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要说国人对2013年的最大期盼，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无疑排在第一位。而收入分配改革，意味着要使我国的经济分配模式从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特征的“效率优先”的分配模式过渡到“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公平优先”模式，难度之高，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从何着手，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社会震荡，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达成改革共识，是个空前艰巨的挑战。
当然，回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程，没有一项改革可轻松达成既定目标。换言之，在中国推动任何一项改革的举措都会面临相当大的阻力。知易行难，可以说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大特征。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就认为，现在收入差距的关键问题，固然有不均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不公。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必然触及现有的利益格局，触及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这是改革难点所在。但是，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是我国社会下一步改革、转型的方向，不下决心触及现有的利益格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解决好分配问题，就会造成问题的积累，而且哪个社会阶层都不满意。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经济从公有制“一统天下”演变成公有制“一家独大”，其他所有制为补充的格局。随着改革在所有制多样性上的推进，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局面也带来了多种分配制度的共存。无需否认，在改革起步阶段，某些制度上的漏洞为某些特权阶层提供了“创租”、“寻租”的空间。当时“敢于先吃螃蟹”的企业家群体，也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商业环境中野蛮生长，完成了第一代财富积累。显然，这种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原因产生的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所积累的财富带有所谓的“原罪”。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我国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这种原罪性越来越少。现在专家所论述的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主要是指在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之下，财富所有者往往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拥有其他缺乏财富的阶层所缺少的更多机遇和成长空间。这种财富和积累之间的正反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显然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障碍。
那么如何打破这个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呢？运动式的“劫富济贫”显然不行。任何人都不能借道德之名，践踏法律的尊严，实现自己个人的野心与私欲。收入分配的变革只能也必须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在法制的框架下推行。
对政府来说，首先要转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路。须知不论经济的“蛋糕”有多大，当一些社会阶层完全无法分享到的时候，留给大家心平气和地围坐一团做蛋糕的时间也就屈指可数了。要想社会各阶层齐心协力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国经济转型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当务之急就是做到两件事。第一是建设保护弱势群体的安全网，尽可能在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机会。第二则是运用各种财政税收手段，完善社会财富在不同群体间的二次分配。而政府能否做好这两件事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在各个阶层之间达成一种变革的共识，那就是一个公平的、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可能在短期对某些群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长期的时间框架下，每个阶层都会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中获益。不论是已经推出了试点、即将在全国推开的房产税，抑或是一些媒体报道的深圳即将推出遗产税的试点，都是政府调节财富的努力尝试。这些尝试能否成功，取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公平。只要制度本身建设得当，我国各个阶层之间是可以达成互谅，形成一个长期多赢的局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会在国际层面横向的加速对资本和财富的竞争，而错误的制度设计只会刺激更多的富人移民和更大的资本外逃，这种局面只会带来双输。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需警惕在构建所谓的“橄榄形”社会时，采取过多牺牲效率的福利政策，致使整个国家丧失了竞争能力。超出政府财务可持续性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贡献”甚多。尤其在西欧，各国更为强大的工会力量、较高的累进税率、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对西欧社会的“扁平化”贡献良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福利支出上“只能上不能下”的“棘轮效应”也成了欧洲国家沉重的负担。毕竟，如何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这一永恒的矛盾之间做出最优取舍，大多数时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中国若能走出这样一条道路，那当是对当代世界了不起的大贡献。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
作者：李 翔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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