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把10个办公室并成1个 这不叫改革

　　　1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作了说明。方案显示，组建国家铁路局并入交通部、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取消卫生部、国家计生委、建国家卫生和计生委，组建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重组海洋局，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撤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组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取消广电总局。

　　总体上，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5个。

　　针对这个方案的出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表示，从2003年到2013年，大部制改革从中央开始到地方已经有10年了，但除了一些机构的整合之外，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郑永年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改革者所强调的是行政体制的内部改革，即权力在官僚机构之间的重新调整，而没有考虑到从行政体制到社会的分权。如果不能向社会分权，大部制改革不会有很大的前途。”

　　郑永年指出，政府不能向社会分权，就造成了大政府、弱政府，小社会、弱社会的局面。而这样一个局面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根源。

　　“实际上，把原来十个办公室整合成为一个办公室，把原来在这十个办公室办公的人放到同一个办公室办公，这不叫改革。”郑永年说，“很显然，大部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既和改革者的认知偏差有关，也和政府的既得利益有关，也就是说，政府不想真正放权给社会。 ”

　　在郑永年看来， “大部制”就是要建立小政府和有效政府，但由于没有向社会分权，不管权力以怎样的方式在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结果还是在各个政府部门流转，政府要承担的功能还是一样多，政府部门还是难以真正“瘦身”。简单地说，向社会分权是实现“大部制”的前提条件。再者，在没有向社会分权的情况下，政府本身仍然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不向社会放权，社会就得不到权力，就很难形成社会自我管理的局面。政府还是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这就必然出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发改委就是典型，本来的设想是聚焦于宏观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但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宏观、微观都要管理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一些地方，在实行了‘大部制’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局有数十个副局长的情况，就是这个局面的表现之一。”

　　此外，郑永年还认为，在现实层面来说，中国政府规模过于庞大，财政危机随时都可以发生。“今天，很多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困难，在乡镇一级，很多政府财政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随着高经济增长阶段的过去，政府财政收入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可以考虑把通过减少行政层级来控制和减少政府规模提升成为政府的改革议程，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