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设计 民间社会的自我释放

　　拒绝赞助的救援队

　　文/秦蓁蓁

　　这支第一家国内正式注册的民间救援队，不愿意跟政府走得太近，也不接受任何商业援助，想要保持一种纯粹的志愿者身份。

　　2012年11月25日，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一处住宅小区的地下室里，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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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两点整，蓝天救援队（以下简称蓝天）的队长张勇低头看了一眼表：“好了，见面会正式开始。迟到的人不等了。”他的语调平和，但带着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说服力。

　　蓝天救援队成立于2007年，是一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志愿发起、从事户外遇险救援的民间公益性团体。成立以来，蓝天救援队先后参与了汶川地震、贵州抗旱救灾、玉树地震、北京“7·21”暴雨等灾难救援。目前，蓝天救援队在全国26个省都有分队，队员人数超过2万人。他们还开设了公益遇险紧急救援电话：4006009958，承诺接到求援电话后4小时内到达现场。

　　当天，有20多个新队员入会，队员的背景各不相同。经过了5年的发展，蓝天救援队的人员已经从初期单纯的户外运动爱好者，逐渐形成了由户外志愿者、专业搜救人员、医护人员等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多元架构。在新队员里，小魏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在读硕士，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她和同学经常要去野外考察，加入蓝天救援队可以学到很多的户外救援知识，便于自救和救人；“五号”则是一名卫星工程师，因为从报纸上看到了蓝天救援队在北京“7·21”暴雨救援中的出色表现，而想要成为这支队伍的一员。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严重的一场暴雨。大雨持续了16个小时，部分洼地积水深度达5到6米，房山、丰台等地局部山区出现洪水并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当天晚上9点多，蓝天救援队紧急求救热线的铃声急促响起。正在队部值班的张勇接起电话：“京港澳高速公路边上出现溃坝，大量汽车被淹，有人员失踪情况，急需支援！”与此同时，来自北京各地区的求救电话也接二连三涌进来。张勇紧急协调各部门。半小时之后，蓝天救援队房山分队的队员就赶到现场与当地消防部门汇合。当晚11点，京东分队队员也带着皮划艇、潜水服等工具抵达京港澳高速公路。

　　在这次救援行动中，蓝天救援队共出动队员101人次，解救群众288人，紧急处理十几名伤员和突发病患，摸排出81辆被淹车辆，并打捞起3具遇难者遗体。

　　面对这组数字，张勇却遗憾地说：“蓝天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队员许明英说：“是队长（张勇）让我真正地理解了蓝天存在的意义，了解到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如何去关注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但在张勇看来，做一名志愿救援者，并不是他的初衷。

　　张勇，河北人，39岁。从小在太行山脚下长大的他，一直都对爬山、探险有天然的亲切感。出于对户外运动的热爱，2005年，张勇告别妻女，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一家知识产权事务所找了一份行政工作。“之所以选择留在北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特别喜欢户外运动，感觉在这里能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驴友。”张勇当时用“远山凝碧”的网名泡在各大户外论坛，也经常参与一些驴友自发组织的户外活动。

　　2007年冬，一名驴友在灵山景区失踪。张勇和几个户外经验丰富、熟悉线路的驴友自发集合在一起，开始了几天几夜的搜救行动。“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努力，可这名驴友还是遇难了。”这件事对北京当时的户外圈子震动很大，很多人觉得有必要组建一支专业的搜救队伍，帮助在户外遇险的朋友。于是，二三十名在户外运动中相识的“热血驴友”，组成了现在蓝天救援队的核心团队。

　　“刚开始，我们主要是帮助一些在野外遇险的人，因为大家本身也都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对于山野环境比较有经验，所以有能力救援。”蓝天救援队内部实行AA制，每次救援所需的装备、费用都由队员自己负担。张勇说：“都是自愿的，大家爱好干这个。”

　　短短几个月后，一场发生在汶川的大地震改变了蓝天救援队的命运。

　　由于汶川采取对全国开放的政策，很多民间救援队和志愿者都怀着满腔热情赶到了现场，蓝天救援队也不例外。

　　在汶川，张勇第一次感受到国家救援体系的薄弱：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只有300多人，远远不能满足救援需求；现场虽有从外地调来的多支武警部队，但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装备，武警只能一直靠手刨；医护人员跟不上救援的步伐，很多伤者躺在路边无人救治；如潮涌来的NGO和志愿者没有人组织管理，大量救灾物资来不及发放。

　　这个时候，民间救援力量反而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地震袭来的时候，山路断裂，很多村庄成为孤村，与外界失去联系。蓝天有长期积累的“山野作战”经验，就担负起开辟山路、进入村庄、建立联络的重任。

　　“你别说，在山野救援这一块儿，其他救援组织还真比不过我们。我们搞户外的，就是对大山有感觉。”张勇说。灾区很多倾塌的楼房下，都可能还有生还者。由于楼梯全被震碎，官兵们无法下去，但带有垂降设备的民间救援队就能顺利下去。事后统计表明，汶川地震中总计有95支专业救援队参与，其中民间救援队占了绝大多数。

