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冯仑：从野蛮到理想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烙印。对于冯仑而言，时代留给他的烙印就是野蛮和理想。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陕西西安报道
和一个有趣的人谈理想，是一件
可惜不是酒。两杯咖啡在面前，冯仑说两句，嚼会儿饼干，嘿嘿一笑，段子像泉水，不用喝酒也起性。似乎是不经任何酝酿，他就出口成章。大家送他“段子冯”。
冯仑身上的标签众多，曾经是重点培养的国家干部，80年代末下海，闯海南，赶上市场经济改革，大干一场，成了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代表。
和他曾经同事，后来也下海，做了同一行业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说，他们这代企业家都是“爷”，因为经历了最苦难的“文革”和有所成的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不过，冯仑的“爷”劲非常弱。在企业家堆里，他是个相当柔和而非强势的人。
只有在为数不多的事情上，冯仑会坚持强硬。譬如，理想。
他和创业伙伴王功权在美国聊天，成宿成宿地不睡觉。冯仑说，他们都是“把理想当成真”了的人，就像琼瑶把爱情当了真。所以，他理解王功权为何越来越公知，也理解为啥自己和“立体城市”较上了真。
立体城市
2012年12月15日，西安秦汉新城，一场由政府组织的“创新城市沙龙”聚拢了200多人。
主席台上坐着四位嘉宾，西装革履。冯仑坐在中间，绿色休闲皮鞋，黑色牛仔裤，黑西装，衬衣敞着两个脖扣。坐正后，冯仑拽了拽衬衣领子，又拽了拽，让它看起来更工整一些。这件西装是冯仑上午赶去商场买的。因为“下午的会要求穿正装”。平常，他喜欢“随便一穿，舒服”。
冯仑喜欢这个会，因为谈的是他的立体城市。虽然，为此，他连续两天飞来飞去只睡几个小时。
在过去的四十多个月里，冯仑一直在酝酿“立体城市”的事情。还成立了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独立于万通房产。甚至，立体城市得到了更多关爱，至少目前看来冯仑逢场必讲。在他看来，这就像一场怀孕。有欣喜有艰难有忍耐。如今，这个项目在成都、西安、温州已经拿到地。冯仑戏称，“孩子终于生了，目前看来，还是活着的。”
冯仑的立体城市是一个社会的概念。意味着在连着的几座摩天大厦群里可以完成一座城市的几乎所有功能。譬如，农业自供，行政服务，医疗配套等等。
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梦一样的想法提出质疑，包括他身边的朋友。所以，在前面的三年多时间里，冯仑没少花时间当说客。至少，他要说服投资人信服他。目前，刘永好和沈南鹏[微博]等人成了立体城市的股东。冯仑为此又多了一条说服地方政府的话匣子：“刘永好是做农业的，卖猪肉比谁都精明，国企把猪砍成十几块卖，他能砍成六十多块卖出更多钱。沈南鹏那小子是学数学的，比谁都会计算。他们来投资了，你想，立体城市能是个不靠谱的想法么？”
即便如此，他还是逃不过一个问题。
“立体城市最应该建在北上广。但是现在先是在大西北和大西南落脚了。你有无奈么？”《中国周刊》记者实地看了位于西安的立体城市的地，在距离西安市中心二三十分钟车程的秦汉新城地界上，方圆五公里都是光秃秃的地。少有人烟。西安当地人说，新城发展起来，还得个五到十年。
“就像一个风筝要飞，当然要在有风的地方。北上广缺这个风。”冯仑说，自己体验很深刻，要做一个创新项目需要当地政府在体制上有所突破，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体制是最难突破的。
“这等于立体城市的理想打了个折扣？”
“一步步来。他们也在改变。”冯仑当过国家干部，曾在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工作，“在中国，政府成本比较高，体制创新比较慢，做事情不能不考虑这些。”
关于这些疑问，冯仑早就熟练应答了。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你们问我之前，我的投资人早就把我拷问了不知多少遍了。
冯仑说，立体城市就是自己管闲事琢磨出来的，“环保啊，居住啊，这应该是政府的事，我们揽过来了”。冯仑说，立体城市好比是墙上的姑娘，好看。但是，他坚持要把墙上的姑娘搬下来放到炕上当媳妇，就必须琢磨可行性。
