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既得利益难以解决的两大原因

　　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周其仁教授在发言中谈到，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但中国体制改革之所以这么难，原因在于大词汇非常妨碍社会进步。我们这个国家大词汇是非常流行的，动不动主义，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一跟主义扯上，就讲不清楚了。另外，既得利益这么严重，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就连最高级别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多决定写的东西也不执行。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其仁：

　　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难，1978年到2013年是35年了，我们还要讨论改革。为什么我们的体制特别难改？现在一个认识是既得利益非常严重。但是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任何游戏规则都会有既得利益、都有赢家，赢家当然不愿意退出比赛还要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严重？吴老师著作里面好多内容，我讲讲我读书的体会。

　　我们的既得利益有一些东西包着它，比如大词汇，实际上非常妨碍社会进步，我们国家大词汇非常流行，动不动主义。是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一跟主义扯上，讲不清楚了，不容易把它拿下来。它说它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谈改革就是反对共产党，多数人不能讲话，那只好说你想咋办旧咋办。

　　推进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切开，什么是大词汇，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件事情。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明明有些部门就是创新动力不足，什么都拿在手里，不向国民提供很好的产品和服务，最新的例子微信，中移动早就搞过飞信，搞来搞去搞不起来，我们大学同学很多用飞信，到最后只好不用，人家搞出一个微信，三亿人五亿人在用，咱们就说增加收费，别的本事没有这个本事有。它是什么主义？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纯粹是市场经济当中进步动力不足的部门压进步动力足的部门，这个事情很清楚。我的看法要推进改革，恐怕还得有一套分解的办法，要把一些大的东西跟经济现象经济问题讨论做一些区隔，不做区分包在里面讨论不清楚，师出无名，一碰就碰到所谓红线，到底什么是红线？社会主义到底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这些问题跟经济改革的问题如果靠的太紧了容易把既得利益包在大词汇里面，没有办法。

　　第二，我在阅读当中感到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们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它，我们注重本质和理性，不大注重所谓的程序和理性。一个问题吵到最后怎么办？没有一个程序平台把已经明显看出的问题解决掉，最高级别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多决定写的东西也不执行。市场要成为经济稀缺资源配置基本的机制，这个写进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一遇到情况出台临时性的政策，比如限购。市场经济怎么可以不准人买东西？你不准人买东西也可以，经过一个程序来，我们没有程序。急的时候啪啪什么办法很快出来，小事情讨论，大事情说出去就出去了。“十二五”、“十一五”五年计划好多专家力量制订，提法措施改来改去，全国人大讨论，可是写的东西最后说不办也就不办了，全国人大通过的东西有没有权威性？好像也不那么权威性。我们有很多含糊其词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很好发挥地方法规的作用。进一步推进改革除了讨论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恐怕要有程序性的解决，什么问题通过就可以干。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么就全国整齐划一，要么说不动都不动，高层的提法像我这样的人读起来总觉得含糊其词。比如，有进有退，那就是进也对退也对；有保有压，保也对压也对；两个毫不动摇，国进毫不动摇发展国有经济，民进毫不动摇发展民营经济。

　　我非常同意刚才江平先生讲的，这也是吴老师倡导的经济改革一定要跟着法制结合起来，把很抽象的东西变成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前推。中国的体制为什么这么难改？当然因为难改需要有人坚持，吴老师80年—2012年白纸黑字在这里坚持了这么多年。刚才林毅夫讲我们是后一辈，很难改持续下去，需要后一辈学习前一辈好的地方，加以学习发扬。