　　“以前我们做山野救援，一次就一两个人，一年能救几十或者几百人。可像汶川这样的大灾难，一次就有近10万人失去生命，几十万人受伤，这种灾难仅靠国家的救援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民间专业救援力量的参与。”

　　张勇一边说一边给大家播放蓝天救援队队员自己制作的一组短片。在玉树灾区，一个藏族小姑娘站在一堆残破的瓦砾上，对着相机露出腼腆的笑容。她的头上是湛蓝湛蓝的天空和美得像画一样的云彩，身后是一片残垣断壁。

　　把“玩”变成一种公益

　　从汶川回来，张勇的心就“野”了。他不想只是像从前一样小打小闹，他想把蓝天救援队发展成一个覆盖全国的专业救援队，“国家没关注到的我们填上，国家顾不过来的我们顶上，救援漏洞就能越来越少”。

　　然而，随着救援次数的不断增加，救援范围的不断扩大，费用越来越成为蓝天救援队的一个难题。一次普通的救援算下来，包括设备、汽油等，每名队员平均得花好几百元，有时赴外地实施救援，机票都得队员自己掏腰包。除了缺钱，没有身份认同，也让蓝天救援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有人给我们捐款捐物，我们不能给人家出证明，因为我们不是正式组织。去救援的时候也很难入场，没人给我们出公函。”

　　最让队员们心里难受的是，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时候，他们自身却没有任何保障。2009年，蓝天救援队共出动救援21次，救助遇险人数73人。“你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你想买份保险，没有任何一个保险公司给你提供服务。”蓝天救援队的财务负责人丛慧说。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15日凌晨1时25分左右，蓝天救援队青海分队就到达了地震现场，仅比中国国际救援队晚到3个小时，是最早来到玉树的民间志愿者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队员陆续开赴玉树后，丛慧一直在后方为前线的队友联系保险。多家保险公司称，没有专门针对救援人员的险种，保险公司“定制”的意外伤害团体险，只针对机关单位、企业及注册的社会组织，而蓝天救援队并未注册，没有法人章。一直到4月19日，美国安邦保险公司才主动为蓝天救援队30名队员免费提供了每人20万元人民币、共价值600万元的特种保险—不可抗力援救险，这种特种保险在中国国内还是第一次承保。

　　蓝天遭遇的困境，是国内所有民间背景的救援队共同面临的难题。为了获得一个“合法”身份，很多救援队选择了与大型基金会合作。如，国内比较知名的绿野救援队、V救援等队伍就加入了壹基金旗下的公益组织壹基金救援联盟。

　　2009年5月12日，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基于汶川地震中众多民间救援力量发挥的巨大作用，“壹基金救援联盟”正式成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约有400支民间志愿救援力量，其中加入壹基金救援联盟的超过290支。联盟支持救援队自己发展，为它们提供部分资金和装备，负责在执行救援任务时为队员买保险。

　　在很多救援场合，蓝天救援队都会遇到壹基金救援联盟。这两支队伍会互相帮助，也会有合作，但蓝天从未想过加盟。“我们叫联盟，不叫总队，就是说我们底下的各个队伍是独立的。但蓝天不是加盟体系，是一支统一的队伍，他们的团队文化和我们不一样。”壹基金救援联盟总干事蒋怡李说。

　　蓝天这种独立的理念，部分来自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孙硕鹏。在汶川救援现场，蓝天救援队的专业性曾给孙硕鹏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告诉张勇，要想做大，就不能只是“玩玩”，要去民政部注册，要合法、专业。直到现在，蓝天救援队的核心成员还习惯性地尊呼孙硕鹏为“孙老师”。

　　汶川归来，张勇曾多次找还在北京市红十字会任职的孙硕鹏，希望北京市红十字会能当蓝天救援队注册的“婆家”。为了能够打动孙硕鹏，蓝天救援队找了一间屋子，把他们所有的装备集中在一起，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装裱成册，找孙硕鹏来考察。

　　“我去了一看，七八个人一条枪，根本不成气候。”孙硕鹏说。

　　孙硕鹏原本无心与蓝天救援队合作，他的顾虑是所有要管理挂靠NGO组织的“婆家”所共有的：“救援这种东西风险太大了，万一救不出人来，自己再丢个人就麻烦了。而且他们的队员成分，我又不清楚。”

　　但孙硕鹏很快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到了蓝天的可贵之处。有一次日本地震，队员们对于是否要去日本意见不统一。“有一派认为应该立刻去、马上去，还准备了冲锋舟；另一派则认为不应该去；还有一派比较稳健，觉得能不能去日本得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孙硕鹏在一边看着三方互掐，他突然觉得，这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缩影”。

　　“他们虽然意见不一，但有一个民主协商的机制，有现代治理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目标是救援，如果他们没有一个组织的价值追求，那就是冒险的、盲目的，但如果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对社会的贡献不可低估。”

