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澳门这十年,可谓是一个迷失和传奇的十年。无论是新任特首崔世安,还是澳门民众,都期待一个超越“博彩澳门”的新澳门,尽管要实现这种期待和超越,选择有限,道阻且长。
刚刚过去2012年12月20日,海风一如平常一样,安静地吹拂着澳门城的每一座建筑。像这些安静的建筑一样,这个城市的人们似乎对这个纪念日也没有了太多的热情。13年过后,这个一度引发诸多血泪的葡国殖民之地,真的开始将殖民的记忆放下,并从十年前开始,在中国的逻辑下生长,寻找新的城市繁荣路径。
10年前,回归后的首任澳门特区政府开放了赌权,将博彩业从一家经营,变更为多家企业共同经营。此时,回 归才3年的澳门面临的现实窘境包括:由于澳门的制造业在1990年代就已经基本转移到了内地,国际贸易地位也早被迅速崛起的香港取代,加上澳门的幕后控制人葡国政府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澳门经济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低迷期。
回归后的首任澳门特区政府希望借助赌权开放破解澳门经济困局。赌权开放后,美国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迅速进入澳门博彩业。中央政府则适时地推出了内地居民自由行政策,逐步放开了内地居民到澳门进行博彩业消费的口子。澳门博彩业急速繁荣起来。
转折发生在2006年,这一年,澳门博彩业总收入超过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澳门就此成为世界第一赌城。
一年后的2007年,澳门人均GDP超越新加坡,成为亚洲“首富”。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澳门居民的社会福利、生活水平也大大提升,直到目前,澳门居民享受着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等。
历 史在此地片刻也不曾停歇,正如此地的兴衰片刻也不曾静止一样。作为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最早窗口,澳门曾在中西交流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而香港崛起后,澳门地位下降,直到回归大陆后,博彩业又成就了澳门。但十年来,澳门的经济成就来自于博彩业,澳门的所有问题也与博彩业有关,取得了经济奇迹的澳门,也面临着诸 多挑战。
澳门这十年,可谓是一个迷失和传奇的十年。无论是新任特首崔世安,还是澳门民众,都期待一个超越“博彩澳门”的新澳门,尽管要实现这种期待和超越,选择有限,道阻且长。
1. 西方的远东“飞地”
1554年,当时任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破例让一群葡萄牙商人在浪白澳登陆的时候,他肯定无法料到,一个改变中西方交流历史的时刻开始了。
这 一年,这批远道而来的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以船上装载的送往北京的贡品潮湿为由,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让他们登岸晾晒。此时,汪柏是广东海道副使。葡萄牙商人们为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一些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或许是这些小东西打动了汪柏,汪柏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
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的浪白澳,此时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葡萄牙商船在浪白澳登陆后,经过多方周折,又获得了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从事和平贸易的许诺,但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 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基本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
这些最早登陆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及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探险者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逐步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
再后来,葡萄牙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澳门,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
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
此后漫长的两百年间,西方的思想观念、文化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由此认为,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
直到1999年,回归大陆让澳门再次被世界以及内地人重新认知。
2. 亚洲城市“首富”
1535 年开埠后直到1840年约300年间,由于独特的历史及地理位置,澳门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港口和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继港。其间,澳门的经济结构主要是转口贸易、传统手工业及博彩业。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以此为基地,大力开展澳门与印度果阿(Goa)直到里斯本;澳门与日本长崎;澳门与马尼拉直至墨西哥、秘鲁的国际贸易,形成了以澳门为中转港的全球“大三角”贸易圈。