不过，他不愁。“等我们真的把第一个姑娘搬到炕上，把孩子生出来，别人看到你有怀孕能力了，那就能接纳你了，主动找你谈也是说不定的。”冯仑说，明年的目标就是谈北上广。
党章法宝
冯仑说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一点都不“扯”，“心里真是这样的”。
西安立体城市拿地之初，项目所在的西咸新区常务副主任王军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首先觉得冯仑这个人不错，起码他不会做坏了自己拿着钱跑了。肯定了人再谈事。这很重要。”
冯仑研究生毕业于中央党校。如今，到各地城市走一走，他几乎都能找到自己的同学在做官。在这些官同学眼里，冯仑是个“价值观很正”的商人。
十五岁入团，二十岁入党，后来进了中央党校，毕业直接进中央机关。冯仑说，自己接受的一套马列主义挥之不去，有了“烙印”。
“我想党的事，从来都是很认真。”说这句话的时候，冯仑一本正经。
有一次在香港开会，台上外国企业家在讲话，冯仑并不完全听得懂，不过还是拿着一个小本记着。会中，他朝周围一看，台下的大陆企业家们陆续离场了，抽烟的，谈事的都有，会上就剩他一个。他反思自己怎么那么听话。“我是党校毕业的。以前在党校开会，大会小会不管听得懂听不懂都拿个小本记，不离场。那时候就那样。”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至今自己还拿“党性”要求自己。“譬如，党的一大优点是纪律性，要自律。我就坚决约束自己，不触犯法律法规之外的事情。”
琢磨久了，冯仑干脆就拿党的章程作为约束自己做企业的法宝。听起来悬乎，冯仑解释，“譬如，MBA的教程里对企业家的要求也有自律，不犯法。共产党要求毫不为己专门利人，那做公司就是为股东和客户着想，一个意思。”
当然，被称为“地产界思想家”的冯仑的这个思考习惯，不仅仅体现在对党章的思考上。就连看《金瓶梅》，他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门庆就是个民营企业家。”看侦探推理小说《点与线》，他得出两条经验，“第一，一个人硬要证明有这件事情，那一定是没有的。所以，现在谁告诉我这事真有，我就说真没有。第二，爱情是不能掩饰的。爱情会有很多多余动作，所以你没法掩饰。人内心有些东西也是不能掩饰的。”
冯仑喜欢读书。他小学看《史记》，初中看《小逻辑》，大学看《资本论》，做生意之后看《道德经》和《孙子兵法》，托夫勒的《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让他开始对西方世界感兴趣。思考习惯就是从看书养成的。
和所有民营企业家一样，他也抱着《胡雪岩》生存。1988年，29岁的国家体改委干部冯仑拿到了一套四本香港版的《胡雪岩》：《红顶商人》、《平步青云》、《灯火楼台》、《箫瑟洋场》。后来，胡雪岩一系列的书，成了万通公司的培训教材。当时，有两套书被“万通六君子”推崇，一本《上海滩》，讲一个混混成为上海滩老大的故事，一套《胡雪岩》，讲的是一个没离开过政府的红顶商人的沉浮。
六个人还会开会讨论读书心得。关于政商关系，冯仑得出的结论不是“离不开”，而是“靠不住，靠山就是火山”。这也影响了万通后来的发展路径，按冯仑的说法是“没有依附于任何权贵。也不和任何官员产生密切关系”。
冯仑认为，这跟他是党员有点关系，“比较认真，对政策敏感。束缚多了，犯错误就少。”
低俗生长
市场经济初期，打江山，注定是野蛮的。冯仑的第一本书起名《野蛮生长》，他说，自己在那样的野蛮环境下，必须成一个俗人。
冯仑说各种段子，各种颜色的段子。他不拒绝低俗，而且低俗得很舒服。“就像你非让我听歌剧，非要穿正装，捆着，不舒服。”
他也经历了各种段子一样的生活，黑的白的，黄的红的。冯仑说，他下海之前“也很纯洁，说话也很正经，但是，商海里打拼，再不俗，不骂骂娘，能憋死我”。这和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关系。
1989年，冯仑下海，先给牟其中打工。牟其中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企业家，他最经典的案例是“罐头换飞机”。他还想过，把喜马拉雅山凿开一个口子把印度洋暖流引进青藏高原。不过，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牟其中身上也有陋习。这代企业家政治情节浓，讲江湖豪气，冲撞体制才得以走出来，所以做事生猛。冯仑日后总结为“流氓无产者的土匪习气”。跟了他三年，冯仑觉得价值观在受到挑战。
