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光：“中体西用”是“自塞文明”旧观念

　　今年时逢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文字改革之父周有光先生108华诞，北京学术界举行了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责任为题的祝寿座谈会。张森根学兄给我发来了专家学者的发言，拜读后启发颇多。他还电嘱请中文系董健教授和我写点东西参与这一活动。

　　前年承森根兄送我周老的《朝闻道集》与《拾贝集》两本大作。当时拜读之后就被周老的许多真知灼见所感动，可以说得到了不少启迪。最近重读周老的《朝闻道集》后，想就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独到见解，其中特别是对清政府办洋务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认识，谈点学习心得体会。

　　周老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蒋介石、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本身就是晚清后100多年历史的缩影。可贵的是他1982年离休后，能与时俱进，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新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和中国历史文化，其中特别是对苏联、中国和美国，提出了许多创见，如对历史的“三分法”，“双文化论”和科学的一元性等等。去年11月，周老在参加一位同志90华诞时说：“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导向正道，成为现代化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靠民主化道路才能解决，中国必须走世界共同发展道路”，“建设现代化国家，正道就是民主之道，不要走歪路”，既不能走苏联“三垄断”的老路，也不能走资本作主的资本主义歪路。这种既形象又深刻的见解，与邓小平所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完全一致的。

　　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周老也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说“评介历史事件不可凭胜败定褒贬。评论历史事件标准是看它对社会促进还是促退，促进才是革命，促退就是以暴易暴”。他就是从这个标准出发来观察近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

　　目前史学界有争议的太平天国的评价。周老说：“以前对太平天国一向是隐恶扬善。国民党歌颂它因为它反对清王朝，共产党歌颂它因为它是农民革命。此次电视剧（《太平天国》）揭露了部分的阴暗面，报刊文章中又补充了电视剧中没有表现的真实”，“内讧使内幕曝光，杨秀清的狂妄，韦昌辉的残忍，洪秀全的阴险，石达开的分裂，一个个现出了草莽英雄的本色”。“从历史来看，太平天国深层次的问题是农民运动难于避免的历史错误”。“太平天国也留下了无形的革命影响。满清人的统治削弱了，清朝皇帝的神圣化动摇了，汉人的革命意识增强，在天国的梦幻消失中，民国的理论渐渐生长起来”。历史就是这样以一个否定一个的形式连接在一起的。

　　对近代史上的改革与革命，周老从变革之原今文学派庄存与、刘逢禄说起，中经龚自珍、魏源，一直说到康有为、孙中山、邹容。“洋务运动是工业化的萌芽。中国工业化的萌芽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提高对慈禧评介是错的。康有为前进了半步，孙中山跨出了一步，孙中山是伟大的”。所有这些看法，我认为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对目前历史学界流行“告别革命”或“告别辛亥革命”思潮，是有启蒙意义的。

　　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运动的指导思想，周老更是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清末革新派提出的改革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是封建为体，枪炮为用。体用分裂，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分裂，这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性质的规律，名为革新，实为守旧”，可见“中体西用”说，是为了对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目的是为了维护延续二千多年封建专制政体。我想着重就此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据我所知，最早提出这个“中体西用”原则的是革新派冯桂芬1861年刊行的《校分阝庐抗议》一书中，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作为理论正式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则是1898年张之洞写的《幼学篇》。

　　办洋务成绩最大的晚清重臣李鸿章，1862年被派到上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在给其师曾国藩信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唯火器万不能及”。这是说中国封建政治军事制度远比西方民主制度先进，只有船舰火器远不及西方，于是发起了一次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引进近代工业上，固然比那些视火船技艺为“奇技淫巧”的顽固派进步，但是在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政体上，则与顽固派并没有本质区别。

　　早期维新派对这种割裂体用分观点，一开始就进行了批评，指出是“用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封建主义的躯体”，有的则说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对它进行系统理论批判的则是启蒙思想家严复。他指出它的实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国之实弊”。在批判体用割裂时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之为用，如其种之人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须欲合之而以为一物，因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可行乎？”（《严复集》，第三册，第559页，后引只注页码）这是完全正确的。

　　对“中体西用”说，鲁迅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这是“"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习外国本领，保护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1935年，著名教育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南宁六个学术团体座谈会演讲时也说：“四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讲求新法，制造船舰。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见解是很错误的”。

　　1934年胡适写的《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说：“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最肯学习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代，他的盛世已经过去了，他已走入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等等，天文、工艺，那一样里没有模信外国的重要成份，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唐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不是采用外国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完全是学西方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史实证明：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自大，国家就贫穷落后受欺。美国学者吉尔伯达·罗蒙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一书中说：“十九世纪晚期，若从领导人对现代化的忽视程度，中国恐怕算得上是世界的冠军”（P666）。晚清大臣提出“中体西用”说，就是拒绝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自大僵化的落后观念。这不过是二千年前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在新时期的重现。在他们眼里，任何改革只能“用夏变夷”，绝不能搞什么“用夷变夏”，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对这种决不“用夷变夏”的观点，早在100年前严复就驳斥说：“继自今，凡可以治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愚也，且有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启弱，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而上焉者无论己。何则？一神州之陆沉诚可哀，而四万万之沦胥甚可痛也”（P540）这就是说，凡是有利于治中国愚贫弱病的东西，无论出自夷狄禽兽，都要学习吸收；凡是导致中国愚贫弱的东西，不管出自父祖君师的，都要坚决抛弃。他还说：“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P569页），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正如严复所说是“自塞文明之路”。他们对西方的基本态度是火船技艺等物质因素接受之，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则坚决拒绝。这就是中国近代向近代化转型艰难的深层次原因。日本之所以能够在1868年明治维新而近代化转型取得的成功，正与中国洋务运动相反，走上了“脱亚入欧”即较全方位的向西方学的道路。明治维新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放”三大方针，其指导思想是“和魂洋用”，既吸收了西方近代化的内容，又保留了大和民族的形式。

　　恩格斯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严复指出这种“中体西用”论，“循而行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则十年，多者数纪。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误之，殆无幸己”。（P558）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一书中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就恰恰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性降临毫无准备”。（上卷，第9页）成就变成了包袱，经验变成了框框，就这样，“在清朝统治下，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几乎不能接受外国政治观念”（P9页）“晚清政府缺乏打破传统和把经济搞上去的魄力、意向和动力。”（P24页）

　　170多年的近代历史证明：中国没有能够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特别是秦朝统一中国后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思想太深了，严重阻碍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精华民主和科学的吸收和容纳。对此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染缸，在外国最好的东西制度，如果染缸不变，到中国来都要变”。这个大染缸，我认为就是延续二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体西用”论，正如周老形象指出“是封建为体，枪炮为用”，是“名为革新，实为守旧”的观念。

　　写了上面这些，以贺周老108岁华诞。不当之处，敬请周老和专家学者指正。

　　方之光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本文写于2013年2月28日晚

　　作者：方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