上世纪70至90年代初,由于澳门拥有出口配额的优势、港澳往来方 便,以及澳门具有低税的投资环境,大量港商将澳门作为制衣业、纺织业的生产基地,澳门由传统手工业主导走向以出口加工业、博彩业、金融保险和建筑地产业等四大支柱产业为主。以制衣业、纺织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在20世纪70及80年代极其辉煌,曾一度高占澳门GDP近37%。
然随着香港转口贸易的兴起,以及内地的改革开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澳门的加工企业逐步转移到内地,出口加工及港口贸易迅速衰落。此外,由于澳葡政府长期实行“无为而治”,澳门经济进入了多年的低迷期。
回归前,澳门经济已经连续4年负增长,失业率上升,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回归后,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以发展经济为其首要工作,提出“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施政方针。在2001年施政报告中,何厚铧明确提出“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的产业政策。但是,澳门的旅游博彩业该如何突破?这是何厚铧政府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很快,一个绝佳机会摆在了新一届政府眼前。
澳门博彩业始于19世纪40年代,由澳葡政府颁布法令博彩业专营化。此后,从1962年起,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先后取得了长达40年的垄断经营权。2001年12月31日,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长达40年的博彩专营权即将到期。
何厚铧抓住旧赌约到期的机会,作出了改变澳门历史的选择改革博彩业制度、开放赌权、实行赌权多元化。
2002 年,澳门政府通过公开竞投,发放了三个博彩专营牌照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有65年历史的 澳门博彩专营制度就此结束。后来,博彩牌照经过三次转批给,赌牌数目扩展到了6个,澳门赌业进入六雄逐鹿的新时代,澳门的博彩产业从此由一家企业变成了一个市场。
随后,中央政府给予澳门的特殊政策也先后到来2003年,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内地城市港澳“自由行”和CEPA政策。2003 年,全国只有49个城市开放澳门自由行,2011年已经增加到了近百个。访澳旅客人数逐年大幅度上升,分别在2001年和2006年突破1000万及 2000万人次大关;2003年,到澳门的游客为1180万人次,2007年达到了1700万人次,2008年则超过了3000万人次。而最新的数据是, 从1999年12月20日澳门正式回归算起,至2012年12月19日,13年间,仅从珠海拱北口岸出入澳门的就有9.1亿人次。
澳门博彩业进入了新一轮的大繁荣时期,澳门经济也随之振兴。
2001-2010年十年间,澳门GDP年平均增幅为14.5%。2007年,澳门人均GDP首次超越香港;2010年,澳门GDP年增幅为17.4%,人均GDP达到51000美元,位居亚洲第一;2011年,澳门人均GDP以6万多美元继续稳居“亚洲首富”宝座。
在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7月发布的亚太经济体“国民福祉与生活标准”调查中,澳门在23个国家和地区中跻身第五位。
回 归当年,澳门GDP总量仅为490.2亿澳门元;2011年,澳门经济总量达2910亿澳门币,经济规模是回归前的六倍。2000年,回归后的首任澳门政 府财政收入仅为153.4亿澳门元,2007年跃升至406.9亿澳门元,2011年为1700亿澳门元;2012年有望突破2000亿澳门元。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失业率显著降低,澳门政府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也随之增强。政府通过改善民生,加快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公共事业发展,实施中小企业援助、科技发展等经济扶助政策,夯实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回归前,在澳门“月入过万”已算是高薪厚职。而今,月入过万在澳门已经算是普通职位。由于博彩业的迅速发展,博彩就业人口薪酬也迅速上升。只要家庭成员中有人从事博彩业,就可带动整个家庭“脱贫”。
前 任行政长官何厚铧于2009年卸任前回顾十年经济建设时表示:“澳门过往经济发展并不畅旺,相当数量的基层家庭处于比较贫困的处境。旅游博彩业和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令一大批中青年得以进入薪酬相对优厚的行业工作,从而大幅改善了所属家庭的整体收入,明显缩减了贫富差距、改善了跨代贫穷。”
但很显然,这些多是建立在博彩业基础之上,拜博彩业所赐。
3. 博彩业一业独大
站 到澳门标志性建筑物大三巴牌坊前,向东观望,可以看到由一个巨大的球形以及一个澳门特区区徽莲花造型的金色大楼组成的金色建筑物那是澳门著名博彩场所 新葡京酒店所在地。从大三巴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新葡京酒店,这里是澳门大型博彩场所的集中地,新葡京酒店隔壁不远是永利公司、对面则是老牌博彩企业英皇公司所在地。
2005年,中央政府修改了澳门自由行条款,将澳门自由行的签注改为了两个月才能申请一次,同时加大了对官员出境的限制。