在冯仑的书《野蛮生长》里，他写了一段，“他(牟其中)在大街上，看别人打架就兴奋，大喊‘打啊！’‘打啊！’在香山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打得对方嘴巴缝了五针”，冯仑为此心生胆颤，也惊讶于牟其中可以为了公司利益毫无道德底线地出卖下属。这是冯仑以前没经历过的。
1989年，牟其中派冯仑去香港拿回一段电视台录像，这段录音可以澄清南德和1989年那拨人的关系。冯仑小心翼翼，甚至有点偷偷摸摸，到了香港，见人不说话，在旅馆里耗了20天。终于在一个小旅馆里见面。对方是个女的，见面后从胸罩两侧拽出两段被扯散的录音带。冯仑哪见过这个阵势，着实惊住了。
再后来，这样的阵势纯粹是小儿科了。
在他的《野蛮生长》一书中，他写了一段一个朋友被骗到KTV，对方拿刀顶着背要求签合同的事，这个朋友就是王功权。当时的万通六君子之一，时任万通的董事长。
相比之下，刚从机关出来，文质彬彬的冯仑他们并不吃香。说着“正经话”的冯仑发现自己不够黑，不够狠，“太纯洁了不行”。
后来他专门研究了一本书，《坚硬的稀粥》，“粥都能硬起来，操他妈的！我们就不能么？”冯仑说，慢慢地自己也成了糙人，俗人一枚，骂娘说脏话，来硬的。“瞧准了人，知道什么时候下家伙，眼睛像个X射线。”
这样的段子不是仅仅发生在冯仑身上，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财富诱人，但是法制不健全，多少有点混世出英雄、豪杰多莽汉的感觉。
很长时间里，冯仑的形象不加雕琢。他甚至跟黑社会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但在企业家群体当中，他从来没有被人诟病过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的另一些群体眼里，冯仑也不是“原罪”的代表。
他不是低俗到没有底线。如果涉及违法乱纪，他就小心再小心。牟其中入狱前，打电话向冯仑借钱。冯仑专门找人商量，借给疑犯钱会不会有风险，最后回复牟其中，在判决之前不借给他钱，判决后如果家人生活困难可以借给他做补贴。
冯仑一直以“做夜总会里的处女”来标榜自己。
“那你不纠结么？”
“习惯了就舒服了。”
如今，微博一热闹，处处揭短，冯仑反而觉得，“很好”。
“以前很多人只生活在幕布前面，光鲜照人，幕布之后的乱七八糟永远被遮着。现在没有台前幕后了，都曝光在观众面前。后台和前台反差大的人更容易受挫折。”
房地产商被骂了很多年，冯仑却很释然。“我们从最屌丝白手起家，有低俗的一面，没必要掩饰。因为我们脸掉地上了，大不了就是再捡起来，用不着装。那些总是光鲜、没把脸掉过地上的人，才不好过。”
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让他觉得多了一些公平。“你说我俗，但是我不装。有比我更恶、更俗的人，只是装得一本正经。”
冯仑喜欢去台湾，他觉得又热闹又好玩。“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骂过，电视上整天打嘴仗。但是，台湾的政治很透明啊，人民的生活也不是因为有批判的黑暗就过不下去了，反而会很好。”
就像，他可以说低俗的话，但内心坚持的东西没变。他第一次听说崔永元在做《口述历史》这事，觉得这家伙太牛了，做的是正事，好事。于是和王石一同赞助崔永元的项目，一直未间断过。
兄弟
采访中，冯仑总是隔几句就嘿嘿一笑。薄嘴唇抿着，稍稍上扬，中间挺起稍微有点的鹰钩鼻，还有那个像卡通一样的黑边眼镜，两撮眉毛高高挑起，分得很开。倒有几份喜感。冯仑的两本书《野蛮生长》和《理想丰满》的封面，都是他的大笑照，张着嘴巴，露出大于八颗牙齿的幅度。
面由心生。冯仑也的确不是一个强势的人。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沟通者，“我太不强势了。一堆企业家在一起，我的性格是一个沟通者，善于倾听，爱说话。也是一个大家不累的角色。我不是大哥，我是一个追随者，是个舒服的角色。在公司，多数时候也不是霸道的人。”
在他身边呆了六年的员工刘刚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多数时候出去开会，他们习惯了“不用管冯总”。冯仑会自己干一切事情，随从只通知他开会的时间地点就可以了。
在记者对诸多民营企业家的采访中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强势是他们的标签。
