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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反对提分红缩收入差距 称将没实力走出国门

2013年01月10日16:43
来源:中证网
从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义,到如今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的焦点始终随着中国改革的经济现实而不断变迁。 (CFP/图)
从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义,到如今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的焦点始终随着中国改革的经济现实而不断变迁。 (CFP/图)

  编者按:从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义,到现在调节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终与中国转轨进程相伴相生、互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兼顾发展与公平的某种动态平衡。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乡二元制、国企改革、财税改革……至今仍在变化中的经济现实,不仅让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断变化,也让这个框架日益庞杂。

  八年来,一项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方案始终难产,映射出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现实。如何打破僵局,寻求共识,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与勇气。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整整十年,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名的有关增长与分配的大改革,带来了一个腾飞的黄金十年,成为日本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现在,中国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

  万众期待中,原本预计在2012年制订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2004年开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两次上报国务院,但均未获通过。2012年,这一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台,但数度推迟,坊间普遍期待将于12月出台10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把制订这一方案作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两会”后才会公布。

  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届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承诺的一项核心内容,旨在缩小中国明显拉开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两会”上,总理温家宝曾郑重承诺,本届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难事之首,便是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但即使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国民收入问题已是高层最为重视的工作,决定中国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却迟迟无法面世。

  八年难产,方案究竟难在哪里?阻力来自何方?分歧存在何处?未来能否突破?南方周末记者遍访这个领域中的学者与官员,试图寻找答案。

  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过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员组成的“起草小组”负责,他们至今未见过这一稿的方案。

  早在本世纪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1年,国务院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由当时的国务院体改办和中央财经领导合作办公室两家联手牵头,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参与。研究形成的主报告由时任国务院体改办秘书长宋晓梧向时任体改办主任王岐山和中财办主任华建敏做了汇报。

  “当时我们大家有一个很突出的共识,就是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晓梧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是最早参与收入分配改革“顶层设计”的一位学者型官员,曾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等职。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基尼系数”一词,便是由他最早编入1987年版的《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从而引入中国。

  据宋晓梧回忆,当时的研究分为若干主题,比如财税改革、社会保障、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民营资本问题、机关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等,最后形成了若干个分报告。不过,“课题组的一系列政策建议最后不了了之”。

  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撤销合并到发改委。2004年,时任发改委就业分配司司长孔泾源提出动议,希望发改委牵头起草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于是相关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启动,但直至2006年孔泾源调离就业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国务院获得通过。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自从2004年启动之后,方案制定工作几度搁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订过程,则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员组成的“起草小组”负责,他们至今未见过这一稿的方案。

  “他们找过我咨询些问题,让我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但没给我看过方案,也没有征求意见。”一位专家近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听说(方案)还处在一个比较高层的协商阶段,具体情况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订过程中,发改委曾经多次召开研讨会,在会场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发给专家、学者提意见和建议,但不允许带出会场。

  一位三次参加过此类会议的专家回忆道,“那时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页,五千字左右”,内容涉及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现实,正反映出这项改革的艰难。因为既关系到民众利益,也关系到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尴尬公开可能引来利益集团的阻挠,封闭却又难以让民众参与讨论。

  “这么大个事光靠就业分配司那几个人,有点勉为其难。”一位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整个国务院系统里人事部管公务员,劳动部管企业,事业单位多家管,都对这个问题有话语权。”

  可以想见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调整的这项改革,注定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垄断国企:难啃的骨头

  一位专家透露,方案讨论时,有人认为国企上缴分红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国企就没有实力走出国门了”。

  多位参与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讨的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国企收入上缴和限制国企高管工资,成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处。

  据媒体公开报道,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规《工资条例》中,没有使用“垄断行业”概念,而采用了“收入过高行业”、“特殊行业”,原因是如何界定垄断行业仍存在一定争议。

  一位专家介绍,一些行业主管部门一直不同意“垄断”的提法,发改委也不敢认定谁是垄断行业“我印象中开会时就有人说,‘中国哪有垄断企业啊?你给我找两个出来看看’。他们理解的垄断和经济学上的不太一样,认为垄断就是独此一家,而寡头、行政性准入壁垒、价格管制、特许经营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认存在垄断,“除了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还有数百家各种类型的中小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因此说银行业垄断恐怕站不住脚。”他说,“目前银行业盈利能力较强、利润较高,显然不是垄断造成的。”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恰恰是这些被公众称为“垄断”的行业,利润丰厚。各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行业工资前三甲基本都为金融、烟草、电力、电信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几年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多,其中证券业在2009年比全国职工高6倍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希明、李实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史泰丽2010年发表论文《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以严密的数理统计分析证明了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70%,应归因于其垄断地位及相应的垄断利润。该文获得了当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些利润丰厚的企业,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场竞争产生,他们拿着高额薪酬并且拥有巨大的职务消费空间。

  北师大教授高明华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间,金融业的高管薪酬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646%,即增长了26倍,排在其后的运输仓储和房地产业均不到7倍。而在水电煤气行业,尽管行业同期营业利润率仅增长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长率达到了333.48%。

  尽管这个高速增长需要考虑到多年前国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依然大相径庭。

  国际上对私营企业的高管薪酬无限制,但对受托管理国有公共资产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却有严格的限制和标准。一项关于2008年国外国企高管薪酬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国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资的3.5倍,平均工资的1.5倍;美国是最低工资的11.8倍,平均工资的3.8倍;新加坡则分别是5.1倍和1.7倍。

  宋晓梧回忆,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发现其利润最高的国企北海石油公司的总裁,工资只相当于勤杂工的三倍。“当时我们非常惊讶,同去的一位企业家就问他们为何工资差距这么低。那人愣了一下,反问,‘中国人只有用钱才能调动积极性?"

  2010年宋见到挪威大使,又问起现在的情况,“他说现在唯一的变化就是股权变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国家持股,但总裁还是拿公司最低工资的三倍。”

  对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难,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曾公开表示,“较之一般经济领域的改革难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车改革方案》第一稿几乎已经得到通过,但工作人员过早地透露了内容,结果引起利益受损团体的反对而难以实行。他说,“改别人容易,改自己难。”

  利润上缴便是国企改革之难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发改委官员介绍,其实从2001年起国务院便参照国际惯例确定了无偿占有国有资产的国企应该上缴红利,但当年国企表示经营困难,需“放水养鱼”。进入利润“虚高”阶段后,国企又以扩大再投资和海外并购为由拒绝上缴。直到2008年,国资委才顶着“杀鸡取卵”之名开始实施5%-9%国企分红,并逐步提高到5%-15%。这一比例远低于垄断行业上缴利润的2/3、一般行业1/3的国际惯例。

  不仅如此,就连这些并不多的上缴利润,实际上也基本未用于财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还给了上缴企业,理由是他们承担了摊派的公共事务或国家行为,比如地震灾害救助、利比亚撤侨、海外援建等。还有一部分则拿去补贴了亏损的国有企业。

  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缴红利五百多亿元,但调入公共预算用于一般预算支出的只有10亿元。2011年,央企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上缴红利800.6亿元,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仅有40亿元。

  一位专家透露,《方案》讨论时,有人认为国企上缴分红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国企就没有实力走出国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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