赌权开放后,澳门经济高速发展并转型为以旅游博彩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博彩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重新成为澳门经济的龙头产业。博彩业一枝独秀,成为澳门经济振兴的主要动力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 年,澳门取代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博彩收益最多的赌城。2008年,澳门博彩毛收入达1098亿澳门元,接近赌权开放前博彩毛收入的5倍;博彩税收入达 419亿澳门元,占澳门政府收入的82%。博彩业占澳门GDP的比重则由1999年的23.98%上升到2007年的35.59%。
根据统计资料计算,1996-2010年间,澳门的公共行政、社会服务及个人服务(包括博彩业)以及本地GDP的离散系数均为44%左右,这意味着澳门经济几乎完全受博彩业波动所左右,相对于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其不稳定性较高。
澳 门博彩监察协调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澳门各类博彩项目毛收入达到1883亿澳门元,比上一年增加57.5%,占本地生产总值的84.7%;2010年,澳门博彩税总收入68776亿澳门 元,比前一年增加55.2%,占公共财政收入的77.7%。2011年,澳门博彩收入增幅达45%,博彩税收在公共财政收入的占比高达80%以上;预计 2012年,博彩税收在公共财政收入的占比也在80%以上。
2012年12月5日下午,澳门英皇酒店3楼电子博彩机(内地俗称老虎机)大 厅内,上百台电子博彩机前人头攒动,一群来自内地、讲一口标准国语的中老年女士正聚精会神地投注;旁边还有几个东北口音的中老年男士也在专心致志地操作。这里的电子博彩机每次至少需要投入20澳门元,每次至少按照0.5澳门元或1澳门元的倍数投注,这种玩法看似很小,但一个小时下来也可以输掉几万元。记者 尝试了下,以100澳门元为本钱,玩了几轮后赢了几十澳门元,但随后就一直输,10分钟之内,100澳门元就输光了。
在博彩公司的VIP室内,短短几分钟之内输掉几万、几十万非常普遍。到澳门赌钱一度成为一些官员、企业家的时髦之旅,珠三角的一些报章曾经多次报道一些官员、企业高管挪用大量公款在澳门赌钱、输钱的案子。
2012年12月6日,珠海拱北口岸内某旅游公司一名负责接送旅客的员工对记者说,她在这里工作几年了,几乎每月碰到好多个输得连回家的车票都没有钱买的内地人。
为吸引更多普通内地游客到自己的博彩公司“体验”,几乎所有博彩公司在关闸外都设立了免费穿梭巴士,游客过关后可以乘坐这种免费巴士直达该博彩公司。还有的博彩公司为高端客户(如一次在该博彩公司花费数万元以上)提供五星级酒店的免费住房、餐饮。
也正是由于普通观光客增量巨大,使得澳门博彩企业受案件的受影响不大,博彩收益继续高速攀升。
但是,博彩业超常态发展不仅进一步奠定了自身的龙头地位,并借由资源集聚的“马太效应”和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呈现出“一业独大”态势,在推动澳门经济专业化的同时,也使得澳门的经济结构单一化倾向日益凸显。
于是,产业多元化在澳门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
4. 产业多元日益迫切
无论从人口还是陆地面积看,今天也只有50多万人口、20多平方公里的澳门尚不及广州的一个区甚至珠三角的一个乡,因此清代的《采访册》将澳门称之为“澳门乡”。
在经济研究者看来,澳门是典型的微型经济体,资源配置空间有限,经济发展易受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不够全面、不够协调,对博彩业过分依赖,将经济命脉维系于一个单一产业显然非常危险。
更 何况,博彩业不同于一般产业,是一个道德上备受争议的产业,具有明显的特异性:一方面表现在自身的暴利性质,它一旦发展为经济体的主导产业,往往成为吸纳 生产要素的“洼地”,挤压其他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进而扭曲经济结构、增加社会成本,导致经济结构极端化,发展风险剧增;另一方面,博彩业是一个政策依赖性极强的外向型产业,发展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设赌地政府的开赌政策,更取决于客源地政府的禁赌政策。
澳门博彩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地政府给澳门的特殊照顾开放内地游客到澳门赌博,但这个政策能持续多久,澳门人自己并不知道。
由于博彩业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得澳门整体经济的脆弱性和波动性增大。2003年非典疫情、2005年新加坡赌博合法化、2007年中央收紧澳门自由行,均对澳门博彩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周边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大力发展博彩业,也给澳门博彩业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和现实的竞争。博彩业超速发展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膨胀,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和强烈批评。
这个高风险且具有投机性质的特殊行业,在缺乏配套产业的情况下,吸纳吞噬了澳门大量资金和人才,使澳门经济发生扭曲,并极有可能陷入脆弱的危险境地。
亚洲国际博彩展(G2E Asia)前瞻报告显示,48%的专家认为,澳门博彩企业实现收入渠道多元化“极为重要”,35%的专家认为“颇为重要”,几乎没有专家认为澳门单靠博彩业就可以持续繁荣。
“毫无疑问,澳门经济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未来。”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博导、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郝雨凡对记者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要求澳门在经济上进行适度多元化发展,澳门政府也在积极进行多元发展。
