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追求有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

　　【“再改革”系列评论之二】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前不久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要求的是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会议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从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规模，到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是中国经济势在必行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础。然而，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地方政府，期待高增长的念想、推动高增长的行为，一直没有停止过。前不久，在国内一所著名高校召开的研讨会上，“重返高增长”成为会议主题，并有专家作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8.5%或以上的预测。另有一所著名高校的研究机构甚至给出明年经济增速9.2%的预测。

　　尽管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其体制基础仍然存在，因此，笔者不敢断言，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绝对不会达到8.5%及以上，但一旦达到，将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讽刺，是中国经济的悲哀。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所谓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体制基础，一方面是指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职能和行为。直到目前为止，层层分解下达或变相下达地区生产总值（GDP口径）、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指标，在地方政府仍较为普遍。以“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长指标为例，中央政府预期7%，各省、市、区的指标加权平均为10.5%，比中央的高出50%。另一方面是指，扭曲的要素价格和仍然存在的各种“双轨制”，它们也在推动着高代价的高增长。

　　这可以表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同时也有某些体制性因素的不当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要追求的有质量和效益的增长，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最大限度上消除扭曲的体制性因素（如地方政府的过度作为）对增长的影响，以期获得健康平稳的增长。

　　经济学用潜在增长率这个概念和指标，表达一国（或地区）经济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是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决定潜在增长率水平的主要因素，一是投入要素的增长，二是劳动生产率水平。潜在增长率简单的估算方法，就是按一个较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计算。因此，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条件的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内外机构和专家都下调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低则下调2个百分点，高则下调3.5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有望达到8%的年均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居安思危，成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二三十年有望再次创造奇迹。

　　《大预测》一书作者，美国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说，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人口老龄化、高比例的制造业以及低估汇率政策，将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滑3.5个百分点。他预测，2010-203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5.5%，而不是其他经济学家所预测的2个百分点的下滑，他自信这一预测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但他认为，中国获得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不需要继续维持当前的增长率，维持一个低得多的增长率仍然可以获得主导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目标所要求的年均增长率略高于7%。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未来20年的增长率都在6%～7%之间。

　　高增长的现实基础已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现实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推动的。然而，恰恰在投资领域，支撑高增长的可能性正全面式微。大部分经济学家和业界人士的一个共识是，未来几年，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将进一步显露，该领域广泛而严重的产能过剩将给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带来长期性的减速压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抑制。这是对高增长的一个主要制约。

　　人们的另一个判断是，在房价回落到普通家庭能够承受或政府认为合理的水平之前，中央政府将继续实行抑制房价的政策。一旦房价保持强势，央行在降息和降准等方面都将会很谨慎。因此，房地产投资重现曾经的辉煌几无可能，外商直接投资（FDI）大举进入中国的时代也将成为过去。

　　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后，凭借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等优势，深度融入并充分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种受益主要表现为FDI和商品订单同时流向中国，给中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提供了强劲而持久的推动力量。然而，目前，全球中低端产能向中国的转移基本上已到极限。而且，受制于国内成本上升和发达国家自身的因素，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长期的影响，产业资本外迁和回流所产生的对投资的影响已不可小视。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出口，也难以继续维持两位数的增长。金融危机和政府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作为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的欧盟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速急剧下滑。在这一增速持续回升之前，中国的出口增速就难以回升。而且，危机使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使得中国出口很难继续保持较高增速。

　　就我们自身而言，与FDI增速下降同理，因为加工贸易占半壁江山，当各种成本持续上升，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回归实体经济又取得成效时，这个双重挤压势必打压出口的增长。

　　同时，在过去三十多年，资源及环境被过度使用，其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已遭受重创；数据测算表明，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将在近期进入一个劳动力持续减少的过程。凡此种种都意味着，高度依赖价格扭曲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环境，以及外部需求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与此相适应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历史。如果试图利用残存的旧体制的因素，或再加上刺激政策的作用，重启高增长，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将遥遥无期，资源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压力将更加严峻，其他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亦将如影随形，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高增长必须转变为有质量和效益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