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改革实际上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通过“世界末日”我们有了一次心灵的洗涤。我觉得差不多一样，因为都是人，所以我自己也感受到一些实际大的变化。我随便讲几个，因为世界末日这个观点，叫做doomsday，又叫审判日，是judgement day，好几个宗教都在宣扬这一点，而且相信这一点。实际上这种微观的世界末日，或者各地的世界末日都在发生，各地的末日都在发生。日本发生海啸的时候，实际上是魔鬼处在细枝末节。当海啸来的时候，核电站发生核泄漏，本来是可以制止的，可以有第二条系统，救援队去的时候是发现带的插头和那个专用插头配不上，他们花两小时回去换插头。要是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会马上检测，把两个电线插上就完了。但是他们就不成，回去核辐射已经到了人不能进入的地步，就造成这样一个大惨案。在灾难面前，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世界末日了，海啸来带走了一切。

　　为什么讲是心灵的洗涤呢？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去，去的时候赶上第一个中秋节，一个朋友卖月饼，一天他卖了好几十万。为什么？大家心态改变了，大家觉得劫后余生，赶快团聚吧。让大家看到一种危机意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我觉得还不够。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中国的宗教里还没有末日的概念。第二个我们这么多年是和平的，中国军队自越南边境战争以来就没打过仗。所以，大家危机意识是不够的。日本海啸的时候，我去日本，看了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小一个塑料袋，这个塑料袋干嘛的呢？装水的，紧急的时候你哪有桶啊，但是拿塑料袋装好水密封，就可以带走。这样一个小袋子上厕所可以解决问题，非常多的各种。荷兰给过联合国这么一个东西，12美元一个，上面有过滤的装置，不管什么废水你吸就成了，过滤病菌都没有了。还有更新的一些桶，拿过来以后，像汽油桶一样，一边黑，一边白，这是进口，那是出口，从这边喝就可以了。这些技术是有的。中国人在这个观念还不够。

　　改革是什么呢？改革实际上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不容易。政治呢，实际上要制衡，我觉得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有很多新意。其实在党章写上生态中国，包括几个生态，政治生态，一个是制衡，一个是反弹。政治讲的是平衡，大家原来说打左灯往右转，或者打右灯往左转，或者现在打着紧急灯有危机意识，一直往前走也都可以，需要一直往前走这个概念。

　　政治生态是讲的制衡、反腐，经济生态是做什么呢？我今天开了一句玩笑，清水同盟应该成为轻税同盟。财政收入不能永远长时间大于国民收入增长，应该重视民生，反对垄断，这个是一个博弈问题。当然在环境生态，这个更重要了，我可以透露一个细节，有一个关于沼气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报到中央以后，每个领导同志都画圈，但有一位领导拿A4纸写了一篇半纸。这位领导就是现在的第一把手（习近平），他干了七八年沼气，他每个细节都懂，这样的人他在血液里有一些生态意识，他在农村里待过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希望。

　　当然主要的还是要靠制度，我们这个制度还很不健全。我说一句很不好听的话，现在搞环保的人，搞公益的人，被当做下九流，相当于原来的臭老九，大家看不起你，觉得你是来要钱的，你干不成什么事儿，也确实没做什么事儿。但这件事又是一件大事，当中国不只是开发商在庙堂之上的时候，中国就有希望了。我举一个例子，我这两天开了两个很沉重的理事会，在会上我们讲了一个问题。有这么一个国家（缅甸），中国是它的第一大投资者，我们哪里投了140亿美元。已经投资几十亿美元的水电站遭到左中右社会各界毫无分歧的反对，下面其他项目也在受到阻碍，为什么？

　　我们的企业家也想像在国内一样，利用公权力就可以攫取资源。但是在其他国家不是这样的，你要考虑民生，不能光考虑市场风险，里面有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民生风险，你都没有考虑。中国的国际大战略，现在北边是一定要安定的，西边已经有上合组织，东边也是安定的，朝鲜日本，我们只剩一条南破的路，而且我们能源线是从马六甲海峡过来的，一定要从缅甸打开通道直接到印度洋，如果没做到，就是战略的大问题了，看起来是一个生态问题，其实是一个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