澳 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早在2001年的施政报告中就提出,“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带动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之后也多次强调要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2006年开始,澳门政府明确提出以会展业为主业促进澳门 经济多元发展的方向。这一方针也被纳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中。
但是,对于多元发展的急迫性,澳门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澳门社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澳门九九学社副主席、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秘书长陈炳强认为,澳门旅游博彩业成为澳门的经济龙头,是在市场机制下,各产业自然调节的结果,所以用不着刻意改变这一发展态势。
在 其看来,在奉行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任何政府都不应该试图直接以行政指令改变产业结构比例,而最多只能制定法律、法规,并透过宏观产业政策去引导产业的更好 发展。此外,更不应该以政府行为代替企业投资者的行为。所以,到头来哪一种产业在当地的发展速度最快,哪一种产业最能吸引企业投资者愿意投资和发展,亦最终只能服膺市场机制,尊重产业自然调节的结果。
陈炳强因此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博彩业在内的整体旅游业都是澳门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他行业则只能处于次要位置,甚至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是经济中的“绿叶”。“绿叶”有绿叶的价值,不是不重要,但主次地位一定要分清楚。
澳门社会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监事陈秉松也认为,澳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发展旅游博彩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才会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有利于带动其他的产业、行业一起发展。
2002 年,澳门政府开放赌权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美国在发展会展服务、休闲度假等博彩旅游产业的成熟经验,为博彩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带动澳门经济向多元化发展。但郝雨凡认为,从目前来看,“澳门博彩产业单一化现象依然空前加剧,多元经济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但无论如何,在澳门官方看来,澳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日渐迫切。从居安思危、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角度来看,切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则是澳门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涵。
5. “亚洲首富”的两重图景
在 澳门岛新马路旁边的一个小巷内,祖籍江门的王球利正在紧张地为客人们准备早餐,他的摊位就设在这个两米宽的巷子里,做饭的炉火就放置在巷口,一块雨棚可以 让他在下雨天也可以照常出摊。身为已经在澳门生活工作了将近20年的新移民,王球利非常乐观、勤奋,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苦恼儿子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但澳门稍微好点的房价已经涨到了三四千澳门元每尺(大约两万到三万每平方米),对于工资只有一万多澳门元的儿子来说,想买一套千尺大屋,还是非常吃力的。
事实上,这是很多澳门人的苦恼。
尽管与内地众多城市相比,澳门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但是,与人均GDP“亚洲首富”的地位相比,澳门人还是认为自己享受的生活品质尚有非常大的差距。
澳 门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2005年和 2007年组织了两次“澳门居民综合生活素质调查”,“认同社会上存在收入差距问题”的人数,从80%上升到了95%;认同此问题“严重及很严重”的人数 从62%上升到了74%。此外,2000年-2003年,澳门的通货膨胀为负数,此后逐年上升,社会财富总体分配与共享,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部分居民更因物价水平连年上升,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反而下降。
贫富差距成为澳门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回归后,澳门基尼系数持续上升,从1999 年的0.43上升到2006年的0.48,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发布的调查显示,2007年,澳门人均GDP首度超越香 港,但以家庭最终消费相比,澳门仅及香港的54%。
“澳门特区经济表面繁荣之下,财富分配却‘极不平等’”。澳门立法会直选议员吴国昌指出。
澳门人均GDP从1999年的13000美元,激增到2011年的64000美元(增加4倍以上);但澳门居民人均月收入却只是从1999年的4900澳门元,略增至2011年的9600澳门元(增幅不足一倍)。
