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尉：别老盯着农民那点“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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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可以设定农民工能享受的社保福利与其缴纳的社保费用相结合。对于付出与收益相结合的改革，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但没必要因为一个“户籍”身份的转换，而去剥夺人家已经拥有的甚至传承了数代人的“土地财产”权利。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2012年1-11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1023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181亿元，下降11.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3478亿元，同比减少4983亿元，下降17.5%。

　　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房地产调控，使得土地流拍或土地成交价格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国家“18亿亩”耕地红线控制，使得地方可用于开发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对于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来说，土地收益减少，的确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

　　“十八大”之后，“新城镇化”的政策取向，成了对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基点。李克强副总理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通过“新城镇化”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论新一届领导层“新城镇化”的真实内涵是什么，但是，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最希望看到的“新城镇化”，却是新一轮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政策信号。也是在这样的预期驱动下，近期股票市场上，房地产、水泥、建材等股票表现得风生水起。

　　在11月19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北京主持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要立足内需，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而推动城镇化，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把农民工逐步转为城市市民。

　　在这次讲话中，户籍制度改革被提升到“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的高度。相信在今后五到十年中，特别是即将开始的2013年，“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一定会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其实，早在几年前，重庆等省市就已经开始了 “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试点工作，也总结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拨出了专门的资金进行这方面的课题研究。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障碍似乎是转换成本，“农民工”要转换为“市民”，必然增加城市公共福利支出的成本，比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和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差异成本。在这些所谓的“转换成本”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应该不是官员主要考虑的因素，因为这些“成本”本来就存在，不会因为把已经在城里生活的“农民工”换了一个“户口本”之后就需要为此多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而且即使要增加，地方官员也应该是欢迎的。真正让地方官员们担心的是，增加的社会保障成本和义务教育差异成本。

　　因此，分担转换成本成了中央政府、户籍迁出地政府和户籍迁入地政府博弈的重心。也许每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站在自身的立场上，为地方利益考虑都是对的。就像此前媒体一直在讨论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在全国社保资金亏空巨大的情况下，深圳社保却奇迹般地保持着高额盈余，但据媒体披露，深圳社保盈余的背后，是由于深圳有着全国大城市中最大比例的“农民工”，而深圳又通过制度设计使离开深圳的“农民工”缴纳的社保基金“带不走”，以这种模式来实现盈余。

　　但这样的做法牺牲了谁？农民工。现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每一个省市，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都离不开来自贫困落后地区的大量劳动力。而其中最典型莫过于领改革开放先河的珠三角地区，曾经深圳、东莞等地就业人口中70%都是内地来的农民工，毫不夸张地说，深圳、东莞等地的经济成就和当地市民美好生活，很大程度上源于内地“农民工”以极低的收入而付出的青春年华。

　　所以，当我们现在讨论“农民工市民化”的时候，把这种户籍转换简单地认为增加了户籍输入地的“转换成本”，显然是有失公道的。

　　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讨论“转换成本分担”的时候，学者和地方官员们首先想到的是“土地置换”，通过“土地转让收益”的转移来分担“转换成本”。具体的做法包括，“农民工”要转换户籍变成“市民”，首先要承诺放弃农村承包土地甚至是宅基地，然后把宅基地复耕等置换出来的土地指标给户籍输入地使用，户籍输入地取得土地指标后可以通过土地国有化征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获得土地转让收益，从而增加户籍输入地地方政府财力。

　　在这个复杂的逻辑背后，最核心的两个字“利益”，而这个“利益”最直接的牺牲者就是“农民”。为了换取一个在城市中生活，享受国家给予的城市福利的前提是，放弃其祖辈传承的财产权利，而这个城市所能给予的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市民福利”有着农民工的贡献，甚至因为在“户籍制度”改革前，他们已经为这个城市的建设，为这个城市原有“市民”享受的福利奉献了几年乃是几十年。

　　“农民工市民化”被新一届领导班子赋予了“新城镇化”拉动内需的使命，但除非再走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泡沫拉动内需的老路，否则我们的内需绝不会因为农民工换了本户口簿而增长起来。真正的增长一定来自取得了“市民”资格后的农民工，因为有了更好的社会保障而转化出巨大的消费需求。

　　剥夺农民工的“土地财产”权利，只会让农民工更没有安全感。重庆最早从2007年开始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于2010年8月开始进行卓有成效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开创性的创设了“地票”等改革措施。有研究表明，迄今为止，在关于“是否愿意将土地承包权域宅基地换取城市住房与城市社会保障，成为城市居民”的问题上，仍然有30%多的农村居民表示不愿意。

　　这方面除了“根”的文化因素外，对于“土地财产”作为最低生活保障的依赖，依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对目前国家所能提供的养老保障不放心的最直接体现。

　　为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可以设定农民工能享受的社保福利与其缴纳的社保费用相结合。对于付出与收益相结合的改革，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但没必要因为一个“户籍”身份的转换，而去剥夺人家已经拥有的甚至传承了数代人的“土地财产”权利。

　　（作者系北京领优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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