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观形成的三个阶段

　　吴敬琏是理解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变化和经济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其经济观可以大体分为三个时期来描述：

　　第一时期从1950到1982年。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从1977年开始，成为经济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活跃分子。80年代初的两三年，他与同事合作，建立了比较经济体制这一学科，在东欧改革派经济学的影响下，形成了对改革和发展问题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想法带有浓厚的“市场社会主义”色彩，取得的理论突破局部、分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分析工具，思想摇摆于斯大林-毛泽东思想体系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派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之间，而前者更占优势。

　　第二时期从1983年至1998年。在这一时期，他以重新学习经济学为契机，确立了整体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思想，现代经济学也成为他的主要分析工具。他与海内外经济学家密切合作，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整体改革方案设计、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引进和传播寻租理论、公司治理运动本土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时期从1998年至现在，在这一时期他以呼唤法治市场经济为中心拓展改革整体推进理论，强调改革过程的公正性和规范性，呼吁市场化改革与政府改革的配套推进。他从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打击腐败的战略、规范国企转制过程、发展证券市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快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多个维度论证了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紧迫性和可行途径，认为只有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法治市场经济，才标志着中国真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近10年来，他花费大量精力试图将专业知识传达给公众，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为此也承受了各个方面的误解和批评，但他坚持立足专业，开展建设性对话，其言论行为为过渡时代的公民提供了生动的诠释。

　　在这三个时期中，第一个时期可以看作一个漫长的迷茫期。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高的经济科学研究机构，曾经荟萃一批最杰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带领下，吴敬琏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堂奥，并参与了早期的中国改革调查研究以及两部著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这些经历对他形成严谨的学风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骆耕漠精读经典著作的方式给吴敬琏留下深刻印象，促使他对马列主义原典下苦功夫。孙冶方任经济研究所代所长、所长期间，以《资本论》为参照系，以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为红线，力图建立一套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吴敬琏是孙冶方领导的写作组成员和孙冶方晚年主要学术助手之一，对孙氏市场社会主义体系的贡献和局限有深入领会，并从他那里学会将基本概念与实际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他参加了于光远领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编写组内无拘无束的讨论和于光远对语言逻辑的强调使吴敬琏的思维更为开阔。

　　1971年后，吴敬琏受他的同事、杰出的思想家顾准强烈影响，重新树立独立思考的精神，系统自学了英语、中国史和欧洲史，试图将当代中国问题放在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审视。 “文革”一结束，他与同道一起热情投身于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在于光远、苏绍智、冯兰瑞等人主持下，参加了四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备和研讨工作，与周叔莲、汪海波合作写出大量批判“四人帮”封建专制主义的文章。在1979-1982年间，他与同事协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1979年底、1980年初与赵人伟负责接待布鲁斯和奥塔•锡克访华。受孙冶方、特别是布鲁斯和锡克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开始思考改革的目标模式、时机、配套条件等基本问题。这段时期，他的主导思想是带有市场社会主义色彩的市场取向改革思想。

　　1983初到1984年夏天，吴敬琏到耶鲁大学经济系客座研究。借此机会，他系统学习了现代经济学，以前的很多困惑得到初步解决。从此，他使用的主要分析工具转为现代经济学，此前带有市场社会主义色彩的市场取向改革思想变得明确坚定。这两个变化标志着吴敬琏在学术上的独立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