得到的补偿就会很低,而且同样没有议价权。按这里的规矩,每亩每年的价格大约在1000来块,一次性付给17年。但因为农民没有了地,也就无法领到每年按亩发放的耕地补贴,所以他们得到的实际补偿要更少。

  不肯妥协的农民往往比妥协的更惨,他们在村里的房子会被破坏,地里的庄稼则被恶意撒上除草剂。在刚刚过去的十八大期间,周边很多村里都有农民试图上访。

  “农村的上访,都是土地问题。”平安庄的一个村民告诉我,“现在当官的也怕上访,但没办法,很多问题他们也没有能力解决。”

  我向那位农妇表明身份,她站在原地,带着失望的眼神。和她一起的同伴把她拉开,边走边说,他不是,你还是得找谁谁谁。

  在高密市规划展览馆,我看到过一个灯箱制作的“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空间布局规划图”,图中用不同色块昭示着这里的未来命运。平安庄所在的大栏片区,大部分是黄色的居住用地和红色的商业金融用地。图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展览馆就挨着高密图书馆,大门敞开,但没有参观者,也看不见讲解员。和许多中国一线城市的规划展览馆一样,这里也用专门的一层摆出了未来城市沙盘。

  不过,我在这个月中所见的最大一次家庭聚餐中,并没有听人提起村里的征地问题。那是莫言姑父百日坟之后的午宴,管家从饭店订了四桌饭菜,在家中招待亲朋。宴席男女分坐,菜品有白焯虾、蒜薹鱿鱼、红烧肘子。和之前的气氛不同,每一个落座的人都喜气洋洋。这顿饭也是我在平安庄吃到的最丰盛的一餐。

  管贻兰是屋里最大的家长,她干了40年计生工作,接生超过万胎,流产则超过三万胎。她的全部青春都用在扮演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维护者。“其实一家一个孩子确实少了,”今年75岁的她跟我说,“现在路上车辆多,出一个车祸,这个家就没有了孩子,不管生男生女,还是两胎为好。”但在她执业的那个年头情况则不同,不加以管制的话,“一年整个高密能生出一个乡镇。”

  男人们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地聊起他们最骄傲的亲戚,对于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是莫言而不是鲁迅,他们给出的解释是“鲁迅太政治”。我提出莫言曾经抄写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莫言在很多场合也就这件事做出过自己的说明。但不少管家人却是第一次听说这事。

  饭后,有人和我单独聊起村里的土地问题,并用管贻兰的句式阐述个人观点:“圈地确实很可怕,一圈就是几千亩。姑姑说如果不是计划生育一年要增加一个乡镇,我看再不管的话,这里一年也要吃掉一个乡镇的土地。”

  我们都留意到,宴席散去时,桌上剩菜的数量可观,白焯虾几乎没动。“有外人在,农民都吃得拘谨。”不过,饭前和饭后,每个人都消灭了数量惊人的葵瓜子。当我们离开管贻兰家时,地上的瓜子壳蔚为壮观。一顿饭的工夫,大家脚上的泥都干了大半,它们从鞋底脱落,和瓜子壳混在一起,铺散在淡雅的地砖上。对农民来说,泥土从来不是最肮脏的东西。

  管家人聚会的时候,平安庄里仍有个别偷生计划正在悄然进行。二胎或者三胎,村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8万到15万元左右的罚款。管谟策说,尽管偷生偶有出现,村里的人口还是不见增长,从莫言的父亲干会计工作时到现在,平安庄的人口基本没变。当前,一共有807人在平安庄注册户口,但其中几乎全部的年轻人都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离开了村子,“考上学没考上学的,都出去了。”

  只要个人能力够得着更发达的地方——对平安庄的村民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年轻人就会走到外面的美好世界,并且不打算回来。莫言本人就是如此,他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的家乡经常停电,水又苦又涩,冬天又没有取暖的设备,我害怕艰苦,所以至今没有回去。”

  不过,这位前村民的获奖,刚刚让平安庄村找到了扯开大步前行的灵魂。在这里,赠书是经济,卖书是经济,种高粱是经济,不种高粱是经济,圈地是经济,上访也是经济。

  一个多世纪前,瑞典人诺贝尔在大大小小的事故中研制出炸药,随后借此迅速积累财富。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儿提时代听说过诺贝尔,他对这个西方人的全部所知,基本不超过这个故事。故事的终极指向是万贯家财,一个再符合新时代不过的励志元素。

  说到底,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一个经济事件。和中国最近几十年取得的各种成就一样,它的落地使命,还是尽量使其光芒照耀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今的高密,和当年那个为一天吃上三顿饺子而立志写作的莫言一样,满怀着对经济条件而非文学成就的质朴、纯粹、不懈的追求。

  这里的第一中学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校训的:“十八岁是美丽的,而人生旅途中最绚丽的一页却应该在生命的四十岁时翻开……好好地把握现在,才能真正赢得未来,才能将你那如日中天的四十岁勾画得绚丽璀璨!”

  为了“赢得未来”,早日变成规划馆里沙盘的模样,高密也在把握现在。再有游客前往莫言旧居,兴许会看到他弟媳匆匆进货摆出的书摊,和由本地村民有偿提供食宿的农家乐园。在全国性的连锁酒店里,这个平庸无奇的县级市目前只拥有一家“7天”。同样在高密只有一家分店的还有肯德基和德克士,这里没有麦当劳。

  不过,“7天”的隔壁已经开了“美式酒吧台球俱乐部”,另一家经济连锁酒店“格林豪泰”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离它不远的一家规模要小得多,看起来也更低端的商务宾馆,已经在门口的LED屏幕上打出了总统套房的广告,每晚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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