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寻租概念和两种改革前途的竞赛

　　吴敬琏是最先从经济体制框架特征研究腐败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政府权力对市场过程的广泛干预是寻租活动的土壤，只有加快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才能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改革速度一旦放慢或停滞，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泥潭的可能性就越大。

　　1、关于价格双轨制和非法利润。中国在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和允许民营企业存在的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双轨并存的局面。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进行了一次保持双轨制利弊得失及其发展走向的大讨论。吴敬琏和赵人伟在一篇对这一讨论进行总结的论文中，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它所造成的若干不利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计划内外的巨大价差，给近年来迅速增加的非法套利活动提供了温床”，其长期延续“弊多利少”，“甚至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建议“力争早日打破这种双重体制相持、双轨价格交错的困境，使新的经济机制尽快地起主导作用。”“其首要步骤，则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理顺价格，同时建立起新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框架。”

　　2、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和寻租理论的引进。1988年，不平等竞争，“官倒”活动、“以权经商”，靠价差、利差、汇差发财的活动有所发展，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成为热点话题。在此背景下，吴敬琏与荣敬本等人先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刊发尼古拉斯•拉迪的《中国经济体制再造》一文，这是第一篇研究中国经济时使用了寻租理论的论文，随后编辑部组织专题讨论会研讨寻租问题，并在刊发寻租理论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于1989年整理为论文集《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出版 。

　　当时普遍将腐败看作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吴敬琏则指出，市场的基本秩序和基本规则是平等竞争，当前的消极现象不是因为市场规律，而是由于“看得见的手”踩住了“看不见的手”。由于“保持行政管制，使部分人能够凭借特殊权力取得租金，对于有这种机缘的人们是最为有利的，这较之通过剧烈的市场竞争增加利润要省力得多。如果这一切都已经清楚，根本的出路也就易于明确了。这就是解除对微观经济活动、包括厂商价格行为的行政管制，放开价格，健全市场，开展平等竞争——这正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 王元化看到吴敬琏的论述后，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可以令人信服的说明。”

　　3、关于改革过程的公正性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预警。在1997年吴敬琏等人提出 “要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切实防止公共财产向少数人流失，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之外，还要采取多种政策工具“防止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

　　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将大规模展开之时，吴敬琏在1998年指出一些原来打着“坚持公有制”旗号力图保持对企业控制的权势人物“咸与维新”，社会公正问题突出出来，“制定规则已成当务之急”，“如果官僚们的力量太强大了，就会发生俄罗斯那样的情况，大部分财富被一小撮人鲸吞，而百姓却变得一无所有，那就国无宁日了。”他强调指出，“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继续搞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而当前“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要避免其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现法治。”各种财产变动，“都要遵循以基本法为基础制定的法律规则。” 1999年，他又以更学术化的疑问句表达了相同的思想：“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他对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过程应建立在规则和法律基础上的论述未能迅速转化为有效政策，他在1998年提出的问题在2005年左右成为全国“国有资产流失”大争论的中心问题。

　　4、关于两种改革前途的赛跑。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吴敬琏一面担心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一面为浙江、广东等地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感到鼓舞，认为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对于这种喜忧参半心情，他1998年援引了《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形容：“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此后他一再援引这句话，指出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两种前途、两种力量并行赛跑的局面，至今为止，谁胜谁负仍在未定之数，但拖延时间越长，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就越大。

　　对于这种局面，他希望通过开展理性的讨论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他自己身体力行，对寻租的重点领域进行了研究。如他对我国证券市场上“政府托市、公司圈钱”，以及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坑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支持传媒对资本市场黑幕的报道和披露，主张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并因此被动卷入2001年掀起的、席卷全国的股市大辩论 。他一再建议政府应当归还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帐，尽快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基金管理与基金运营分开”的原则加快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新体系，抑制社会保障基金的挪用和滥用，但他的建议虽得到过总理的赞同，但未能转化为实际政策 。他一直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侵吞国有资产活动提出批评，一方面坚持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方向，一方面强调建立产权变更规则，保证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 。但他的立场很少得到理解和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