企业家们一同出去，联想的柳传志可以为了一个企业家迟到而一天不和那个人说话，毫不讲情面。远大的张跃不喜西餐，去奥地利时曾一人敲开路边餐馆的门，和人家一起做中餐，边吃边喝半夜才回，丝毫不顾其他人着急。对于地方的民营实业家来说，这种印迹就更明显了，日钢的杜双华外号“杜拍砖”，沙钢的沈文荣被尊为“皇”。
强势能镇得住场面，管得住员工。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民营企业里，老板就是家长，这种管理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在90年代初民企创业高峰的那个时代：市场政策不明晰，法律不健全。
还好，柔和的冯仑有一帮兄弟。万通成立之初，便是一个“兄弟企业”。万通六君子读着《上海滩》创业，信仰兄弟情义。
万通第一桶金，赚了20万，冯仑拿回来给财务(那时候，王功权的妻子管财务)，财务把钱一分不少收起来。全部用在公司里。谁也没想过要多拿一些。
早些年，万通买了一块土地，合同都签了。对方反悔说程序不合规，不卖了。当时做董事长的王功权觉得事情不妙，关掉手机，不听任何人的话，把地给退了。来来回回损失了一个亿，不过兄弟们谁也没有埋怨他。
冯仑说，在一起那么多年，“我和功权从来没有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从中学开始，自己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国”。六君子聚首后，他们发现大家的理想那么一致。一帮热血青年，开始设计如何实现理想。最后大家想明白了，“要把赚钱和改革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他们还确立了方针，“以社会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六君子还约定，谁也不移民。
冯仑生怕记者不信，强调，“我们真这么想的，不是唱高调。”经历了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残酷的“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他们这代人，这种情怀是八零九零后们难以体会的。
1994年和1998年，万通两次分家。第一次三人退出，第二次一人退出。最后，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他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冯仑选择留守万通。易小迪到了广西万通，在此基础上创建阳光100集团。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企业的老板。刘军去了四川，从事农业高科技。潘石屹[微博]则做了SOHO中国。
合伙时把酒问盏、称兄道弟，拆伙时剑拔弩张、反目成仇在民企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万通的分家非常和平。冯仑确定了一种“水浒模式”来分家，就是平均主义。大家激情聚义，和平分家，友情依旧。分家的那几年，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学习西方，越来越制度化的时间段。企业都在追逐现代化公司管理机制。
冯仑开始学王石。“现在，公司管钱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自己花的和公司花的绝对分开。按说，民营企业，我是老板，我要报销，谁不敢给我报？但是，我跟王石学的，要审计。分得很清。”
有位离开过万通、后来又回到万通的员工说，“万通就是一个良家妇女型的企业。开放，通透。”这和掌门人的性格不无关系。
一个柔和的沟通者坚持理想的方式注定不会那么激进。
末了，记者问冯仑，“会在国外做立体城市么？在国外的体制宽松，政府成本小。”
冯仑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去年，我飞了180次，我在想能不能不飞。于是算了算，因为客户飞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一半以上是因为政府来回变，来回飞，来回吃饭，走了，又变了，又得飞，又得吃饭。操。”
