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公众对地震“反应过度”了吗

　　雅安地震，媒体到网络都在全力关注，然而，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雅安震灾损害程度远低于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所以没必要过度反应。甚至有人把灾区的交通堵塞，也归咎于此，认为，“举国挺进，过度反应，源源不断的人涌向雅安，真正的专业救援倒进不去”，中国青年报今天刊登的文章《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无疑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

　　200多人死亡失踪，万余人受伤，这放在哪个国家都是一场巨灾，而在我们这里，竟然有人呼吁不要过度关注，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得不说，在这个苦难频发的国家，许多人的神经，经历了年复一年的矿难、洪水、地震等灾难的震撼，已变得越来越“坚强”。我感到悲哀，这个社会，最大的危险不是灾难，而是历经灾难的“锤炼”，导致的集体性麻木，导致容忍底线的一步步退却，事实上，这个趋势正在越来越明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矿难，记得2003年我刚做新闻时，一场死亡几十人的矿难，就能引发一场舆论的海啸，而现在，矿难死个几十上百人，舆论的反应却显得很平淡。此次冒出“反应过度”一说，并非偶然。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对人道灾难的关注，远远还未到“过度反应”的程度。由于体制的因素，建国后的几十年，我们对各种出现人员死伤的事件，养成了讳而不谈的习惯，我们总是在宣传救援的胜利，我们总是在赞美的灾难中的坚忍，对舍命挽救国家集体财产的行为大书特书。

　　好在汶川地震改变了这一切，在那场地震中，媒体的聚光灯第一次得以照进重大灾难的现场，苦难第一次与公众面对面，生命、人性第一次走向回归。

　　汶川应该是个开始，而非结束，我们对苦难的容忍度，应该低些，再低些，在每一个生命的悲剧面前，我们都需要唤起我们的同情心，而绝不是“适当的节制和静默”。

　　大量刺激人眼球的灾情信息不是什么坏事，灾区表现出一片宁静祥和才是最可怕的，我不否认有的人动员救灾的动机可能不纯，有借机炒作之嫌，但是，我们只需要看结果，看让灾民是否因此受惠，如果能做到这点，哪怕就是炒作，但只要未触及底线，我们没必要苛责。

　　尤其是，当中国的救灾应急体制还远未成熟之时，需要公众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来监督政府救灾行为，弥补救灾工作的漏洞。

　　事实上，此次雅安地震，灾区缺医少药、物资匮乏，伤病员亟待救治、转移等问题一直存在，当灾民忍受着饥饿与病痛之时，一些人还在谈什么“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未免有些冷血。当然，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呼吁，不能直接变成救灾物资发到灾民手中，但这绝不是什么“救灾的幻觉”，每个人的关注、转发汇集起来，就能聚沙成塔，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提醒、督促政府采取行动，吸引有能力的组织、企业出手为灾民解困。

　　我还想说的是，灾区的交通堵塞，源不断的人涌入，救援人员和物质进不去，这和所谓媒体公众“反应过度”没什么关系。

　　涌入灾区的，很大一部分，是回乡寻亲者。地震浩劫来临，亲人或生死未卜、或危在旦夕，此时，回家寻亲乃人之常情。而对于救援人员，总数有多少，多少专业，多少非专业，我们并不了解，在具体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简单得出外行挡内行路的结论，未免太武断。

　　对于灾区的交通堵塞，与其指责涌向那里的民众，不如从救灾应急角度多一些检讨。例如，既然有那么多寻亲的需求，政府为何不能组织一下，通过灾区当地政府和民众，来帮助寻亲者获得亲人的信息，对于需要现场寻亲的人，为何不能通过提供免费巴士，统一前往灾区，避免每个人开小汽车上路，增加路面交通的压力；陆路阻塞，为何不能动员更多直升机，开辟更多降落场地，将专业救援人员、物质运进灾区，把伤病员及时运出来。

　　经历了汶川、玉树地震，我们对灾后交通堵塞应当有预见，如果在第一时间将此问题纳入救灾响应机制，相信结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媒体报道灾情，只要恪守职业伦理，公众热议救灾，只要不歪曲事实，这些都是无可指摘的，只会有益无害，从大处说，这是言论自由，从小处讲，这是同情心的自然流露。在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犯得着用放大镜照着挑毛病吗？

　　作者：于平来源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