吴国昌发现,澳门低收入者在日益提高的生活成本下,处境更为难堪。原本在工业社会有稳定工作机会、身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人,在分配不平等的后工业社会沦为缺乏稳定工作机会的边缘劳工,且在外劳与黑工竞争下被压低就业条件。
现在看来,前两届特区政府在高效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留下了长期忽视民生建设的后遗症,医疗、社保、房屋、工资收入、财富分配等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集中在一起。这些问题,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澳门取得的那些光鲜的成就。
在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调查中,澳门居民对于整体社会生活素质的评分均是3.18分(5分制)。在2009-2010施政年度,有42.82%的澳门居民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施政表示“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不满意程度超过了其他六个范畴。
回归后第二任行政长官崔世安施政一周年时的民调显示,楼价问题是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78.73%的居民认为“调控楼市,压低楼价”是澳门政府当前应着重处理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澳门居民每天真切感受着的澳门只是在原地踏步。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智毅对本报记者指出,面临目前高速通胀和房地产价格高企的形势,澳门的“中产阶层”也倍感压力。
崔世安在2011年施政报告中表示:“由于房价、物价持续上升,对中产阶层也造成负担。在关注弱势社群的同时,特区政府亦关心中产阶层所面对的问题”。
为了缓解民生压力,促进社会和谐,改善居民生活素质,崔世安政府采取了现金分享、税务减免、修建经屋、规范市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建医疗设施、医疗辅助计划等措施。
2000 年后,澳门政府几乎每年都推出一些纾困措施,如面对全体居民的“现金分享计划”。2012年,更是推出了澳门永久居民每人都可以获得8000澳门元的现 金,非永久澳门居民可获得4000左右的澳门元的政策。对于那些依靠政府救济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家庭来说,这笔现金可以解决他们的一时之困。
但是,很多澳门人认为,对于澳门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来说,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通胀。同时,对于澳门未来的发展方向,民众与政府也开始出现分歧。
6. 陷入两难的发展决策
过去10年,博彩业一直是澳门经济的支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博彩业依然将是澳门经济的支柱。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政府明确的提出,澳门要发展成为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以及建设成为葡语国家商贸交流合作的服务平台;澳门政府给澳门的定位也是“世界级的博彩旅游城市”。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希望将博彩、旅游业继续做大做强。
2012年,澳门政府计划在距离澳门观光塔附近的西湾湖建设一个夜市,为游客们提供餐饮服务,让游客们来到澳门有赌场可以去,有夜市吃东西。从吸引游客的角度看,这种规划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此计划刚出台便遭到了广大澳门居民的强烈反对,最终西湾湖夜市规划被终止。
“这是澳门数年来积累的怨气的总爆发多年来,很多澳门人觉得,政府为了吸引更多游客牺牲了很多澳门人的利益。”澳门问题的观察者、澳门本土著名青年学者李展鹏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在香港中文大学读MBA的经历,让李有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视野。
李展鹏指出,每年涌入澳门的数千万游客觉得是在为澳门做贡献,自己花了钱理应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服务;但很多澳门人认为,游客们挤占了自己的空间、在与他们争抢本来就不丰富的资源。
事实上,由于游客日益增多,澳门地域过于狭小,以及配套服务尚没有跟上,澳门的社会承载力受到了严重挑战,出现了大都市普遍出现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等。现在澳门有一千多台的士,而每天涌入澳门游客多达7万,这导致无论是游客还是本地居民都会遭遇打车困难。
澳门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组织的那次调查中,在“最希望澳门发展的方面”这个问题上,只有14.4%的被调查人希望“澳门成为世界级的博彩旅游城市”,高达46%的人希望澳门成为“适宜居住、工作及快乐生活的城市”。
但澳门旅游局2012年的一份文件中,表达了继续吸纳更多游客、提升旅游经济的计划。
由此,澳门显然陷入了一个悖论澳门政府希望经济体量更大、发展得更好,要兴建更多服务设施、吸纳更多游客;但更多游客的到来则可能会激发与本地居民间的更多矛盾。
那么,可供澳门政府和民众来选择两全策略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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