但是，他说，立体城市，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需求大，还有，“只有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集中力量办的很多是坏事，像‘文化大革命’。但是，立体城市需要政府的力量，它是一个社区，一个社会。”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时代。冯仑都赶上了。
“我愿意当孙子，不是装孙子”
Q＝《中国周刊》
A ＝冯仑
Q：你的两本书《野蛮生长》和《理想丰满》，把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思考了一遍。一般来说，思考力越强的人，幸福感越差，你幸福么？
A：我偶尔幸福，多数时间就是熬着的，麻木状态。我经常不知道哪是去哪是来，因为在哪里呆得都不长。
幸福是自由和满足。时间自由，物质满足。短暂的时期内会有幸福感。我就是麻木。也不是痛苦。你要的多，付出就要多。应该说，我还算开心的。
Q：民营企业生存状态不是很好，在中国，应对各种环境和关系会让企业家们疲惫不堪。你为此纠结么？
A：我有大历史观。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很释然。我读了那么多历史，知道在某个历史过程中自己扮演的角色。而且，我还比较理性，自己能解释这些事情，自圆其说，就怕自己不能解释。
Q：你是“92派”民营企业家中的一员。你们这批人，都是官员下海，接受过非常正统的革命教育，又经历了社会的残酷和变革。你觉得经历这些，对你们这批人在经商上有什么影响？共性的方面。
A：像陈东升啊，我们一帮人，下海之前的经历比较自律，是国家干部。所以，下海之后也不会那么夸张的，还是比较自律的。又因为我们和改革的步伐一起走，而且下海之前大都参与了国家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制定，对宏观经济有把控，所以会思考一些比较长期的发展，不短视。
Q：黄怒波觉得，八九十年代第一批成长起来企业家，都很“爷”。
A：爷都是从孙子来的。我当孙子比较久。当孙子很好，总是可以从爷那要东西，没人批评你，我特别愿意当孙子，不是装孙子，是真孙子。生活中，孙子是最舒服的。我想做爷，一定是先把孙子做好。
Q：你是党员，讲党性，你讲爱国么？你觉得“民族品牌”之类的红色词语，是民族企业肩负的重任么？
A：我是觉得别去为一个抽象概念做这事情。做好了，会自然达到了这个状态。要是以爱国争光之类的为己任，企业规则就乱了。
Q：你觉得自己是个有智慧的人么？
A：我能做到，再大的烂事照样吃饭睡觉。
Q：怎么做到的？
A：智慧这个东西，不是喝糖水就有智慧，得喝苦水才有智慧。有智慧，人就通透。和庄子一样，老母亲死了还唱歌。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是非标准，你就强大。像释迦牟尼，建立了自己的是非标准他就超级强大。总结起来就三句话，“常失败，少睡觉，多反省。”
Q：你觉得自己和王功权像么？
A：功权讲民主，自由，人权。终极的目标和价值观，我们这代人还是接受的。总是好事，不是坏事，没有理由我拒绝它。但是在每一个当下，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我自己觉得我很清晰。我只讲房地产和中国民营企业。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的范围非常窄。公共知识分子是操心天下的。口径上，我还是个买卖人。这辈子扮好这一个角色就够了。
Q：你的书里，提到王石和柳传志比较多。他们是你欣赏的企业家？值得推崇的是哪方面？
A：他们是前辈，我出道那会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是先进。我这个人总是树立各种先进去学习。万科是可以做成全球性的企业的。王石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会发展成全球商业领袖。马云[微博]也可能。王石花了三年时间，让自己在全球商业舞台上有资格。这是很多人看不透的事情。他的价值就在于让自己和世界有了共同的价值观。未来，王石的好时光至少还有十年。
Q：你的终极理想是什么？
A：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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