　　蓝天救援队与北京市红十字会在主管单位方面的合作上经历了不断的磨合。2009年4月23日，在北京郊区凤凰岭，蓝天救援队正式被北京市红十字会授予“北京红十字会应急辅助队”称号。

　　“定亲”仪式结束后，双方正式启动了给蓝天救援队走民政局注册的程序。由于国内没有救援队注册的先例，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查书都查不着该把蓝天救援队归到哪类”。为此，蓝天救援队整理了不下十几套注册文件，每套文件都有上百页纸的内容。

　　2010年9月9日，在蓝天救援队组织队员进行地震救援演练的当天，张勇接到了北京市民政局民非企管理处给蓝天救援队发放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该证书显示，蓝天救援队的申报名称是“北京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志愿者协会”。这意味着，蓝天救援队成为国内第一个以救援队命名、在官方注册的公益组织。

　　纯粹的志愿者

　　“张勇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人，为了想做的事可以放弃一切。”孙硕鹏这样评价张勇。

　　注册之后，蓝天救援队每年可以从北京市社工委得到30万元的拨款，用于支付救援、培训和购置装备所产生的费用。但对于一个全国性的救援队伍来说，这些钱显然不够。

　　首先是这笔钱不包括行政费用，而救援队最缺的就是行政费用。张勇掰着指头算：“网站服务器一年快2万，400热线电话也是要付费的，队员的保险、水电都要我们自己承担。”其次是培训和装备都不能用最好的；张勇一直想让骨干队员去美国接受一流的救援培训，但10个人去半个月的费用就要70万元。

　　蓝天救援队在民政部注册的类别是“民非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搞经营活动。很多人都劝张勇想办法用蓝天的名号赚点钱，例如，给企业做一些收费的救援培训。

　　“不能有任何商业行为来亵渎，这是蓝天的立队之本。”张勇回应说。曾经有企业给蓝天救援队无偿提供了一批户外服装，使用时，张勇要求所有队员必须将衣服上的LOGO拆掉。“救援队要存在，就得实实在在做事。大家都盯钱袋子去了，哪还有人有心思去做救援？”

　　组建蓝天救援队之前，张勇和很多队里的骨干都曾是北京一支老牌户外救援队的成员。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队里曾经尝试引入商业因素。“论坛里经常能看到商家的广告，有时候搞了训练活动沿途也要扯上商家的大旗。”有了钱之后，队伍内部开始围绕资金的管理权明争暗斗，连队长都被挤下了台。类似情况的还有河南户外救援联盟，这个拥有300多人、18支分队的队伍，在与企业合作后，队内对资金的使用意见不统一，几乎导致整支队伍的分裂。

　　“我们就想做一个纯粹的志愿者队伍。钱少惦记的人就少，账上一分钱没有才好呢！”张勇说。

　　为了保持队伍的纯粹性，蓝天救援队对新队员的考察也非常严格。见面会之后，志愿者每周都会收到训练活动通知，训练内容包括攀爬、使用绳索的基本功以及各种野外救援技术。3个月后会有业务考核，通过考核，才意味着有了参与救援服务的资格。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救援者，还要耐心地跟队一年左右，充分积累实战经验。这就意味着，要想成为蓝天救援队的正式队员，可能要经历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枯燥训练，还要有至少70%的出勤率。如此严格的条件使得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流失率非常的高，成立最早的北京队，正式队员也不过才120多人。

　　“只有认同蓝天理念的人，才能坚持下来。”孙硕鹏说，“他们不愿意放弃志愿服务的身份，没有任何的经营思想。就是把自己的爱好升华为一种对社会有用的服务。”

　　孙硕鹏也承认，这种升华要成为现实，必须有一定的保障机制。“比如时间，张勇为什么辞职？就是没有单位能允许他总是因为救援而无法上班。”2009年，为了更好地做好队里的工作，张勇不得不辞去工作，每月只靠社工委给的3000元补助生活。2010年，蓝天救援队曾经和北京市红十字会合作，去贵州山区寻找水源。但是因为大部分志愿者无法请长假，行动不得不利用清明假期开展。

　　在张勇心目中，最好的志愿服务模式应该是：在政府指导下，志愿者团体自我管理，保持独立性。政府尽可能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而在管理上能对非政府的公益组织信任、放活。

　　蓝天救援队广东分队里有5名队员是香港民众安全服务队的教官。香港民众安全服务队简称“民安队”，成立于1952年，与警务处、消防处同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提供紧急事故时的支持服务。民安队的队员都是志愿者，队伍每年的财政预算为7000万港币，不接受社会赞助，不进行商业运作。

　　“民间救援队的灵活性在于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在香港有专门的志愿服务时间，志愿者要参加行动，如果公司不准假，那被炒的不是员工，而是老板。”孙硕鹏说。

　　北京市政府也想仿效香港，摸索建设民间救援队的路子。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它保证了队伍的专业性，但一旦政府大包大揽之后，民间组织的活动还能不能保持自身的灵活性，令人质疑。

　　“民间组织丧失灵活性就没有生命力了。”张勇说，“如果哪天政府的要求超出了我们的底线，蓝天宁可不要这个注册。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