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东风”

　　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高位回国，林毅夫受到国内学界和业界的热烈追捧，凡是有他参加的论坛讲座都是人满为患。不过，林毅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在世界银行“受了很多气”，跟国际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讨论，人家根本不拿正眼看人，只是“半睁着眼睛 ”，而且根本不理会你的不同意见。

　　这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为什么“理直气壮”？林毅夫认为，他们“理直”，是因为他们有理论支撑，所以气才壮。而我们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在那里非常被动。

　　在去世行之前，林毅夫是抱着“赶考”的心态去的，可是四年下来，他的感受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他接触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家也并非“神通广大”，“那些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甚至连这次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原因都没搞清楚，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在世行的几年里，林毅夫跟他们有过数次不同意见，最后都证明他们是错的。至此，林毅夫感到，那里根本没有“真经”。

　　于是，“受够了气”的林毅夫回国之后，一口气出了六本书，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宣讲，旨在建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他说：“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一定要有更全面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状况有实在了解的理论创新，然后我们在国际场合要参加各种讨论，才能有理有据，之后才能营造我们更好的中国复兴的外部环境。”

　　归纳起来，林毅夫目前着力创建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括超越凯恩斯主义、新结构经济学和超主权货币的概念。

　　超越凯恩斯主义

　　金融经济危机导致一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已经在全球发生过多次，一般来说，IMF对此有三板斧：首先，危机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其二，危机国货币贬值，短期内增加出口，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第三，国际组织给一笔短期援助帮助危机国渡过难关。

　　这三个政策只有结构性改革是真正有效的。后面两个政策实际上很难实施。首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贬值会导致其他国家或地区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这个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已经发生了。而如果危机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的话，短期援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是结构性改革会带来短期阵痛。结构性改革就是政府减少支出、减少工资和福利、减少赤字，金融机构去杠杆。如果能做到这些，这些国家可以提高其竞争力，政府财政收入增加。问题是，现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已经很高，政府如果推行这些结构性改革的话，失业率会进一步增加。这在现实中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而林毅夫认为，他在2007~2008年期间提出的“超越凯恩斯主义”（Beyond Keynesianism）可以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就是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当成一种有效的投资，当前创造就业创造需求，将来不用增加税收。它与“凯恩斯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支出应是“消除生产瓶颈、提高生产率”的投资。

　　林毅夫说，这个经验来自国内。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时任总理朱镕基当时推行了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的里程从1998年的4700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5100公里。积极的财政政策让我们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保持平均7.8%的增长率。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让我们经济增长的潜力增加了。

　　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因此其投资回报率未必很高。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有很好的投资前景。2009年，林毅夫进一步提出“全球的超越凯恩斯主义计划”，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找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地方投资。

　　具体来说，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既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瓶颈，又可以带动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出口、增加就业，为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在林毅夫看来，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做任何投资，市场会调节所有供给需求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发展基础设施，可见民间并没有动力去投资耗资巨大、收益期长的基础产业。

　　虽然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先后跟世行和IMF的政策制定者提出过他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不同意”，所幸2011年IMF提出的政策建议总算跟林毅夫2010年向其着力推荐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一致。

　　新结构经济学

　　在林毅夫的著作和演讲中，他不厌其烦地强调，不但中国仍将保持8%的增长率，“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他的发展思路对头、政策对头，应该都能维持7%～8%的增长率几十年，显著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中等甚至高收入国家。”前提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要摒弃原来的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而林毅夫为此开出的药方，就是他的“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林毅夫一直在推“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理论。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之一，主要研究对象为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过程。

　　林毅夫认为，不论是第一波的“结构经济学”，还是第二波的“新古典主义”，都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真正能够从低收入国家晋升到高收入国家的只有两个经济体，大多数都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而真正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其政策推行的时候常常是受到批评的。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型加工业的经济体，有效地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它们施行的战略当时认为是错误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轨经济的时候，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应该直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但最后中国采取的是双轨制经济，反而获得了成功。

　　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主义便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实践提炼出来的。他说：“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应该找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转化为竞争优势。” 而发展中国家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发展大量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东亚“四小龙”早期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导向、积累资本、产业升级。

　　在林毅夫看来，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巨大的机遇。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其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为其他收入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而“全球的超越凯恩斯主义计划”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消除发展瓶颈，增强发展潜力。

　　正因如此，林毅夫很自信地表示，他不是“乐观派”，而是“客观派”。

　　超主权货币

　　林毅夫认为，这场经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这场危机产生最根本的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不论是金本位、特别提款权、美元独霸，以及多元储备货币都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超主权货币是凯恩斯于1944年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提出的，结果是凯恩斯的提议未被接纳，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凯恩斯的班柯（Bancor）实际上是跟一篮子的主要商品挂钩，包括黄金。但是跟黄金挂钩的缺点就是黄金不能随着国际贸易和实际经济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以黄金作为储备有一个通货紧缩的压力。

　　林毅夫提出了他的“纸黄金”（P-Gold）概念。所谓“纸黄金”，是由国际机构发行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纸币，它独立于各国自己的货币体系之外，由各国用来作为储备货币。这种货币可以保持稳定的汇率，且可以根据世界经济的情况来增加，这样可以避免金本位制的通货紧缩趋势。“纸黄金”也可以避免像美元这种主权货币所导致的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道德风险。总之，“纸黄金”既有法定货币的优点，又有黄金的稳定性。

　　但林毅夫也说：“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超主权货币能否被接受取决于我们在政治上有没有共识。”他认为，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被证明是有严重缺陷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有达成共识的可能。

　　凭借上述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林毅夫初步构建起了一个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连同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乐观估计既受到了广泛关注，也遭到国内经济学家的一些质疑。这些创新能否在全球刮起经济学理论的“东风”，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会有答案，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舒瑾来源陆家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