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杰：政府不需要出台塑化剂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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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安全卫生标准所起的作用常常是恶化市场，有些时候安全标准高得离谱，官员越能显示自己真的在“负责任”，但那只会增加政府寻租，三聚氰胺事件是最典型的案例。由于政府标准的存在，市场细分和消费者识别失灵，第三方检测和媒体的监督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11月份开始的白酒塑化剂事件，越“演”越精彩。12月12日茅台股票以4.7%的大涨回击塑化剂疑云。但是，更多的塑化剂检测则开始公开。13日的第三方机构送检白酒，11种酒类均检出塑化剂。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这是中国白酒企业的集体堕落。

　　我的看法是，白酒塑化剂事件说起来是人体健康问题，可细节纠缠还是标准问题——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面对的食品健康标准。

　　现在，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这是好事，但是不能否认：生活中的食品安全是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安全，只有越来越高的标准。

　　很多人可能不服气，会举例说从前的食品没有农药化学残留，没有食品添加剂，饮料里不会添加塑化剂。这些当然是事实——但是在食品工业化之前，人们摄取的食品营养和清洁程度远不如今。自给自足式的食品生产，首先面临的是匮乏和营养不良，因为肮脏和细菌带来的危险，不逊于今天讨论的化学残留。以酿酒为例，传统酒坊的成分添加、制作工艺、储存手段、运输安全远非今日可比。在现今专业化的生产下，食品安全有大幅提升，这是不可否认的。

　　酒中含塑化剂固然是让人沮丧的事实——这只能说，民众对食品安全有新的认识，但没必要恐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的塑化剂远不止于此。食品包装、装修材料、油漆纸张、衣服帆布、医药胶囊，这些都有塑化剂成份。可以这么说，除非拒绝现代生活方式，否则实在不应该谈“塑”色变。

　　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要面临的各种“潜在危险”，塑化剂是很常见的化学物质。而摄入量多少会对身体造成危害，这是个科学问题。本轮媒体报道酒鬼酒中含3种塑化剂成分，其中两项DEHP和DBP值得注意。关于它们的危害和人体受耐量，国内外的标准其实并不一致。

　　DEHP常被用作添加剂，一般认为有类雌激素效应，对动物试验显示有生殖损害。台湾地区对DEHP的人体耐受量（每天每公斤体重）规定是0.05毫克；世界卫生组织对DEHP的耐受量规定是0.025。中国对DEHP的人体耐受量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2011年6月台湾塑化剂风波后，出台了一个食品塑化剂的残留标准，数值为1.5㎎/㎏。如果这项标准在白酒领域，60公斤体重的个人每天饮用白酒不超过1公斤，仍属健康。由于DEHP通常被用于食品添加，影响大。2011年6月令台湾人谈“塑”色变的说的就是DEHP。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孙璐西称，DEHP的毒性是三聚氰胺的20倍。不过根据动物实验，DEHP的致死毒性仅为三聚氰胺的1/10，而非20倍。

　　关于DBP的危害性，则比DEHP更难确定。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SPC）对DBP的耐受量指标为0.2毫克。对于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摄入DBP不多于12毫克就不会导致危害。按本次受检的酒鬼酒DBP含量1.08㎎/㎏计算，只有每天喝11公斤才会达到安全上限——这个损害和酒精危害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台湾地区对DBP的耐受指标则为0.01毫克，相差了整整20倍。

　　也就是说，各国对于塑化剂残量的标准并不统一，有时相差还很大，寄希望于政府标准来保障民众健康很不现实。政府的食品安全标准通常是唯一的，它无法指向不同人群、不同体质、不同经济水平、不同饮食习惯下的耐受量。官员的逻辑通常是免受责难，而非真正关心损害本身。尤其是本身以食品健康为己任的官僚衙门，或者在绿色主义思潮盛行的国家，他们通常把标准定得愈严苛越好，他们不会真正关心高标准下的企业成本和消费者损失，更不会关心这种高标准是否必要。有些时候安全标准高得离谱，他们越能显示自己真的在“负责任”。至于那些食品工业协会、酿酒协会，他们的标准通常宽泛一些，以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

　　此次白酒企业几乎全部栽在塑化剂事件上，专业人士的意见多指向酿酒或窖藏工艺问题，而非黑心“勾兑”。到目前为止并无一例损害事件，只是凭动物试验和富有争议的剂量测定，就基本判定白酒行业“有原罪”，这不禁让人质疑是酒业败坏，还是安全标准本身就存在问题。当政府的“安全标准”成为是非准绳，那么谁来解决企业“达标”问题呢？企业被勒令要求整改，改进工艺，是否存在其它未知隐患呢？

　　12月13日，针对愈演愈烈的塑化剂事件，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正式起草食品中塑化剂含量标准。我的看法是，政府的“食品安全标准”可以只是信息提示，不应太过当真，更不应以此作为判定企业罪过的准绳。或者说，这个标准并不需要。

　　有人或许要问：你要否定政府的食品安全和卫生标准吗，三鹿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也有理吗？

　　我的看法是：政府的安全卫生标准所起的作用常常是恶化市场，增加政府寻租，三聚氰胺事件是最典型的案例。政府对奶粉的蛋白质含量作了较严苛规定，致使低端奶粉市场受到排挤。有些蛋白含量不足走低价路线（营养虽然不足，但是未必有害）的企业，只得铤而走险在奶粉里掺假。三鹿这样受到政府庇护的重点企业也将变得肆无忌惮起来。由于政府标准的存在，市场细分和消费者识别失灵，第三方检测和媒体的监督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想一想，政府庇护下的三鹿奶粉，如果不是拥有多项技术荣誉和国家实验室认证，它还能在市场上畅通无阻直至闹出人命吗？

　　市场既包含自由选择，也蕴含竞争监督。街面的小吃、麻辣烫和臭豆腐，他们的卫生状况如果按政府标准的话，无疑是肮脏和致命的。消费者却不以为意，他们会在舒服畅快和安全健康之间做出选择，还会在各种食物甚至摊位之间做出投票。只有专横成性者才认为政府有权代替消费者进行识别和选择。至于更高级复杂的食品，则有医学卫生、食品检测机构、专业人士提供知识指导。市场从来不缺乏这种机制——酒鬼酒塑化剂危机爆发出来，股市上的食品安全检测仪器股票率先涨停。也就是说，当人们关心食品安全，市场上的相关服务就会获得重视涌现出来。各类科学组织和专业机构纷纷出来答疑释惑，澄清错误知识。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永远比政府机构更专业灵活，似乎也更值得信任。

　　（作者系搜狐财经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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